黄埔十大名将

在抗战时期,黄埔军校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将领。他们拥有超高的战略智慧和军事才能,尤其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虽然这些将领分别忠于自己的政党,但他们都曾挽救中华于危难之中,值得后人景仰。

黄埔军校不乏优秀将领,在这些人当中,俞济时、张灵甫、邱清泉、黄百韬、孙元良、胡琏、谢晋元、高志航、林彪、郝柏村十人因他们卓越的军事才能被后人称为“黄埔十大名将”。

主要角色

    俞济时

    人物介绍

    俞济时(1904—1990),字良桢,浙江奉化县城奉南村人。据说是蒋介石的外甥。

    早年在县城永丰店当学徒,1921年在慈北鸣鹤场当民信局信差,次年任福建浦城县政府庶务。后投身到族叔、黄埔军官学校军需处长俞飞鹏处,得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1926年任侍卫大队排长、连长。次年,侍卫大队扩大为警卫团,任营长、团长。1928年复扩为警卫第一旅,任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1930年再扩大为师,任警卫第一师师长。

    1932年任张治中部八十八师师长,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受重伤,次年任浙江省保安处长。后改任第58师师长。 

    第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王耀武第51师(辖周志道151旅、李天霞153旅)和俞济时第58师(辖吴继光174旅、邱维达172旅)合编而成。 

    1937年任七十四军军长,参加南京保卫战等。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期间,随侍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总统府第三局局长。

    1949年去台湾,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及战略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1990年逝于台北。

    著有《时代新军人应有之修养》、《孙子之战术战略思想采微》等。

    人物生平

    俞济时9岁入显承初级小学,继入锦溪高等小学,其间曾因目疾辍学。1921年去慈北鸣鹤场,任民信局信差4个月。翌年任福建浦城县政府庶务。

    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见习,旋任排长、侦察队长,参加两次东征,由少尉升至少校。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九团团附、总司令部警卫团第二营中校营长等职。参加北伐。翌年任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上校团长。1928年参加兖州、大汉口战役。未几,改任国民政府警卫团少将团长。翌年起任警卫旅长兼代中央宪兵司令、警卫司令部司令兼第一旅旅长等职。1931年12月改任陆军第八十八师师长。

    1932年1月奉令率师参加凇沪战役,在庙行镇、蕴草浜一带抗击日军,因腹部中弹,返后方治疗。翌年1月任浙江省保安处长。1934年11月兼任浙赣皖闽边区“追剿纵队”司令,率部进攻边区革命根据地,阻击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次年7月任陆军第五十八师师长。11月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

    1937年8月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率所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转战于青浦、苏州、武进一带,继参加南京保卫战。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88师师长俞济时就致电蒋中正,主动请缨,要求前往上海增援 。面对自己的亲信爱将的杀敌请求,蒋中正喜在心头,他回复说,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果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随着第五军成军,俞济时的88师归于张治中的辖制,挥师沪上 。俞济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庙行血战,88师防线被突破,俞济时亲率部队,杀上阵前,腹部受了重伤,肠子穿孔 。由此,俞济时也获得了国民革命军的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俞济时撰写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中,记录了88师伤亡的人数共计3219人,占到了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1091名勇士壮烈殉国,这个数字还不包括88师独立旅的伤亡情况 。

    1938年5月参加河南砀山及兰封之战,同7月升第三十六军团军团长,调江西参战。1938年10月,在万家岭激战中,击溃日军一个旅团。11月中旬,兼任长沙株洲警备司令,处理长沙大火善后事宜。1939年1月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参加南昌会战。6月调任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参加南浔路会战,三失高安而复三得。10月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940年1月兼浙江省抗敌自卫团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8月兼浙东海防总指挥。翌年4月中旬,镇海、宁波、绍兴、海门、温州等地相继失陷。

    10月奉召赴重庆,派往仰光考察。1942年11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翌年兼侍从室第一处副主任,后兼代主任。11月随侍蒋介石赴埃及出席开罗会议。1944年8月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一期受训。翌年3月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任侍卫长及第一处代主任。5月专任侍卫长。11月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1946年9月当选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翌年7月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1月享受陆军上将待遇,5月调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1949年1月随蒋介石退居溪口,4月25日离开奉化,后去台湾。

    1949年8月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仍任侍卫长职。翌年3月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及战略顾问。1951年卸侍卫长职。次年辞第二局局长职。1956年以后,任历届“总统府”国策顾问。1990年1月,病故台北。著有《时代新军人应有之修养》、《孙子之战术战略思想采微》及《八十虚度追忆》、《八六述怀》等。

    薛岳奇电

    “你如儿戏命令,我就儿戏汝命!”薛岳给俞济时拍了一封中外战史上恐怕都少有的“奇电” 。

    1938年7月初,大本营变更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决定调集40万兵力,各型飞机300余架,舰艇20余艘,迅速攻取武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1938年7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任蒋介石为武汉保卫战总指挥,重新将全国划定为九个战区,并向各战区下达了《武汉会战方针及指导要领》。该《作战方针》明确指出:以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九战区的部队为主力,动员总计约100万兵力,承担保卫大武汉的作战任务 。其中,第五战区的作战区域主要集中在大别山南北两麓的豫、皖、鄂三省,下辖孙连仲为总司令的第3兵团和李品仙为总司令的第4兵团;第九战区的作战区域在鄂、皖两省的江南地区及赣、湘两省的全部,其下辖薛岳为总司令的第1兵团和以张发奎为总司令的第2兵团 。

    第1兵团的防区是长江南岸的江西和湖北地区,74军隶属第1兵团指挥,这样,薛岳把俞济时从豫东平原又带到了赣北的崇山峻岭 。

    武汉保卫战从安庆打响了 。

    1938年6月15日,皖省省会安庆失陷,日军溯江而上,40天内连陷马垱,彭泽、九江、姑塘,一下子将战线推到了庐山脚下 。

    根据日军的进攻态势,薛岳将所部之第4军、8军、70军部署于南浔线正面的金官桥一带;将第25军、66军布阵于星子、东西孤岭一带;将第29军、74军设防于德安一线。

    金官桥是日军攻打庐山,阻断南浔铁路的正面突破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薛岳令64军军长李汉魂率其统辖的粤军两个师和第10军部队防守右翼;以第4军、第73军、第74军等部队防守左翼,第70军为预备队,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

    1938年7月31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之下,分两路沿南浔铁路、公路南下,集中炮火,猛轰粤军阵地 。

    粤军素以骁勇善战、敢于牺牲闻名。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之下,他们前仆后继,接踵而战,但低劣的武器使他们不到2天时间里便伤亡迨尽。薛岳只得将70军换了上去 。

    70军是一支湖南部队,战斗力较差。眼看70军也支撑不下,金官桥阵地就要被突破的情况下,薛岳给俞济时连拍了两封“AAA”级电报,命令他无论如何1日之内赶赴金官桥,守住70军的阵地 。

    74军正在德安一线警戒着日军101师团的佐枝支队,突然接到这份军令,俞济时很是不快,况从德安到金官桥有300多里的路程,加上启运装备,全军1万多人,1日之内不吃不喝不睡也未必能按时赶到 。上次兰封之战中74军本是攻打野鸡岗的主力,但最后的主要战功却算在64军的身上,李汉魂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而俞济时只得了次一等的云麾勋章。在俞济时的眼里,这是薛岳他们广东人相互捧场挤兑外省人的表现,我俞济时岂是吃这一套的?凭我与蒋委员长的表舅关系,凭我曾任过委员长的侍卫官的渊源关系,凭我在委员长心目中的分量,你薛岳未免太看轻了我俞某人了。揩屁股的事尽让我74军去做,我今天偏偏耍你一耍,看你能把我俞某人怎么样 ?

    这样想来,俞济时便压下薛岳的命令,按兵不发 。

    70军的右翼阵地已经丢失,薛岳左右等不来74军,气得像激怒的叫驴,直跺双脚。拍电报问74军在何处,俞济时竟推说被敌纠缠,走脱不得 。

    “你如儿戏命令,我就儿戏汝命!”他给俞济时拍了一封中外战史上恐怕都少有的“奇电” 。

    俞济时以一副急煞皇帝闲煞太监的样子,满不在乎地跟薛岳玩起文字游戏来“我敬军令,更惜性命,奈山重水复,插翅难飞,怎办 ?”

    薛岳被噎得半死,黄埔嫡系的骄横他今天算是从骨子里领教到了。看来,奴才还是听主子的,他薛岳要想让74军听令,就不能不搬动蒋委员长了 !

    他连忙给蒋介石拍电述说了情况。蒋介石见俞济时闹得也实在过分,当即令74军沿德(安)浔(九江)铁路连夜赶赴金官桥阵地,“抗令当以韩向方为鉴!”1938年初,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字向方)对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抗令不遵,最终被蒋介石处死。蒋介石搛出韩复榘的事当然是做给薛岳看的:你看我蒋某人,关键时刻还是会不论亲疏的 。

    薛岳当然心里也清楚蒋的把戏,但此时他要的是援军,74军能来就行,你逗什么心眼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 !

    有了蒋介石的“严令”,俞济时极不情愿地赶到了金官桥前线。从此之后,他与薛岳,包括64军的李汉魄等便结下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

    当然,一上战场之后,俞济时是不曾儿戏的,74军到底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把70军的残部往后一拉,自己往前几个冲锋,即把金官桥丢失的阵地又给夺了回来 !

    106师团啃不动74军,南浔线上敌我呈虎视端端的胶着状态。同时,东、西孤岭一线,101师团也被25军、66军粘在那里望“岭”兴叹 。这种状态对我有利,它拖住了日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时间,但让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如坐针毡,焦躁不安 !

    失宠内幕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以后,俞济时随蒋去了台湾,1949年8月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仍兼任侍卫长之职,翌年3月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及战略顾问。以俞济时的背景和资历,按照趋势他肯定会成为台湾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事实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俞济时于1951年卸任了侍卫长的职务,次年辞去第二局局长之职,1956年以后,俞济时被排挤出了侍从室,只好去做“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冷板凳。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之后,启用新人,有意冷落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以期重整国民党。俞济时辞去侍卫长或许与此有关,但是,这些没能影响到俞济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若深究原因还得从1955年发生的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件说起。

    1955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俞济时在家擦拭自己的枪支,不小心走火,子弹击伤了他的大腿。这件事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怎么会如此大意致使枪支走火?仅仅就这个事件,蒋介石也应该怪他老迈混狂,难堪大任了。然而,偏偏就在第二天出了一个事情。

    这天上午,在台湾南部有一场演习,蒋介石准备亲自前往现场校阅。按照惯例,只要是蒋介石参加的任何重要场合,俞济时都要事必躬亲,亲自前往现场督导警卫安全事宜。但俞济时刚刚受了枪伤,自然不便前往。然而,就在他受枪伤的那天夜里,蒋经国手下的政工特务们宣称他们破获了一个有军人和外国势力设计的“叛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在演习的当天,演习部队的炮口都是朝着司令部的阅兵台上。当时,特务们破获的所谓叛变其实就是“孙立人兵变案”的一连串的案件的开始。

    孙立人很快就被软禁,而做梦也想不到会和孙立人事件扯上关系的俞济时也难逃厄运。事情就是这么巧合,这每一件事看起来都是很有逻辑地、紧密衔接的发生着,不仅俞济时一头雾水,就连蒋经国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俞济时用了苦肉计,以自伤为“叛变”制造良机。但是俞济时因枪伤的确不能和往常一样一样亲临现场督导,更是险些造成蒋介石被刺杀的结果,就算他不是孙立人一伙的,也算是玩忽职守了。据蒋介石的贴身卫士回忆,不仅蒋经国手下的特工如此推理,就连蒋经国也向蒋介石说:“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什么时候不好枪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阅演习的前夕,发生枪支走火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打伤的是大腿,您看这合情理吗?是不是要借故不到会场,故意使出的一计苦肉计……"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俞济时的忠心是没有怀疑的,但是,大家都这么说,他心中的天平也在一点一点的倾斜。当时蒋介石正在着力培养蒋经国做接班人,而这次蒋经国这次能够运用自己的力量“破获”孙立人案,让美国人的阴谋落空,这是天大的功劳,蒋介石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于是,蒋介石对蒋经国的建议无不应允。在这个大背景下,不论俞济时做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了,出事的当天,他没有去现场是事实,况且一个玩了一辈子枪的人竟会在擦枪的时候走火,这是不论怎么解释也不会令人信服的。从这次事件之后,俞济时逐渐被迫离开了侍从室的核心领导地位。不过,蒋介石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上将军衔的“国策顾问”作为对戎马一生的俞济时的安慰。

    俞济时在这件事情上自然有说不清的地方,但蒋经国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也是事实。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无非是蒋经国为了培植自己的力量而清除阻力。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有意扶持小蒋,而蒋经国此时也已经做好了接班的心理准备。1951年,蒋经国正在积极筹备政工干部学校,他需要一批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的人马。于是,他想到了俞济时手下的侍从室的年轻的侍卫人员。这些侍卫人员。经过专门的训练,沉着冷静见多识广。蒋经国想把这些人变成政工干部学校的第一期学生,这样不仅有利于学校的运转,更能把这股势力转为自己所用。蒋经国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建议,被俞济时一口回绝了:“蒋总统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卫人员给你调去当学生受训,那么官邸的安全谁能负责?”蒋经国在俞济时这里碰了壁,顿时感到像俞济时这样的从大陆过来的手握重权的人物,实在是他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阻碍,如果遇到机会,该搬动的就应该搬动一下了。可巧几年后发生的演习前俞济时擦枪走火的事件,蒋经国自然要借机搬掉这块大石头了。

    蒋介石要传位给蒋经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俞济时在这大势面前却不能及时转向,还是一味的只对蒋介石尽忠。即便老蒋知道俞济时一片的赤诚。但是,为了给蒋经国开辟一条道路,也就不得不把他打入冷宫了。

    人物年历

    1924年春由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官冯启民、吴蜗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学习。

    毕业后任军校教导团第一营第一连排长。党军第一旅第一团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营长。

    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补充团团长,第一师第四团团长,第九师第二十五旅副旅长。

    1928年任第六师第三十一团团长。蒋介石警卫团团长。

    1930年6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兼代中央宪兵司令。同年9月任国民政府警卫司令兼中央警卫一旅旅长。

    1931年任中央警卫师副师长,警卫军第二师师长,第八十八师师长。

    1932年初编入第五军序列,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

    1933年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浙赣皖边“剿匪”第二纵队司令。

    1935年任第五十八师师长。

    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兼五十八师师长。

    1938年6月任第三十军团军团长,兼第七十四军军长,后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浙江抗敌自卫团副总司令及宁台守备军总指挥。

    1939年1月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转任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先后兼任第五军军长和第八十六军军长。

    1942年11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兼三青团中央第一届监察会监察。

    1943年11月护卫蒋介石到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

    1944年底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冬起任军事委员会军务局中将局长兼侍从室侍卫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起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9年到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和国策顾问。

    1952年退役,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查看更多>>

    张灵甫

    人物生平

    1903年8月20日出生于长安东大乡东大村。

    1921年考入长安中学。

    1923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期间同第一任妻子邢凤英结婚。

    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

    1926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后简称第1军)第21师步兵排长见习官,后升任排长。

    1926年秋冬任第1军第21师连长。

    1928年12月29日任第1军第1师第2旅6团1营2连连长。

    1929年5月任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9连连长;

    1930年5月任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少校营长;

    1932年冬任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中校团副;

    1933年任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期间同第二任妻子吴海兰结婚;

    1935年枪杀吴海兰,被判死刑入狱;

    1937年获释出狱,回西安闲居,期间同第三任妻子高艳玉结婚;后任第51师师部高参;

    1937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74军(后简称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

    1938年3月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副旅长

    1938年9月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少将旅长;

    1940年冬任第74军第58师副师长;

    1941年10月24日任第74军第58师代师长;

    1941年冬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师长;

    1944年5月任第74军副军长;

    1945年2月20日授予少将军衔,同月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期间与第四任妻子王玉龄结婚;

    1946年4月20日任第74军中将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

    1946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

    1947年5月16日于孟良崮战役中战死,时年44岁。

    人物经历

    年少成名

    1903年8月,张灵甫生于西安郊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张家家境尚好,很早就送他到省城西安读书。青年张灵甫酷爱书法,每逢节假日都带上纸笔到西安城内的碑林临摹碑帖,他的书法很快远近闻名。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张灵甫当着于右任的面挥毫泼墨,连写五幅字。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中学毕业后,张灵甫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也积极参与,但他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加了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

    黄埔新星

    1926年张灵甫听从于右任的建议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四期学员,与后来的同僚胡琏、李弥,以及对手林彪、刘志丹是同学。“文北大,武黄埔”,张灵甫可谓文武双全。后来,带兵打仗之余张灵甫还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写了《遭遇战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我带兵的经验》等众多文章,堪称军事理论家。

    黄埔四期毕业后,张灵甫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1师任步兵排见习官,不久见习合格升任排长,开始参加北伐战争。北伐结束后,张灵甫调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这个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嫡系部队中,张灵甫升迁至团长。 

    古城杀妻

    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任职。不仅如此,张灵甫所在的第一师是第一军里的王牌,可谓嫡系中的嫡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对张灵甫十分器重,视为心腹。1933年,年仅30岁的张灵甫就当上了第一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此时,张灵甫所在部队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交战,经部队朋友介绍,张灵甫与吴海兰相识。1933年冬,两人在四川广元拜堂成亲。—年后,女儿张清芳出世,一家人其乐融融。不料1935年竟发生了“团长古城杀妻”的惨剧。张灵甫究竟为何杀死自己的妻子?据张灵甫的后任妻子王玉龄回忆,张灵甫曾说:“她拿了我的东西,我问她又死不开口。”但张灵甫并没有解释吴海兰到底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以致他痛下杀手。直到张灵甫死后多年,当年与他私交甚笃,曾经长期在他手下任职的刘光宇透露了玄机:“吴海兰偷了张灵甫的文件。”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当地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张灵甫担心妻子可能沾了共产党的边,但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又不便声张,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盘查,不料吴海兰对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气急败坏。他的性格又容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吴海兰有通共嫌疑,对爱妻的“背叛”行为极为震怒,拔枪的瞬间,眼睛里已经没有爱妻,只有“共党”了。

    自首释放

    吴海兰被枪杀的事情传到了她的娘家四川广元,吴家的人悲痛欲绝。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写了控告信,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西安的女界得知此事,义愤填膺,加上报上原本已经揭露过这起案子,一时间舆论大哗,声称要为吴海兰讨个公道,严惩杀人凶手,中央军团长杀妻案一时在古城闹得沸沸扬扬。女界虽然吵吵嚷嚷,但是婆婆妈妈们也奈何不了军队,张灵甫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

    吴正有正没奈何处,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的人趁机把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的手里,希望上面能有人出面干预一下。于凤至接了状子,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诉了宋美龄。那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一看状子,团长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明触犯了国法,怎么能置之不理?于是她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蒋介石一听有人告状,说自己的黄埔门生无理杀妻,非常生气,立刻吩咐下面将人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胡宗南在西安接到了命令,他叫来了张灵甫,告诉他这下子娄子捅大了,现案子已经闹到了南京,校长下了命令要把他押送南京法办。张灵甫自知罪责难逃,于是他向胡宗南表示,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再让师长为难,自己遵命去南京投案服罪就是了。

    张灵甫把自己要到南京去投案的事告诉了家人,将历年来的私蓄全都留给了家里,在家盘桓数日之后,便只带着几套换洗衣服上路了,连盘缠也没多拿,说是一路上自己可以卖字为生。从陕西到南京路途遥远,中间还要倒几次车。张灵甫独自一人离家,也没人管他的去向,他一路走走停停,半路上见所带盘缠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卖起字来。他的字写得越大越见功力,字体工整苍劲,写的对联条幅还真有人来买,就这样信笔游蛇,竟让他一路赚到了盘缠到达南京。他也果然没有食言,径自去军法处自投罗网,被拘押于老虎桥模范监狱。

    案子审完了,起先初审内定是要判处张灵甫死刑的,连名字也被打上了红勾,择期待决。偏偏祸不单行,在被判处死刑之际,他又在狱中染上了疟疾,几乎奄奄一息。张灵甫赔了夫人又折了前程,在多重打击之下,他心灰意冷起来,反正枪毙也是死,病重也是在等死,他绝望地破罐子破摔,连申诉也放弃了,但求一死了之。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和他的关系不错,他对张的处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为张灵甫打气,还悉心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也许是命不该绝,张灵甫凭着年轻力壮的原始本钱,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听从典狱长的劝说,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 

    张灵甫走后不久,邢凤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男婴,这是张灵甫的第一个儿子。随着儿子的出世,张灵甫似乎时来运转,没过多久,他竟然被赦罪释放了。张灵甫很可能在狱中写的申诉书中,辩称怀疑妻子窃取他的军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杀之。如此,他被上峰认为是冲动之下“大义灭亲”之举,属情有可原,因而对他网开一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血战日寇

    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风光的一页。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51师、58师编成第74军。随后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51师在淞沪战场的罗店一战成名,极大地鼓舞了战地的士气。本师在上海首战告捷,远在武汉的张灵甫也为之欢欣振奋,翻阅着手中报捷的报纸,他的内心也有一丝遗憾。现正是军人在卫国战场上一显身手的时候,51师的抗战第一仗却根本轮不到他出阵,谁让他只是个徒有虚名的高参,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呢。一直等到十月份,新兵团总算完成整训输送到了前线,这个团的番号是: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张灵甫这个上校团长,才正式开始了抗战生涯。

    1937年12月5日,张灵甫率305团投入南京保卫战在淳化镇附近构建新阵地,阻击日军掩护王耀武51师退入南京,双方展开肉搏战,张灵甫的左臂中弹负伤不下火线,团长负伤不退裹伤犹战,榜样在前,官兵们无不感奋力

    拼,在张灵甫的带头冲杀下,305团终于在夜战中拼死夺回了河定桥阵地,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此后张灵甫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奔波激战近五天。在战役中张灵甫率部死守华严村以一团之力与日18师团血战一昼夜,最终也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因作战有功,张灵甫被提升为153旅副旅长兼305团团长。

    徐州会战

    1938年4月,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张灵甫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在1938年徐州会战中,74军51 师在三义集围攻土肥原师团,张灵甫率305团与纪鸿儒的302团合两团兵力进攻日军阵地,战斗中纪鸿儒团长在率部突入日军外围战壕时身负重伤,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张灵甫得知即赶往诀别,也不顾是否在部下面前有失副旅长尊严,抱着纪鸿儒当众抚尸痛哭,尽显袍泽深情,并发誓要痛杀倭寇为战友复仇。经奋战多日重挫土肥原部,毙敌四千余。张灵甫亦前额中弹昏迷达六小时之久,直至多年后战死之时仍有弹片未取出,因作战有功擢升为51师153旅少将旅长。

    武汉会战

    在1938年9月武汉会战中,敌第106师团进攻万家岭,企图包围中国第一兵团德安阵地左翼。薛岳命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战斗异常惨烈,日军第136旅伤亡惨重,武器装备损失严重。我第66军攻克石头岭,第74军猛攻长岭、张古山,争夺激烈。经过数日的拉锯战,中国军队逐渐缩小了对敌包围圈,使敌仅占据万家岭(海拔50米)、张古山等之间的10多平方公里的窄小地区。

    1938年10月8日,冈村宁次发现第106师团陷于绝境,慌忙派飞机空运弹药粮草,并派第27师团救援,但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进展缓慢。

    蒋介石得到战报后,命令薛岳尽快消灭敌人,打一个大胜仗。9日,薛岳下令从各师中选派精兵强将,组成敢死队,于当日晚7时从敌后偷袭敌军,抢占制高点,两面进攻。这支敢死队的队长就是张灵甫。张古山的地势,明摆着对在山上凭险据守的日军极为有利,在这样的山势前,靠仰攻拿下山头是要付出极大伤亡代价的苦差使。由谁来担纲主攻?王耀武在师部召集旅团长们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已是51师153旅少将旅长张灵甫主动请缨:“师长,张古山就交给我吧!”,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灵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一批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 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

    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他们沿着后山绝壁攀木挂树,在黑暗中披荆斩棘,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从日军疏于防范的张古山后山绝壁上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夷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张古山的攻取封死了日军106师团的最后退路,该师团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据日本俘虏后来交代,当时只要国军再推进100米,106师团的师团长就只得剖腹了。这差点成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荣获四等云麾勋章。

    上高会战

    1940年冬,张灵甫出任74军58师副师长。

    1941年3月15日,张灵甫代理58师师长,指挥58师参加上高会战,作为上高会战的首功部队74军的核心部队58师与余程万的57师一起与日军血战11日。在其他部队到达后,率58师首先反击,重创日军34师团,33师团,上高会战74军歼敌16000人,缴获骏马2800匹,击落敌机一架。击毙日军中将、少将各一名,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被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此役58师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何应钦称之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2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调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第六师团,精锐的第三师团,以及第40师团围攻74军,在永安58师孤军作战,与日军精锐的第三师团主力和第六师团一部混战,第3师团在作战期间损失严重,仅步兵第18联队就死了八个中队长,花谷旅团伤亡人数据日方的报告达八百余人,11军军长阿南惟畿在永安之战后认为该师团损失甚大,以致不忍使该师团再向株洲追击一事来看,日方战史所报的该师团实际损失人数很可能大为缩水。58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参战官兵为官兵约一万一千九百人,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

    浙赣会战

    1941年10月24日张灵甫接任58师师长。

    1942年6月浙赣会战,张灵甫率58师在衢州外围与日军血战3日,击毙敌86联队第3大队队长长岛田仁次郎。

    鄂西会战

    1943年6月6日鄂西会战,74军58师与51师携手打击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和第3师团,两师协同夹击敌独立混成第17旅团,使得该旅团成为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支部队,其独立步兵第87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和第88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殒命。6月13日,张灵甫率58师主力收复瓮安。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日军精锐南京大屠杀元凶13师团主力5个联队猛攻慈利,慈利地区正面主阵只有张灵甫58师孤军作战,日军另一精锐师团第三师团全部和13师团剩余部队一起与74军另一师51师,100军激战在慈利附近地区,74军,100军顶住日军两个精锐甲种常设师团5昼夜的进攻,其中13师团慈利战后伤亡近一半,张灵甫转守为攻,向13师团残部发起猛攻,率58师收复黄石,九溪。58师略事整顿,于12月8日复向停留在漆家河畔的第13师团发起进攻,与51师一起夹击漆家河东北之敌,第13师团的最后防线终于被突破,敌师团长赤鹿理也在督战时负了伤。

    第四次长沙会战

    1944年5月,张灵甫升任74军副军长兼58师师长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指挥58师在益阳、宁乡诸战中,毙敌七百三十六人,伤敌一千六百九十七人,自身伤亡一千六百余人,58师伤亡较大,长沙失守后,58师是极少数受军委会表彰的部队之一。

    此后张灵甫一直在湘乡至邵阳一线继续与敌40师团鏖战,战至1944年5月10日,张灵甫会同前来增援的第19师一起克复永丰,之后暂留守永丰抓紧进行战地整补,58师经过连日激战,伤亡日渐加重,超过四分之一,军委会要74军解围衡阳,1944年7月23日,张灵甫率58师向金兰寺方向出击,与116师团激战两人,与敌援军激战2日,于27日立即派部猛攻金兰寺,在张灵甫与唐伯寅(19师)的合力奋战下,金兰寺终告克复。29日,张灵甫到达衡阳附近,鸡窝山,张灵甫师负责进攻鸡窝山日军,与日军116师团一直在鸡窝山附近战斗,由于张灵甫师此前一直在前线与日军血战,攻至衡阳附近时全师伤亡近四成,战斗力大大下降,至8月8日张灵甫收复鸡窝山,通向衡阳大门敞开,同日,日军攻克衡阳,方先觉投降,直至8月10日,58师仍在鸡窝山以东的1066高地与敌激战。

    第58师是该次会战中个别表现优异的部队,军事委员对他在会战诸战役中的卓著战功给予了高度肯定。1944年8月,张灵甫因功授勋,膺荣宝鼎勋章,1945年4月在湘西雪峰山战役,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主力血战获胜,获三等宝鼎勋章,抗战胜利后颁授胜利勋章,再获颁忠勤勋章,随军的美军观察顾问也对他的表现欣赏,张灵甫还获得了美国金棕自由勋章。不久之后,74军奉命卫戍南京,拱卫首都被称为御林军,张灵甫升任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

    战功卓越

    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擢升,几乎年年晋级受奖,在国民党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

    跛腿将军

    张将军在军中是有名的“瘸腿将军”。他真正重伤断腿成为“瘸腿将军”,是在张古山之战五个月后的高安战役。张古山胜利后,张灵甫之后不久率部参加了占领南昌会战。

    1939年3月底,日军占领南昌,张灵甫奉命率

    领自己的部队赶到南昌西边的高安作战,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在先锋部队冲击受阻的情况下,在后方指挥的张灵甫再一次扮演了突击队长,他把钢盔往头上一扣,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增援前军。看到旅长带头增援,前军将士士气大振,打退了日军。

    就在大家庆祝胜利的时候,战场上却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张灵甫倒在地上,身上还压着几个部下。大家仔细一看才发现,张灵甫在冲杀的时候,右腿膝盖被鬼子的机枪扫中。几个卫兵慌忙把张灵甫架到略安全的地带,查看伤势。可张灵甫对自己的腿伤不以为意,拼命地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卫兵,找个卫生兵简单地包扎止血,还想要拖着伤腿继续指挥。没办法,部下只好强行把张灵甫从火线抢下,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直到这时,张灵甫才意识到自己的腿伤有多严重。

    日军的子弹正好打中了张灵甫的右膝,造成膝盖严重骨折,战场上包扎得太匆忙也没注意消毒,高安战地的医护条件很差,伤口当时清理不清,加上火车上的长途劳顿,结果等到达桂林的后方医院,张灵甫的伤口红肿滚脓,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医生检查过伤势,判断他高烧多日不退应是细菌感染严重所致,鉴于创口溃烂面积有扩散的趋势,不采取断然措施及时抑制的话,恐怕会危及生命,医生建议他最好接受截肢处理。这下张灵甫可急了:“不行!锯了腿,我还怎么回去领兵打仗?”

    医生耐心向他解释,晓以利害,可是张灵甫根本不管那一套,他甚至从腰间抽出手枪,拍在医生的桌子上说:“踞腿还不如先一枪打死我!”医生战战兢兢答应他尽力治疗,不提截肢。

    张灵甫还不放心,生怕医生护士在他睡着的时候做手脚,他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睡觉的时候,张灵甫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就是怕医生趁他睡着的时候做手脚。

    张灵甫的伤腿石膏打了大半年,还是不见起色,伤口总是反复发炎,右腿仍有不保的危险。内地医疗条件有限,若要转往香港治疗,费用昂贵,张灵甫自忖难以负担,薛岳接到王耀武的报告,得知张灵甫的治疗情况不佳,于当年的12月特地转报蒋介石,说张灵甫在高安战役负伤过重,恐成残疾,请求为他特赏养伤费以慰创伤。最后,还是蒋介石特批了养伤费派飞机,才得以在次年前往香港玛丽医院,接受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的诊治。

    张灵甫的右腿手术相当成功,医生向他保证,只要静心接受治疗,完全能够痊愈。康复应无问题,张灵甫这才放下心来。可张灵甫却在休养的关键当口决定提前出院回到战场。

    玛丽医院的院长是个英国人,在张灵甫接受治疗期间,听说张灵甫要提早回去,起先以为他是不堪承担昂贵医疗费的缘故,便好心劝他说:“你的伤再继续治疗半个月多就可以复原,否则可能抱残终身。如果费用有困难的话,医院可以减免。”

    其实不然,真实的情况时:有一天早上,张灵甫在病床上照常打开报纸,内栏的一则小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这是一则新颁布的规定。张灵甫看后,叫来主治医生,告诉他自己决定要提早出院。所以才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出院回国。

    张灵甫谢过院长的好意,说:“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军令不可违。”遂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离去。院长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因为失去了这半个多月的休养,回国拆掉腿部的石膏之后,满怀希望的张灵甫沮丧地发现,他的右腿是保住了,右腿膝盖关节变得僵直再也不能弯曲。坐着的时候,他只能一条腿弯一条腿直。走路时,也只能直着右腿走路,成了“瘸腿将军”。

    内战兵败

    淮阴之战

    国民党整军会议后,第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军),辖整编51旅、57旅、58旅共3万余人。此时的整编74师已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长期受美国顾问训练,时称国民党部队五大主力之首,军长张灵甫改任师长。

    1946年7月,国军集中58个整编旅(师)的重兵进攻华东解放区,其中主力31个旅进攻苏皖解放区,另27个旅进攻鲁南,牵制山东解放军。而张灵甫的整编74师作为主力中的主力负责主攻淮阴,淮阴是苏皖解放区首府,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意义,即使在解放军采取积极防御,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战略下,也是属于不到万不得以绝不轻言放弃的要地。当时华东解放军主力有山东野战军(简称山野,陈毅指挥,共约7万余人)和华中野战军(简称华野,粟裕指挥,共约11万余人)。

    7月淮南战局恶化,解放军除留第6旅16团和地方部队外,主力撤出淮南。9月,国军兵锋直指淮阴,第7军进攻泗阳,掩护74师侧翼;74师配属工兵第15团沿运河主攻淮阴;整编28师之192旅为预备队,在74师后跟进。此时华野主力正在苏中作战(即苏中七战七捷),山野主力则在沭阳以南。在国军发起攻势后,解放军以华野9纵在运河与洪泽湖之间设置三道防线,作为防御正面。

    1946年9月12日,经三天激战国军第7军突破9纵第一道防线。9月13日,第7军和74师同时展开攻击,于当日下午突破第二道防线,陈毅山野主力无法及时南下,只得急令2纵向淮阴开进,但沿途道路桥梁均遭破坏,无法及时赶到。陈毅只好急电粟裕:“……总之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俱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粟裕见形势危急,急调第5、第13旅星夜北上驰援,粟裕亲率主力第1、第6师也随后北上增援。但是从海安到淮阴,多是水网地带,又逢大雨,道路泥泞,部队只能走水路,但一时间又没有足够的船只,一次只能渡1个旅,加上国军飞机的封锁,只能在夜间行动。华中主力赶到淮阴最快也得到20日。而事实上,19日胜负就已经定了。

    1946年9月14日,谭震林和张震在码头南岸开设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淮阴地区作战。

    1946年9月15日,双方在淮阴外围杨庄、马头、小桥一线激战,9纵及第5、第13旅拼死抗击,尤其是从高邮兼程赶来的第13旅(即皮定钧旅),是参战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对突破运河的74师连续实施了9次反冲锋,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晚74师攻占杨庄和码头,逼近淮阴。

    16日,为确保淮阴,谭震林下令扒开运河大堤,放水迟滞74师的攻击。

    17日,战况更为激烈,74师在炮火和飞机助战下,连续组织5次猛攻,解放军集中所有兵力火力全力抗击,但第一道防线仍被突破。

    18日张灵甫亲临一线督战,并于午夜发起猛攻,74师派出2个连从9纵与5旅的结合部成功突破,根据俘虏供述的口令诈开淮阴南门,进城后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建立阵地,74师主力随即从正面猛攻。解放军5旅在敌前后夹击下,被迫放弃阵地,解放军组织皮旅和9纵预备队实施反击,也未奏效。华野主力刚到淮阴城北,立足未稳无法顶住74师的猛攻,被迫于19日撤出淮阴。74师继续南进,又于22日攻占淮安,至此,国军基本控制两淮,张灵甫获三等云麾勋章。两淮和华中解放区基本丧失,华野主力只得北撤山东,华东局势日趋严重,解放军在华东只剩下了山东解放区,对于兵力补充、后勤补给和部队回旋都造成了很大困难。特别是随着两淮的丧失,华中解放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运河税务失去了,华中主要的工商区也失去了,对南线作战负面影响很大。

    一战涟水

    国军攻占两淮后,稍加休整,于10月开始进攻涟水、益林地区。解放军在涟水外围集中了第1、6师、第9、10、11纵队共23个团的兵力,另以第5旅守涟水城。

    1946年10月4日粟裕在涟水以北15里盐河北樊卜庄的前线指挥部里亲自召见了5旅15团团长李士怀,由15团担负城防。之所以选择15团,是因为在前2、3个月里,15团和74师在六合、天长、马坝、淮阴先后多次交锋,对74师的战术有所了解。

    1946年10月15日,15团接管城防,以第1营担任城南守备,这里是废黄河故道,视野开阔,最关键的南门渡口由第1营第2连第3排配属营直属60炮班(3门60炮)防御;第2营部署在位于盐河和废黄河之间的带河镇,构筑了3道野战工事,扼守通向涟水城的大路;第3营部署在城西关,其中第9连为团预备队。此外涟水、涟东两县成立了后勤司令部,由县长陈亚昌任司令,县委书记胡启奎任政委,组织民工2万多人支前。

    1946年10月19日,74师兵分三路,以宽正面向涟水攻击前进,东路57旅,由淮安经席桥、顺河集向茭菱镇前进;中路51旅由淮阴东马厂经钦工向涟水前进;西路58旅由王营沿盐河河堤攻击带河镇。

    20日下午3点左右,74师先头部队与15团在汤庄遭遇,74师51旅前卫连遭到伏击,51旅在第二天中午才推进到涟水城南的废黄河南岸。

    1946年10月22日,74师集中全师炮火猛轰南门渡口,然后连续3次组织强渡废黄河,均被击退。74师毫不气馁,继续发动了第四次进攻,解放军南门渡口守军伤亡殆尽,终于被74师突破。解放军1营预备队和从茭菱赶来增援的5旅第13团迅速赶到,苦战之后封闭了缺口,74师也因伤亡惨重后继乏力而被迫退至废黄河边的沙滩上,重新收拢集结部队,在沙滩上建立了阵地,并冒着解放军的炮火搭建起了浮桥。同时,解放军也在废黄河的第二道大堤和城边构筑了新的工事。

    74师在猛攻南门渡口时,还对带河镇和西关两地发动攻击,带河的进攻被15团2营击退,西关战况也相当激烈,3营伤亡很大一度形势危急,投入团预备队后才勉强守住阵地。同时在东路的74师57旅一部企图在茭菱镇附近强渡废黄河,也被解放军击退。一天的战斗下来,尽管解放军守住了阵地,但城防主力15团几乎死伤殆尽,才只经过一天的战斗一个主力团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这在以前还从未曾有过。当晚15团因为实力大减被迫缩小防御正面,南门渡口至杂姓庄的阵地由13团和独立第5团接替。入夜后13团在城内西南角的妙通塔上建立了重机枪阵地,以火力控制了全城制高点。

    1946年10月23日,74师在5架B-24解放者轰炸机和7架P-51野马战斗机的空中掩护下,强渡废黄河,上午8点,解放军在74师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第一道大堤,退守第二道大堤,74师后续部队开始渡河,这时妙通塔上解放军的重机枪开火,用火力封锁了 74师后续部队,但是解放军已无力组织反击,夺回桥头阵地,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个白天。

    入夜后,解放军5旅14团在旅长成钧带领下赶到涟水,立即发起反击,经过一夜激战,14团重新夺回了第一道大堤,将74师已过河的部队压缩到河边沙滩上。然后14团接替了独立第5团的阵地,这时沿废黄河从东向西的守备部队是:13团、14团、15团。

    24日夜,在14团与敌人激战的同时,解放军神速插入74师背后,收复了顺河集和带河镇,切断了敌人的后路。

    25日早晨,74师经过一天休整,直叩涟水城下,城关上下激战竟日,74师51旅主攻重点是14团阵地,战况殊为激烈,多次发生白刃战。14团1营400多人只剩下50多人,只好缩编为一个连,团里的勤杂人员也全部组织起来投入战斗。

    下午,74师57旅170团投入战斗,该团以士官和老兵组成“敢死队”配备自动武器,经炮火准备后向南门阵地发起总攻,并在解放军14团3营阵地上取得突破,然后一鼓作气,接连冲过第二道、第三道大堤,其中有一个连甚至突入涟水城内。解放军5旅组织了所有部队坚守涟水城垣,从突破口两翼组织反击。就在此危急关头,解放军6师、10纵增援部队赶到,这两支生力军以一部加强防御,一部实施反击,才将74师击退,74师进入涟水城内的一个连也因被隔断了与主力的联系于当夜被歼。

    26日,整编28师192旅和74师并肩发起攻击,双方在大堤附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解放军主力第1、6师、第9纵队和第13旅相继投入战斗,74师经多日苦战,兵锋已疲,主力被迫撤回废黄河南岸。入夜,解放军兵分三路发起反击,2个小时便全歼黄河北岸74师57旅2个营。同时解放军一部在淮阴东20里处的老垛、新渡口一带渡过废黄河,并与收复顺河集的解放军一起击退在钦工、茭菱之间的敌人,歼灭74师58旅172团一个连和28师192旅一部。

    27日早晨,解放军彻底肃清了废黄河以北的全部国民党军。当天解放军全线出击,第5旅配合6师从正面反击74军;皮旅、9纵继续攻击带河镇附近国军;1师、10纵从涟水东南越过废黄河,向钦工出击,配合正面作战。

    30日晚,经过一夜激战,解放军收复了茭菱镇。

    31日在茭菱镇西南,解放军歼灭28师192旅和74师57旅一部。

    二战涟水

    12月,国军卷土重来,投入整编74师和整编第28师第192旅以及第7军一部共5个旅,由整74师师长张灵甫统一指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解放军以27个团围攻鲁南临沂、郯城,另以24个团阻击华中北上之敌。担负涟水防御的是华野6师和淮南独立6旅。此次张灵甫吸取了教训,改变战术,12月3日首先以74师57旅和192旅向解放军6师17旅阵地作正面攻击,解放军沿涟水以南层层设防,4日占领解放军一线阵地。

    5日,解放军6师分路出击,企图夺回失守的一线阵地,但均告失利。6日国军继续推进,解放军退守顺河集一带节节阻击。双方激战十日,解放军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涟水以南。

    12月14日,张灵甫集中74师51旅、58旅和第7军一部共3个旅由王营、悦来直扑带河镇、大关,从西面攻击涟水,这支奇兵一举奏效,当天便突破了淮南独立6旅在带河的阵地,傍晚就已打到废黄河大堤。解放军这才察觉74师的主攻方向,从正面抽调6师16旅急返涟水,配合淮南独立6旅阻击敌人。

    16日拂晓,74师集中全部炮火轰击涟水城,炮击一停,即以营、团发起集团冲击,而且一波连一波,前赴后继,经白刃肉搏于上午8时突破大堤进逼城垣,中午时分便攻入城里。接到涟水以西告急华野第6师奉命兼程回师增援,结果急行军35千米,在涟水城外2.5千米处与已攻取涟水的74师接战,6师几次反击均被74师击退,6师伤亡超过5000人,被迫撤出战斗。据江渭清回忆,当时陈毅口头通知他代行司令员职务,将6纵纵队长王必成撤职查办,押来野司。粟裕认为战役失利原因很多,不能只怪王必成一人,但作为主要前线指挥员,应该好好检查,建议留职检查。王必成只说了一句:“给什么样的处分,我都无怨言,只是希望日后打74师,绝对不要忘了6师!”粟裕立即将参谋长陈士榘召来,当面命令:以后凡我华东部队组织歼灭74师的战役,一定让6师参加,一定让王必成同志参加。并特别嘱咐将此命令记录在案,存档待查。半年后,歼灭74师的孟良崮战役中,正是王必成指挥的6纵(原6师改编)从鲁南飞兵急进,夺占垛庄,切断74师退路。

    殒命孟良崮

    1947年3月,国民党军改变战略方针,由对解放区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编成3个兵团,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战法,于4月上旬成弧形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鲁中或迫使其北渡黄河。华东野战军决心寻机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但除于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1个整编师外(整编第72师杨文瑔部,4月20日遭到数倍于己的解放军三个纵队的围攻,该师(欠一个旅)据守泰安城顽强抵抗,曾一度使解放军进攻受挫,但终因援军不至寡不敌众于26日覆没),由于国民党军行动谨慎而未获战机。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国民党军密集不好打时,忍耐待机;一不要性急,二不要分兵,将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遵照这一指示,于5月上旬调整部署,将主力后撤至莱芜、新泰以东地区隐蔽待机。

    顾祝同得悉华东野战军主力撤退,即令所部向博山、沂水一线疾进。担任右翼进攻之第1兵团司令官汤恩伯不待相邻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74师为骨干,在整编第25、第83师配合下,于1947年5月11日自垛庄、桃墟地区进攻坦埠,企图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另以第7军及整编第48师北攻沂水,策应整74师作战。华东野战军原拟首先集中兵力,截歼孤立、暴露之国民党军右翼第7军及整48师,但由于国军战斗部署被泄露,华野11日晚获悉处于中间战线之整74师冒进,便于就近集中主力加以割歼,当即改变决心,首先歼灭该师。第2、第3、第7、第10纵队分别钳制和阻击河阳、新泰、莱芜地区的国民党军第7军、整编第11师、第5军等部,使其不能向整74师靠拢,而集中主力第1、第4、第6、第8、第9纵队,实施中央突破和断其退路,歼灭整74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

    至1947年5月13日,整74师先后占领杨家寨、马牧池等地。当晚,华东野战军担任迂回穿插任务的第1、第8纵队,分由整74师的两翼寻隙向纵深楔进。第1纵队第3师攻占曹庄及其以北高地,构成对蒙阴整65师的正面阻击。该纵队主力则攻占黄斗顶山、天马山、界牌等要点,切断整74师与整25师的联系。第8纵队攻占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切断了整74师与整83师的联系,一部占领孟良崮东南之横山、老猫窝。与此同时,第4、第9纵队从正面发起攻击,占领黄鹿寨、佛山、马牧池、隋家店一线。第6纵队从鲁南铜石急速北进,于14日晨抵达观上、白埠地区。整74师在其外围各要点失守后,仓促向孟良崮、垛庄收缩;华东野战军随即加速进攻。第4、第9纵队经彻夜猛攻,进至唐家峪子、赵家城子一线;第6纵队在第1纵队一部协同下,于15日拂晓攻占垛庄,切断整74师的退路;第8纵队攻占万泉山,同第1、第6纵队打通联系,形成对整74师的四面包围。

    整74师被围后,致电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求援,但是蒋介石认为整74师占据着制高点,享有地利之优,加上其强劲的战斗力,附近又有兵力雄厚的外围部队,正是与华东解放军主力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命令整74师坚决固守,吸引解放军主力,来个中心开花!有关电文如下:

    “顾司令祝同兄北恩伯、灵甫兄勋鉴:今已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甚喜。其惊之因是灵甫被困,随时有危险发生。其喜之因是灵甫给我国军寻找了一个歼灭共军陈粟部于孟良崮的大好机会。因为我74师战斗力强、装备精良,且处于有利地形;再之,有恩伯、敬久、欧震三兄兵团大军云集,正是我国军同陈粟决战的好机会,现命令74师灵甫部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再调10个师之兵力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举改变华东战局。总之,一切均仰仗诸位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为党国大业献身出力,乃千秋之荣也。”

    蒋介石一面命令该师固守待援,一面严令整编第11、第65、第25、第83师以及第7军、整48师等部,迅速向整74师靠拢,并急调第5军、整编64师、20师和9师兼程驰援,集中外线10个整编师(军)企图在蒙阴、青舵寺地区合击华东野战军主力。华东野战军严令阻援部队坚决阻住援军,主攻部队经调整部署后,定于15日下午发起总攻。 盂良崮主峰向西北连接两个540高地,西北端为520高地;其东南为芦山,东为雕窝,东西长约10公里,向北岗峦起伏直抵汶河,向南4公里为临(沂)蒙(防)公路,该山区山峰陡峭,多悬崖绝壁,山上无水,草木甚少。

    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在向南突围未遂后,即以第58旅扼守主峰、芦山、雕窝高地;以第5l旅扼守520与两个540高地;第57旅位于两旅之间的570(史称600)高地:师指挥所位于东540高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迅速歼灭整74师,第9纵队一部在炮火支援下,于16日8时攻占雕窝。第4纵队一部于攻占330、高地后,首先楔入520高地与西540高地之间,切断守军退路,连续打退守军4次反击,与第1、第9纵队各一部于午夜占领520高地,歼守军大部,其余部撤向540高地。各部继向西540高地发起攻击。第4纵队一部攀登陡峭山坡,从侧后插上西540高峰,突然向守军发起攻击,守军急速向东540高地溃退。张灵甫被迫率指挥所转至570高地;—16日拂晓,整编第74师以1个连至1个团兵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西540高地进行连续反击,第4纵队坚守部队伤亡较大,在十分危急之际,第1、第4纵队各一部赶到,将敌击溃。第9纵队向东540高地攻击的部队遭守军优势兵力的反击,攻击受挫。期间第8、第6纵队于歼守军一部后,正向芦山攻击前进。

    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整74师伤亡惨重,但仍不失王牌军的风范,丝毫未见溃乱,每一阵地都经过数次乃至数十次争夺,防御相当顽强,反冲击仍是相当凌厉,战况之激烈为解放战争以来所罕见。张灵甫预感到已处绝境,于当日下午决定突围,首先在飞机掩护下兵分两路向垛庄突围,被6纵击退,再向西突围又被1纵打退,继而向东,虽然夺回雕窝高地,但突围还是被9纵所阻。国民党空军投下的大批粮弹,多为解放军所获。

    得知整74师被围,蒋介石急令各部齐头并进,拼死也要解张灵甫之围,8时,蒋介石亲自向外线援军下达手令:

    “山东共匪主力今向我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齐向当面共军猛攻,务期歼灭共匪,以告慰总理及阵亡将士在天之灵。如有萎靡犹豫,梭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共匪漏网逃脱,定必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延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希望奋勉勿误。”

    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也相继电令各部加速前进,外围督援的10个整编师(军),于16日上午向孟良崮山区迅速靠拢,又为解放军的阻援部队所阻击。同时国军驻济南和徐州的第5大队27中队的P51、第1大队的B25和第3大队的P51的战机,频频出动,倾尽全力空中掩护,由于战区狭小,双方战线又是犬牙交错,空中掩护很难奏效。此时,第9纵队继续以一部兵力由正北和东北向东540高地攻击,一部向5

    张灵甫将军图集70高地和孟良崮主峰攻击。13时,第4纵队主力附山炮5门,向东攻击540高地,第6纵队一部亦由南向东540高地攻击,战至14时,攻占该高地,守军第51旅大部被歼。第8纵队和第6纵队一部于13时攻占芦山,歼守军第58旅3000余人。

    在解放军的猛攻下,整74师余部被迫收缩于孟良崮、570高地及其间的凹地,隐蔽进行整顿和组织顽抗。第4、第6、第8、第9纵队合力总攻,解放军一纵切断黄伯韬、张灵甫之间的联系。八纵、九纵形成包围之势。 黄伯韬见状危急,急率整25师前来支援。张灵甫向黄伯韬撤退。解放军切断(整)七十四师退路,张灵甫被优势解放军压迫,孟良崮乃光秃秃之石山,山上无水。国军水冷式马克沁机枪,无水不能发挥威力。外线阻援激战不休,孟良崮地区战斗也紧张进行,陈毅、粟裕对战况非常关心,几乎每隔5分钟就打电话向各主攻纵队询问,主攻各部也意识到情况紧急,奋力突击。解放军弹密如飞蝗,射击在石头上,跳弹横飞,一弹连伤数人。(整)七十四师损伤惨重……战至17时,将国民党军精锐“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整编第74师全部歼灭,张灵甫在发完最后一份电报后与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等集体自戕!悲壮!壮哉!

    有抗日名将猛张飞之称的张灵甫受到了解放军的“厚葬”。当时担任华野6纵政治部副主任的谢胜坤主持了仪式。一棵古树下,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买来的,十分华贵。棺材旁边停放着张灵甫的尸体,已经为他穿好簇新的军装,洗过脸,伤口也整饰过了。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国民党军服,张灵甫是穿着解放军的军服下葬的。掩埋张灵甫前,谢胜坤向上级请示:俘虏中的一个少将旅长和8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张灵甫。“大家都觉得,他们跟着张灵甫出生入死,这种感情难能可贵,就同意了。”9个国民党将校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痛哭流涕。

    于1947年5月16日,全歼该顽于孟良崮。战斗中击毙七千余名,官兵万五千人悉数被俘。”张灵甫在战死前有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死亡之迷

    长期以来,关于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死因,流传甚多,那么张灵甫究竟是怎么死的?

    死亡前因

    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潜伏在国防部的共谍利用国防部有关人员对鲁南山区地形不熟,极力促成了置重装备的张灵甫整编74师于死地的作战计划,鲁南山区尽是崎岖的山路,整74师人马拥挤,宿营、补给均极其困难。因为到处都是岩石,很难构筑工事,大炮不能灵活运动,拉拉推推,几乎变成了累赘和废物。对这种“逢山不能开路,遇水(汶河)搭不成桥”的绝境,整74师将士都有怨言。

    据随军国民政府官员毛森后来的回忆录说, 张灵甫当时牢骚满腹:“我是重装备部队,如在平原作战,炮火能发挥威力,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能应付;现迫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牵大水牛上石头山。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吧!”由于北进山路越来越崎岖,整74师的榴弹炮营和战车连被迫后撤到临沂未参加战斗,加上山区不利于重装备部队展开作战,大大降低了整编74师的机动作战能力,导致其在孟良崮被解放军5个纵队合围而最终全军覆没。

    共产党的“当场击毙”说

    1947年5月我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当场击毙张灵甫,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我军当时和后来一直公开和明确的说法。5月18日,即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即从华东前线发布我军孟良崮大捷的消息。5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军在孟良崮战役击毙整编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等。同日,《人民日报》在配发的记者纪实报道中写道:“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军第一个美械师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已为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国武器击毙。”“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五十八旅一七二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弹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人民解放军已备棺代为埋葬,以待张氏家属前来领柩回籍。”另从新近出版的《粟裕文选》收入的一则电文中,亦可进一步明确这一事实。5月3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说:“据最后检查证实,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确于十六号下午二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击毙。当特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

    后来,共军战史和大陆相关出版物,使用的都是“击毙”或“当场击毙”的说法。

    国民党的“自杀成仁”说

    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自杀”身亡,是国民党方面的认定和一直所宣传的。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中将师长张灵甫之死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对国民政府以极大的震动。

    5月19日,蒋介石在其举办的第二期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痛陈74师在孟良崮失败的教训,声称这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当天他还亲自飞往徐州,与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研讨山东军事,决定部队全面整训。随后,国民党报刊相继报道了张灵甫等“集体成仁”的消息。

    29日,蒋介石发布为追念张灵甫“成仁”通告国军官兵的训词,其中称张灵甫等“最后不屈相率自戕”,张灵甫等人“集体自戕殉国”,后即被载入国民党军战史中。

    国民党为鼓舞士气,曾借此大事宣传。先是在安徽滁县为张灵甫等举行追悼大会,后又在南京玄武湖立碑纪念。为证明“自杀”的事实,他们还借逃脱出来的74师官兵之口,述说张灵甫等壮烈牺牲情形。国民党军《第一兵团蒙阴东南地区战役战斗详报》中记载,据归来官兵口述:“张师长、蔡副师长等,皆于手毙匪徒后,以其最后之一弹,慷慨成仁。

    其他说法

    1947年8月由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编印的《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一书中(五.内战时期——从参加内战到孟良崮全军覆没)记载:“五月十二日自垛庄北犯我

    坦埠,企图攻略沂水,甫遭接触,即南窜孟良崮山区,我野战大军加以重重包围,于五月十六日,全歼该顽于孟良崮。除张灵甫、蔡仁杰、卢醒等自杀及战斗中击毙七千余名外,其官兵万五千人悉数被俘。”

    张凤雏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张灵甫的随从参谋杨占春,杨占春目击山洞里所发生的事,原始出处来源于罗文浪六十年代在湖南省的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回忆孟良崮战役的文章,罗文浪被俘后在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里遇见了杨占春,据他说从杨占春处得悉张灵甫与蔡仁杰、卢醒等高级军官均在解放军攻击74师指挥所时死于乱枪。因杨占春系当时在山洞里的目击者,罗文浪转述的此说曾被广为采信,包括李敖的《蒋介石评传》,可见流传甚广。

    但是,杨占春的说法竟然无独有偶。

    1947年秋冬,原整74师被俘的中下级军官大部被解放军释放,许多人回来后又加入到由邱维达重建的74师(1948年改回第74军番号)。杨占春回到了南京,他带回张灵甫的亲笔遗书交给王玉龄,原件后来被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史政局索去存档。[吴鸢在《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一文中说,王耀武在孟良崮战役后找人伪造了张灵甫的遗书送交蒋介石。笔者认为,如果确有其事,应与杨占春带回的不是同一份,因为王玉龄是在张灵甫死后将近半年才从获释的杨占春处直接收到的遗书。]

    杨占春向王玉龄报告的事发经过,与罗文浪转述的情节大相径庭:

    在最后的时刻,张灵甫表示自己一定要杀身成仁,他对部下说,各位求生求死悉听尊便。过后,张灵甫在洞内命令部下首先向他开枪,部下不肯(笔者注:王玉龄已不记得该人的姓名,根据74师其他军官的回忆,此人应是刘立梓)。张灵甫说:“你是否还服从长官的命令?”部下答:“服从。”张灵甫说:“那我现在就命令你,向我开枪!”部下持枪,手哆嗦着下不了手。张灵甫见状呵斥道:“你是否还要我写个条子给你?”部下被逼无奈,举枪向他射击。接下来执行的是已经重伤的卢醒,与此同时,蔡仁杰倒提长枪,将枪托抵在洞壁上,枪口朝自己,扣动了扳机。[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遗骨事件

    据记录,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将张的遗体埋葬在山东沂南县董家庄。到了1992年,在美的王玉龄请山东人士寻找张的遗骨,2003年12月末,张夫人王玉龄在浦东玫瑰园举行灵葬安放仪式。

    2012年8月,微博网友“沂河边的乌鸦”就曾发布消息说:“抗日名将张灵甫的遗骨,至今埋在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董家庄村一户村民院中,该处院落污秽嘈杂,张灵甫遗骨埋在羊圈下方,任由踩踏”。2015年1月21号,名为“74师师长张灵甫之子张道宇”的实名认证微博转发消息,并表示“多次前往沟通都是索要巨款”,“近期前往,他们说要20万才让动土,如果鉴定不是他不管,如果是想要移走灵柩在谈再给多少钱。” 

    人物评价

    历史评价

    张灵甫将军是一个军人。在抗日战争中带领部队打过无数硬仗、恶仗和胜仗,多次负伤。作为许多中国当代新人,可能只知道张灵甫及其74师(抗日战争期间称74军)在孟良崮战役中被陈毅、粟裕将军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全歼这一国共内战历史上的经典战例,而对于张灵甫将军在此之前的其他生平事迹,尤其是张灵甫在抗战期间参与的许多和日寇军队正面进行的恶仗和硬仗却知之甚少。张灵甫所在的74军在解放战争前是一支抗日英雄部队,在军长王耀武将军的率领下几乎参加了抗战8年内所有国民革命军针对日军的重大战役,毙伤日寇无数,屡挫日军精锐,创造了全国闻名的德安大捷,被誉为“抗日铁军”。

    我们有责任把这段真实的历史昭告中国的后人们,使他们对于发生在60多年前那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只以意识形态和个人成败论英雄,能够从历史的高度上客观、全面地评价张灵甫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一生所为,方不失为偏颇。“兴起于军旅,而死于行伍,此为天经地义之事。”可谓张灵甫一生命运的概括。

    两党评价

    国民党

    张灵甫阵亡后,蒋介石称其“杀身成仁,为党尽忠”,并亲自撰写祭文:“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蒋介石为其颁发第3号旌忠状,在南京玄武湖畔为其修建纪念碑(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被拆毁),将山东蒙阴县改名为灵甫县(1949年后恢复原名),并将英国援助的1艘驱逐舰命名为灵甫号(该舰官兵于1949年5月起义投奔解放区,舰只被英国收回转卖给埃及)。台湾高雄县凤山市有张灵甫路,陆军军官学校内有张灵甫纪念馆。

    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张灵甫阵亡之处刻字庆祝,上书“击毙张灵甫之地”(至今字迹犹存,但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将原有的黑色字体涂为白色)。张灵甫的尸体后来被掩埋在沂南县野竹旺村后山冈上。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终于光荣地替父亲领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颁发的一枚抗日纪念章,张灵甫将军的抗日功绩得以正名。

    查看更多>>

    邱清泉

    人物生平

    成长读书

    1902年1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蒲洲乡中埠(现为温州市鹿城区蒲州),原名青钱。

    1908年,就读基圣小学。

    1910年,入县城高等小学就读,以第一名毕业 (应为现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小学)。

    1912年,“五.四”时发起并参加永嘉膺符区青年联合救国会。

    1917年,与同乡黄氏夫人结婚。

    1921年,以第二名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位于温州市瓯海区的温州中学),毕业后担任家庭教师并准备大学考试。

    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校长为于右任先生。

    1923年,生子国贤。

    投笔从戎

    1924年7月,至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工兵科。邱清泉决定投笔从戎 ,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壮士手中三尺剑,雄图胸里十万兵”。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第一次东征。

    1924年8月黄埔军校第二期举行学生入学典礼。

    1925年1月6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总队、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及教导第一团、第二团编为校军,参与东征。

    1925年2月15日,淡水之役。

    1925年3月13日,棉湖之役。

    1925年4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以校军教导团成立党军。

    1925年6月13日,党军由潮汕回师广州,驱走杨希闵滇军、刘震寰桂军。

    1925年9月6日,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

    1925年9月28日,国民政府下令第二次东征,任第一纵队第一师工兵队少尉排长兼任连党代表。

    1926年1月,任改制过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校入伍生工兵营第三连上尉连长,配属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作战。

    1926年8月18日,强渡汨罗江,指挥架桥。9月开掘地道围攻武昌,武昌于10月10日克复。10月续向江西推进,于赣江架设木桥,供部队渡江。11月7日攻克南昌。清泉赋联:“壮志手中三尺剑,雄图胸里十万兵。”

    1927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兵大队第一队上尉连长。

    1927年5月,宁汉分裂,被武汉当局关押于军校禁闭室,十余天后逃往南京,又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工人员关押,后以书信报告总司令后获释。6月,调为总司令部训练处少校科员。11月,调为总司令随从参谋。

    1928年4月,任第九军第三师补充团第三营少校营长,驻南京栖霞山。

    1928年12月,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学生队中校队长。

    1929年2月,调任第二师直属工兵营中校营长。

    1929年6月18日,与叶蕤君小姐结婚。

    1930年3月,第二师开拔洛阳参与中原大战。10月,进驻潼关。

    1930年生子国渭。

    1931年4月,升任第十师第五十九团上校团长,驻江西南昌。

    1931年8月,赴汉口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训练科上校科长。

    1932年兼任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工兵组组长,讲解碉堡战法。

    1933年11月,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

    1934年5月参加留德考试,名列九人中的第一名。7月前往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攻读,先至工兵专门学校接受半年入伍训练。

    1935年10月完成工兵学校专业训练,进入德国陆军大学。

    昆仑大捷

    1937年5月毕业回国,并撰写留德报告,建议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任教导总队参谋长,参与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城陷,至次年2月方行逃出。

    1938年3月,任陆军第二OO师少将副师长。5月,兼任突击军第一纵队司令,以战车营为主,编配工兵营、装甲汽车队、高射炮队、摩拖搜索队、战车防御炮队及步兵营,编入第一战区司令部战斗序列。10月,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

    1939年12月,率新编第二十二师参加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指挥的桂南战役,血战昆仑关。这次战役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武汉失守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1940年5月任第五军副军长,9月,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议。

    1941年3月任军训部第十六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兼重庆第三警备区司令。

    1942年任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副主任。

    1943年1月任第五军军长。

    1945年冬,驻防昆明,下令镇压学生运动,称为“一二一事件“。

    1947年9月,第五军整编成第五师,任整编第五师师长。参与戡乱战役。

    1947年11月整编第五师扩编成整五军,任整编第五军军长。

    1948年9月22日,晋升陆军中将;10月,任第二兵团司令官。

    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突围时被击毙,年47岁。

    1949年1月19日,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发褒扬令明令褒扬,并追赠青天白日勋章。

    早年生活

    1926年调回陆军军官学校,升上尉连长。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邱清泉率入伍生连配属于第4军,曾参与汀泗桥之役,武昌攻城战与南昌之役。陆军军官学校于1927年迁至武昌时,邱上尉率入伍生回校上课,但在宁汉分裂时为共产党所拘捕,同时被拘者还包括彭孟缉等廿余人。逃出后抵南京,任北伐总司令部训练处少校科员,旋任第9师营长,参与龙潭之役。

    1928年升中校,1929年任第二师工兵营营长,参与中原大战。1931年任第10师上校团长,1933年升少将,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处长。1934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先入工兵专门学校,结训后进入柏林陆军大学受训,并曾参与1936年德国陆军的秋季大演习。1937年毕业回国,任教导总队参谋长,并以此职参与对日抗战。

    主要功绩

    荣誉

    邱清泉上将因昆仑关之役与滇西战役而获颁四等与三等宝鼎勋章,和美国总统自由奖章。

    与解放军作战时,亦于1947年获四等云麾勋章。

    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7月颁褒扬令。

    南京保卫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邱少将于11月随教导总队移驻南京,12月日军进攻南京时,驻守于中山门与中华门一线,12月12日时日军攻入中华门,部队撤退时被困在南京乡间,期间还曾被日军师团征服劳役,但未被发觉其身份。1938年逃出后,任由陆军装甲兵团扩编而成的第200师副师长。5月,日军进攻徐州,第200师之一部编组为突击军第一纵队,由邱清泉任司令,该部为机械化纵队,被编入第一战区司令部,抵兰封对抗沿陇海铁路进攻之日本陆军第14师团。9月调郑州,复率机械化纵队参与信阳之役。

    昆仑关战役

    1938年10月,第200师将战车部队交由第五军并纳入其编制,此时第五军下辖第200师,新编第22师(以下简称新22师)与荣誉第1师。邱清泉此时担任任新22师师长,负责组训新兵,并修订步兵班教范(后推行全军)。

    1939年11月日军登陆广东钦防,欲切断中国与越南之国际交通线,并于12月4日攻占昆仑关,柳州、桂林告急。

    第5军率所部于1939年12月16日发动反攻。邱清泉原本奉命移防长沙,突然接到命令增援昆仑关。邱清泉用兵神速,接到命令后,迅速率兵掉头南下,于1939年12月16日开赴战区,抢先于敌到达昆仑关以南的五塘,接着果断奇袭日军,占领六塘,截断日军退路,为中国军队取得昆仑关大捷打下了伏笔。日军在五塘受困后,被迫从台湾抽调精锐部队向五塘增援。邱清泉将计就计,以一团兵力与敌正面周旋,诱敌深入,主力埋伏两旁高山。1939年12月19日,日军进占五塘,扑向六塘。邱清泉在工兵专业和装甲作战方面的优势得到体现。当夜,工兵炸毁五塘、六塘之间的大桥,中国军队从附近高地向下攻击如泰山压卵,四塘、六塘的伏兵前后夹击如排山倒海,地雷不时在日军中引爆,邱清泉的装甲部队则开足马力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如砍瓜切菜。新22师奉命迂回昆仑关,于1939年12月20日切断昆仑关的交通线。第5军于1939年12月31日攻下昆仑关,并于1940年1月18日换防之前都在昆仑关周边高地与日军激战。是役,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阵亡,两个步兵联队与一个炮兵大队被歼灭,联队长亦阵亡,日军数千人毙命,车辆、轻重武器损失无数。日军不得不承认:“在此地带之上,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军表示敬意” 。

    战后,邱清泉获颁四等宝鼎勋章,调任5军副军长,也因在此战中之勇猛表现,获得“邱疯子”的绰号。邱也认为这是他平生最畅快淋漓的一仗,意气风发之余,赋诗道:“岁暮克昆仑,旌旗冻不翻。天开交趾地, 气夺大和魂。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痕。但凭铁和血,胡虏安足论。 ”

    滇西缅北战役

    邱少将于1940年调委员长侍从室参议,1941年任军训部训练处处长兼重庆第三警备区司令。1942年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第七分校副主任,升中将,调新编第1军军长,旋于1943年1月改任第5军军长。时值第5军远征缅甸大败而还,体力极差,士气低落,邱清泉提出“养兵重于训练”的训练方针,先重点恢复官兵体力,增强体质,然后分批轮训营以下军官,讲授美国军事教育训练方法,很快使5军焕然一新。1943年底,国军驻印度部队开始反攻缅北。1944年8月,第5军第200师与部份军部直属部队奉派前往滇西龙陵参战,归第11集团军节制,邱军长亦前往督战。1944年9月上旬,邱清泉奉派200师增援龙陵,负责切断缅滇公路上龙陵、芒市两地日军之间的联系。为达到第5军“扬威于国际”的目的,邱亲自飞临前线观察敌情。为减轻军队兵力损伤,邱清泉建设采取“火烧背阴山,水淹龙陵城”的策略,以水火当兵。消息传出,龙陵城日军未战先乱。1944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乘机发动第三次反攻,邱清泉亲自督战,先出奇兵迂回缅滇公路,断绝日军退路,将公路上的日军切成数断,使其不能呼应。龙陵日军见归路被断,只好弃城逃跑。1944年10月,第200师切断龙陵交通线,助国军于1944年11月3日收复龙陵。此后,邱清泉挥师沿缅滇公路推进,一路上攻城拔寨,势如破竹,最终打通缅滇公路。1944年11月攻占畹町周边要地,助第2军于11月20日收复畹町。之后第5军驻守昆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龙陵之役是邱清泉平生又一次得意之作。战后,邱清泉及时总结了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在《龙陵是怎样攻下的》一文中提出了“火力重于兵力”,“补给重于作战,补给是战斗力的源泉”等观点。

    解放战争

    1946年7月,苏中战役打响,邱清泉奉命率领第5军进攻淮南解放区。华东解放军为避敌锋茫,主动撤离淮南。邱清泉得以轻松占领几座城池。1946年8月下旬,定陶战役打响,国民党重兵围攻晋冀鲁豫解放军,邱清泉奉命由东面围攻解放军。冀鲁豫解放军司令员刘伯承集中兵力对付西面之敌,邱清泉部又得以占领一些城镇。从此,邱清泉得意扬扬地宣称:解放军逢五(第5军)不战。甚至在《赠本军立功诸将士》一诗中骄狂写道:“从来王业归汉有,岂可江山与贼分。众多狐鼠遁逃外,河朔家家望五军。”

    1948年6-7月,豫东战役打响,解放军先攻占历史名城开封,继而又作为诱饵扔给邱清泉。邱清泉不知是计,果然抛开友军,贸然进占开封空城,致使友军区寿年兵团被歼、黄百韬兵团围困,邱清泉却在开封城内彷徨观望。蒋介石大骂邱清泉“与友军相处,不解围,不互救,殊堪痛恨!”邱清泉只好冒死救出黄百韬兵团以赎罪。战后,为了对付刘伯承,邱清泉还专门总结了《战胜刘伯承之秘决》,分发部队,指导部队作战。可惜他这一套还没用上,就因在豫东战役中因为坐视区寿年兵团被歼,受到上司的训斥,气愤之余,请假回家 。

    邱清泉解甲归田后不久,蒋介石为笼络邱清泉继续为其卖命,又将第5军扩编为第2兵团,命令邱清泉为代理司令,不久升任司令。邱清泉接到命令后,如同被打了一针兴奋剂,当即重返沙场,扬言道:“我与共匪拼命去。

    到了淮海战役,以邱清泉为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辖第五、七十、七十二、七十四、十二军等5个军,其中第五军被称为国民党的“王牌军”,系“五大主力”之一。全兵团约12万人马,武器装备精良,在华东和中原地区作战,对解放军构成了很大威胁。黄百韬被围后邱清泉率部增援,但是总被阻击在大许家一带无法跃进。

    黄百韬兵团覆没后,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于1948年11月30日撤离徐州。这时邱清泉手下还有10万人马,是杜集团中实力最强的一个兵团,他仍有恃无恐,对参谋长李汉萍说:“现在是海阔天空,任我高飞……”

    1948年12月2日,邱清泉率部进抵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兵团部驻在一个叫孟集的小村子里。还没有安顿下来,邱清泉又得到紧急报告,说他的起家老本——第五军第四十五师遭到解放军的追击和围攻,伤亡很大,再不派部队救援,这个师就完了。邱清泉急令第十二军和第七十军派主力部队前往救援。他又亲自跑去找杜聿明,坚决要求全军停止前进,等把第四十五师救出来再说。

    第四十五师是留在三个兵团最后面的掩护部队,结果是,虽然救出了这个师,却使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丧失了两天“转进”的时间,从而使尾追而来的解放军于1948年12月6日把杜聿明所率30万大军严严实实地包围于陈官庄地区。

    1949年1月6日下午3点,粟裕集中华东野战军10个主力纵队和上万门大炮,对杜聿明集团发动了总攻。

    死亡原因

    被击毙说

    解开士兵服,大家看到邱清泉胸部连中七弹(有的资料说是中六弹,据徐光和陆茨等人上世纪80年代共同回忆,是连中七弹),当时分析判断,是一长串机枪子弹扫射过来,将邱击毙的。如果邱清泉真的是自杀,应该朝头部开枪,怎么会在胸部连中七弹呢?徐光当即拍下了邱清泉尸体的照片。这就是至今一直流传的唯一的照片。邱清泉的尸体由民工抬至二师师部。经过被俘的国民党第二兵团的军长、师长们的辨认,确认是邱清泉无疑。包可悦报告了二师政委张文碧(现住南京)。张又向一纵首长刘飞、张翼翔作了报告。一纵首长决定,给邱清泉殓棺埋葬。墓前竖一木牌,上写:“乐清(永嘉)邱清泉之墓”。消息在报纸、电台公布后,据说后来邱清泉的遗体运回老家浙江永嘉安葬。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出版的各种战史、回忆录等,在提到邱清泉时,都说是“击毙”。

    自杀说

    但是,时隔40多年后,又冒出了邱清泉是“自杀身亡”的说法。说什么邱清泉命令通信兵何永福向自己开枪,一枪击中左胸,一枪击中右胸,邱倒地,但双目未闭,自知未死,又拿枪自射两枪,均未射中身体,后因流血过多,力竭而死。跟随邱清泉逃跑的警卫营营长远硕卿,天亮后见到搜索战场的解放军,遂举手投降。因远硕卿已化装成士兵,又身负轻伤,解放军予以释放。 

    家庭成员

    父邱箴灿(1867年-1938年),母余氏。

    1920年,与同乡黄氏结婚,育有1子。

    1929年,与叶蕤君小姐结婚,生3子2女。两位邱夫人与4子2女均在大陆解放前抵达台湾。

    人物著作

    著有《教战一集》、《教战二集》、《建军从论》等一系列军事著作,现均传世。

    邱清泉上将饱读诗书,多有佳言名句,可谓近代儒将典范,现摘如下:

    1、昆仑关战后,国民政府授予邱清泉四等宝鼎勋章,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副军长。邱也认为这是他平生最畅快淋漓的一仗,意气风发之余,赋诗道:

    “岁暮克昆仑,旌旗冻不翻。天开交趾地,气夺大和魂。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痕。但凭铁和血,胡虏安足论。”

    2、1943年秋,邱清泉母亲去世,邱清泉忙于整训部队,只好作诗三首,遥祭母亲:

    “海天遥望落霞红,机抒声消井臼空。常为远游违左右,徒劳征战转西东。寒霜肃杀悲慈竹,冷雨凄凉泣古桐;纵有俸钱多十万,承欢无路哭秋风。”

    “更泽危坐对寒釭,怕听空庭雨打窗。蜡烛烧残肠欲断,拼将秋泪落双双。”

    “帘卷潇湘夜欲沉,愁肠敲断五更砧。秋风吹入丝丝雨,似共劳人泪下襟。”

    3、1944年8月,第5军第200师与部份军部直属部队奉派前往滇西缅北参战,归第11集团军节制,邱军长亦前往督战,并作诗一首:

    “万里云山北望频,南天立马一劳人。邑多衰落伤农圃,路有饥寒耻重臣。生意哀怜驱嬴马,道心消逝伴朱轮。烟村残野夕阳处,枉自风光画样新。”

    4、1945年春,邱清泉率中国远征军从中缅边境班师回朝,经过云南保山时,感慨万分,写诗道:

    “安论经纬起斯民,终为浮云蔽日频;独仰云山遥万里,常挥涕泪泣孤臣。”

    后世纪念

    1950年,入祀台湾忠烈祠。

    1951年,复颁褒忠状。

    1961年,台中装甲兵训练基地改名为清泉岗基地以纪念将军。

    1966年3月20日,台中公馆机场改名为清泉岗机场,以纪念邱清泉上将。

    查看更多>>

    黄百韬

    成长历程

    练兵

    25军是新组建的部队,同时具有西北军,中央军,川军的背景。在皖南事变中,25军是围剿新四军的主力,25军后来的许多主官,如陈士章,当时都曾参加对新四军的围剿。黄接任的25军军长,面临着国民革命军普遍的贪腐严重,军纪松弛,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一触即溃的问题。黄从就任伊始,即大刀阔斧的对25军进行整饬,严肃了军纪,调和了官兵之间的关系,加强训练,其训练效果非常显著,黄以军长的身份,时常深入连队,与普通士兵一起训练,身体力行,加上他廉洁的作风,能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精神,和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25军战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得到了麾下士兵的普遍尊重。黄还特别针对国军不善夜战和近战的缺点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在黄百韬的努力下,所部不仅军容整齐,且强于夜战和近战,射击搏斗均明显优于普通国军。 

    崛起

    解放战争爆发后,黄极为积极,先后与粟裕战于高邮邵伯,因友军不利,加上黄的轻敌,此战黄被粟裕挫败。此后25军陪着国军主力扫荡苏北,最终进入山东与解放军作战。因为在孟良崮国军被歼灭了74师,虽得到顾祝同等力保,黄仍被处以撤职留任的处分。此战争议很大,黄普遍被认为积极增援,且黄与74师师长张灵甫关系较好。

    在不久之后的南麻、临朐战役中,黄曾拼死增援,但黄部在此战中的表现并未能冠全军,当时黄国梁的64师刘镇湘部同样有很好表现。同时,此系列战斗中黄部损失也远没有外间传闻所谓上万伤亡。

    胶东扫荡成为黄军事生涯上一个光辉的亮点,当时25师雄踞胶东,胶东解放军几乎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当时25师和64师等齐头并进,重创了胶东解放军,但时因国军在中原战场失利,蒋不待25军将胶东扫荡完毕,即调往中原,此后25军与刘伯承部多次遭遇,均有不俗表现,战功显赫。

    豫东会战

    豫东战役(台湾地区称中原大捷)是黄军事生涯的顶点,正当豫东战役处于胶着,国军即将全线溃败之际,本来用于增援兖州的25师与实力强大的快速纵队组成黄百韬兵团,奇兵突至增援豫东,此时的粟裕兵力极度紧张,加之毫无准备,而黄兵团攻势凛冽,结果粟裕被迫将所围国军放出,但粟裕旋即集中兵力猛攻黄部,黄部劳师远征,加之连日血战,损失惨重,面临被全歼的危险。当此之时,黄以兵团司令的身份亲自带队冲锋,对解放军阵地发动逆袭,终于将阵地守住。同时邱清泉也率部突袭解放军侧背,解放军腹背受敌,全线溃撤。此役黄成功救出第七兵团残部,并且在邱清泉的配合下,成功击退粟裕,取得内战以来鲜有的胜利(仅指豫东战役后期,就整个豫东战役而言,国军仍属失败),因此役,黄百韬於九月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并被破格擢拔为陆军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传闻,该晋升引起邱清泉等人不满,并遭中共地下党刘斐等的离间计,最终造成邱清泉与黄百韬两将领间的失和。 

    组建七兵团

    豫东大战之后,因黄部的卓越战功,在顾祝同的极力推荐下,并为安抚杂牌军,将于余汉谋系统的广东军63,64军与同样具有广东背景的25军合编为第七兵团,黄任司令,64军军长黄国梁出任副司令,25军副军长唐云山亦出任副司令。但黄国梁因对内战态度悲观并未到任即离队另谋他就,仅保留副司令的身份,而黄在25军军长的举荐中,受到国防部掣肘,最后仅能保举才能不高的陈士章出任。

    64军和63军同出于余汉谋系统,在抗战中以血战闻名,但因为属于杂牌,在装备上很弱。

    63军在内战爆发后属于后备部队,基本未与解放军大战,并在仅有的几次作战中损失惨重,七兵团组建之后,余汉谋将63军的军长撤换为独臂将军陈章,此人在抗战中以勇敢闻名,并断掉一手。64军军长原本是黄国梁,黄国梁离队后,由刘镇湘出任军长,64军本身极为倚重刘镇湘师,因此刘镇湘出任64军军长属于当仁不让的最理想人选。无论在抗战还是内战中,刘镇湘均有很好表现,甚至经常超越25军。在南麻临朐战役中,刘镇湘部最先突破解放军防线。黄本人对刘镇湘映像极佳,黄的部属曾回忆说,在某次策应张灵甫的作战中,64军和25军齐头并进,相互争先,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刘镇湘还有句口头禅:“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怕,难道还怕几个土八路?”刘镇湘被俘后,也曾承认自己狂妄自大,骄傲轻敌,害了七兵团。豫东大战之后,25,64军因为卓越战功,全体换为美式装备,战力得到提升。

    因为七兵团各军如此背景,七兵团很多人并不将解放军放在眼里,陈章本身不怕死,抗战中和日本人拼的很凶,内战中却并没有与解放军全面接触过,只是一味的盲目自大,为日后63军的覆没埋下了伏笔。

    由于国军频繁的调动,济南战役期间,100军也被归于七兵团建制,100军是国军嫡系,全副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前身是83师李天霞部。孟良崮战役前,本是李天霞所部的张灵甫主动将自己划给黄百韬指挥,因而83师与25军矛盾很大,又来更因为在孟良崮战役中与25军互相推脱责任,两军更是剑拔弩张。而100军自以嫡系自居,看不起杂牌出身的整个七兵团,且闻名黄百韬作战的过于勇猛,因此从归入七兵团建制后,便极力寻求脱离黄百韬指挥。

    因为在豫东大战中损失惨重,25军较为弱小的川军148师战后一直在宿县整补,黄百韬作战中常常将148师摆在前面,因此被148师认为自己成了炮灰,和黄产生芥蒂,实际上,25军的40师,108师也常常血战。宿县整补期间,148师各主官纷纷前往南京游说,寻求调动。以至于日后宿县战役期间,曾经多次重创解放军的148师竟然在一夜之间被解放军全歼。 

    人物轶事

    黄百韬在解放战争中的经历

    表现

    国军一向以嫡系为主力,中坚,像五大主力,74军,18军,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很少有人知道被中央军瞧不起的杂牌军也冒出了王牌将星,他就是——黄百韬。他率领整编25师,是中原战场主力,作用巨大,参加的重要战役和取得的胜利有:1、苏北系列攻坚战;2、孟良崮增援战;3、南麻临月句增援战;4、胶东扫荡战;5、大别山战斗;6、盐南战役;7、豫东战役。其战功及作用仅次于五军和18军。

    副位

    黄百韬可是标准杂牌,字焕然,原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生于天津,先在北洋军阀,江苏督军李纯手下当传令兵,李失败后,投降张宗昌,后又随张宗昌部下徐源泉投降蒋介石,升师长,蒋送黄进陆大特别班第叁期学习。先后在冯玉祥第六战区,鹿钟麟冀察战区做参谋长。

    后来由于偶然机会,到顾祝同第叁战区做参谋长,惩治贪污腐败,励精图治,任劳任怨,小心守法,极力表现自己。1940年为顾祝同策划了震惊中外皖南事变,因为是杂牌始终不得顾信任,后被顾外放充任二十五军军长。

    取得信任

    黄自知不是黄埔嫡系,又没有靠山,地位不稳,日子艰难,只有靠战功站稳脚跟,所以在战争中,战则争先,退亦谨慎,拼死搏斗,逐渐以显赫战功取得顾祝同及蒋介石的信任。

    解放战争开始后,黄率整编25师进入苏中,进攻邵伯,虽未成功,但也是粟裕苏中七战七捷收获最小一仗,国军伤亡2千余人,解放军伤亡1千余人。随后在46年4至12月黄对苏北解放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先后攻占泰县,高邮,宝应,盐城,阜宁,行动迅速,特别积极。

    陷入重围

    1947年1月10日,黄率部攻占苏北沐阳,18日进攻新安镇地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期间,当他发现74师孤军突出,要张灵甫回撤至垛庄桃圩之线,与25师,83师靠拢。张灵甫自恃兵力强大,没听黄之劝告,在孟良崮陷入重围。

    74师陷入重围之后,只有25师增援最为积极,黄倾25师全部兵力不顾牺牲,不顾伤亡拼死增援,在遭到重大伤亡后,先后攻占叁山店,交界墩,界牌等地,在进攻最后一道阵地天马岭,险些成功,华野1纵也无法阻挡,眼看就要突破,恰巧4纵一个营经过,帮助1纵守住了阵地,致黄功亏一篑,74师全军覆没。没有这一个营的碰巧经过,74师将被黄百韬救出。

    受重伤

    1947年6月,国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第三次全线进攻,在决定山东解放区生死存亡的二次战役中,即南麻临朐战役中,黄率部增援,冒死血战先后解了南麻,临朐之围,在南麻牛心崮战斗中,7纵司令员成钧同志被25军特等射手击中,受了重伤。(成钧同志是华野12个纵队司令员中唯一临阵受伤的)。

    黑暗时期

    在这两次决定性的战役中,由于25师拼死作战增援,才获得最后胜利,而25师伤亡很大,团营长死伤半数以上,官兵伤亡上万。25师功劳很大。国军南麻临朐战役的巨大胜利,使解放军彻底丧失沂蒙山根据地,沂蒙山区根据地失守,使华野进入最困难,最黑暗的艰苦时期。

    在一对一攻坚战,遭遇战,或防守战,华野不是25师对手,这可从粟裕总结南麻,临月句战役报告中清楚看到这个问题,粟裕批评打援的7纵,和地方武装渤海军 区3个团时说:“可是我们打援的部队不大得力,甚至在敌我相等的兵力下还堵不住他”。(《粟裕军事文集》322页)

    获得荣誉

    沂蒙山区彻底地占领后,25师已成为主力军,被派往胶东半岛,扫荡胶东进攻烟台,彻底切断东北解放军与山东解放军联系,解放战争初期,山东很大部分人员物资是通过烟台到东北的。

    所以国军叁大战略目标,即为占领延安,占领沂蒙山,占领胶东及烟台,最后一个目标即由25师为主力来完成,8月8日,25师抵潍县,10日到寒亭,11日到昌邑,8月底到高密;9月10日占领平度,18日占领胶东中心城市莱阳,(莱阳是胶东仅次于烟台大城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共两军后来为莱阳进行了猛烈的争夺战),20日到栖霞,9月底占福山,10月2日攻占烟台,彻底切断东北解放军与山东解放军海上通道,缴获战利品巨大,被授“光华宝鼎勋章”一枚。

    随后黄部调往大别山战场,1948年1月6日,25师108旅4个营在太湖西李杜店与中野主力3纵9旅遭遇,战斗打响后,108旅主力从太湖赶来增援,在一对一情况下9旅明显打不过108旅,歼敌500左右,自己伤亡579人,9旅26团团长赵玉亭,25团政委段超杰在战斗中牺牲,9旅赶快撤出战斗。因为我军作战宗旨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兵力相等的对攻战,阵地战,不硬拼。

    随后25师调到苏北战场,又取得了不太为外人所知的盐南大捷。

    1948年4月,黄率25师,4师组成南线兵团,与张雪中率领的72师与83师组成北线兵团,南北对进,企图全歼苏北兵团华野2纵,11纵,12纵于盐城,阜宁以东滨海地区。

    1948年5月23日,韦国清本打算先集中优势兵力,2纵,11纵消灭整25师,第4师,经过激烈战斗后,发觉碰上了硬钉子,一对一战斗完全占下风。2纵,11纵 不敌25师长,且伤亡重大。

    25师并不断发起反攻,向前推进,随后南北二线敌军包夹苏北兵团。5月底国军南北兵团在合德会师,形成合围,形势万分危急,许多同志悲观失望,准备拼命,但在韦国清同志正确指挥下,经27日,28日,29日3天激战,虽损失惨重,仍于6 月2日突出包围圈。

    1948年6月,著名的豫东战役爆发,黄在这个战役中立下头功,战功卓着,战后蒋介石亲自为黄佩带青天白日勋章。

    曾有同道友人问我,黄到底在豫东战役中有何战功,竟受到如此殊荣。是的,过去所有出版物由于描述不清,资料不齐,确实令大家不太清楚,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豫东战役共分叁阶段,第一阶段、开封战役,顺利成功,第二阶段、睢杞战役,不太成功,只完成一半,原因何在,黄部奇军杀出。区兵团二师,只消灭1师,且自己伤亡重大。例如,以6纵4个团围歼75师16旅47团二个营的杨拐战斗,也打成了败仗,伤亡超过2000余人。睢杞战役以消灭区寿年兵团为目标,区兵团由72师、75师和新21旅组成,开始顺利达成了围歼75师于龙王店及周围村庄任务,准备转兵进攻位于杞县铁佛寺72师,国军为增援中原战场,以黄25师为主,并入第3快速纵队,第2交警总队组成一个兵团,星夜来援,救援72师,当时解放军对黄的来援是没有准备的。解放军以5军,18军为主要可能增援对象,作了充分准备,以华野3,8,10,两广纵队,共4个纵队阻击五军和83师,以中野阻击胡琏、吴绍周兵团。

    黄兵团突然杀到是“刺斜里杀出了程咬金,”令解放军措手不及,只得令王秉璋司令率领中野11纵由陈小楼出发阻击黄兵团,中野11纵之32、31旅急驰逻岗,董店一线设防,谁知黄兵团行动迅速,以迅雷不及掩耳势,已越过这两地,32、31旅在急行军中分别于张连池,伯党集一线与25师展开遭遇战,虽然略迟滞了25师推进,但伤亡重大,(自称伤亡1700余人。但战后将33旅,拆散并入32,31旅,伤亡应远远大于1700余人)只得败下阵来,使1纵1师陷入被黄兵团及72师夹击的危险境地。黄兵团迅速靠近铁佛寺,华野不得不停攻铁佛寺72师,使得72师得以完整脱险。日后成为邱清泉兵团主力。

    由于黄兵团威胁太大,华野转兵进攻黄兵团,抽调主力,1、4、6及两广纵队围攻。

    帝丘店

    黄兵团于帝丘店,开始了豫东战役第叁阶段,第叁阶段则是以失败告终。可以说粟裕第叁阶段作战决策是错误的,经开封、睢杞,第二阶段作战后,华野伤亡又大,又疲惫,已成强弩之末,应见好就收,但粟裕口张得太大,勉为其难,造成了虎头蛇尾。

    区寿年被俘后曾对与粟裕说:“你胃口太大,违反了兵家之道,接下来要失败。” 粟裕不以为然。

    带队冲锋

    再说整25师见华野蜂拥而上,镇定地退入帝丘店为中心的村庄内防守,华野不顾伤亡,日以继夜猛攻,希望一鼓作气吃掉25师,黄部连日血战,形势危急,黄一面奋战,一面苦思破敌之策。曾国藩名句给他很大启发,即“凡善亦者,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于是他亲率2营部队,在4辆坦克掩护下,反守为攻,发动逆袭,创造了国军战史上兵团司令带队冲锋唯一战例,他的参谋长死劝也未拦住他。面对绝对优势共军,他的部队伤亡重大,团长李景春也重伤倒地,黄本人也受伤,仍大呼口号,死战不退,部队受司令激励、鼓舞,拼死猛冲猛打,一举夺回4、5个村庄,遏制了华野进攻势头,稳定了阵线,与此同时邱清泉五军采用大迂回战法,绕到包围黄兵团华野部队背后。

    出其不意

    出其不意地猛烈进攻,全线击溃了华野,并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黄河边上,俘虏了几千名伤员,据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被俘虏伤员几百人,但据战果统计,被俘3598人,《全国解放战争史卷3》409页,那么邱兵团俘几千人伤员说法较为可信。

    在谈到睢杞和帝丘店战役时,皮定钧同志说:“此次战役,我们杀伤敌军也很大,要谈起来,我们就是杀伤敌军一个整师,但是我们“叁弟兄”(华野1、4、6纵)都残废了”。《皮定钧日记》228页。1、4、6纵是阻击黄兵团和围攻黄兵团的主力。

    最高荣誉

    黄率以基本日式装备为主25师,屡屡重创华野,纯属不易,豫东战役,25师重创中野11纵,救出整编72师,面对绝对优势解放军,坚守帝丘店,亲率部发动反攻,会同邱兵团,大破华野于帝丘店,所以把最高荣誉给他是很正确的。

    淮海战役爆发后,黄升任七兵团司令官,率部7万人在碾庄被华野重兵集团包围,黄率部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坚守了15天,(48年11月8日—22日),给华野造成了巨大伤亡。这比起王耀武率10万大军守坚城济南只守一周,形成了鲜明对比。

    身亡

    碾庄战役结束后,黄与25军副军长杨廷宴一起突围冲了出来,在途中,黄被流弹击毙。另一说黄百韬在其总统府出入证背后书“黄百韬尽忠报国”,将其交予杨廷宴后自杀。

    传闻

    黄百韬在碾庄镇尤湖村埋藏大量黄金,解放后附近的村民曾寻找无果,后来就放弃了。 

    遗体偷运南京

    1974年11月初,开封市总工会与开封师院、驻汴第一军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淮海战役的战场情况。参加人员有开封师院历史系教师郝立本、朱维娴,一军有一位郑参谋,开封总工会有孔岩老师,和我们几个来自空分厂、化肥厂和缝纫机厂的几名工人理论小组成员。我当时20多岁,是缝纫机厂的工人。我们调查组一行共7人。

    我们第一站是从开封到商丘。这里是淮海战役的西至地域。从1948年11月6日,我军就在商丘消灭了敌米文和的第181师,拉开淮海战役的大幕。据说敌兵团副总司令邱清泉原驻商丘,后来他认为自己姓邱,商丘音伤邱,对己不利,遂调离此地。我们在商丘住了一天,在军分区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我们到了徐州,在一军郑参谋的联系下,住在淮海战役纪念塔后面山沟里的一个部队驻地。我们先到淮塔纪念馆参观,大量的照片、实物,尤其是我参战部队发明的用汽油桶改装,放上炸药包,被国民党军称为“没良心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部队首长专门给我们配备了一辆面包车,我们坐车到了离徐州一百多里的碾庄。

    那时的碾庄与1948年的碾庄没有什么大变化,黄百韬的司令部还在,这是庄子里比较大,看上去也较结实的一个土财主的院落,三间上房,两边还有厢房。

    一位老年人还能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黄百韬的模样和激烈的战况:当时庄外满是水的濠沟里,躺满了尸体。死尸的绑腿上都插着一双筷子,这是解放军的尸体。

    离碾庄车站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不太大的陵园,有一块不太高的纪念塔。看陵园的负责人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者。他向我们介绍了碾庄战斗和黄百韬之死的情况。他说:黄百韬带着副官和副军长杨廷宴逃出碾庄后,跑到大院上,解放军发动最后攻击的时候,黄百韬换上了士兵的服装,跑了一夜,最后万念俱灰,举枪自戕。

    他的副军长杨廷宴找到当地一个老头,谎称:“我俩是一个村子的。出来当兵时家里人让我们互相照应,现在他被打死了,不把他埋葬了我怎么对得起他的家人?”

    老乡问:“死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杨廷宴说:“是个伙夫头!”

    于是老乡带着他的儿子,帮杨廷宴把黄百韬埋在一棵大树下了,杨廷宴又在旁边做了记号,然后逃离战场。后来回到了南京。将此噩耗告诉了国防部和黄夫人柳碧云,并把黄百韬的埋尸地点告诉了国防部有关方面。在柳碧云的哀求下,国防部派黄的副官等人身着便衣,回到碾庄,找到了老头,到埋尸的地方挖出了黄百韬的尸体。当时他们让老头跟他们一起回南京,老头没去,却让自己的儿子跟着去了。

    这十来个人用担架抬着尸体,昼伏夜行,好容易到了蚌埠车站。一到这里,老头的儿子看见这些人把整车的伤兵统统赶下车,把这具尸体抬上了火车,才知道这个死去的人不是一般人物。1948年12月8日,车到了浦口,那个场面就更令人震惊了,月台上站满了国民党高级将领。老头的儿子才知道这个人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国民党将军、兵团司令黄百韬。黄夫人柳碧云对老头的儿子感激不已,要留其在南京读书或当官,他儿子不愿意;黄夫人遂给了他100块大洋,派人送他回蚌埠,后辗转回到碾庄。 

    个人名言

    战场外的黄百韬

    与大多数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同, 黄百韬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奉公守法,时刻勤谨 ,同周围那些醉生梦死的将领形成了鲜明对比 。

    抗战胜利后,受美军影响,国民党军许多部队跳舞风气滋盛。黄百韬对此颇不以为然:“我们和美军不同,我们的忧患未除,不是酣歌曼舞的时候。我不相信跳一夜的舞,第二天办事精神不受影响。即使别人说我头脑顽固,我总改不了这样想法。”1948年秋,徐州“剿总”召开军事会议,晚间聚餐后有些将领约集举行舞会,他拒绝参加。返回驻地后,他感慨的说:“此时此地,还欢乐得下去吗?!”

    黄百韬升任7兵团司令时,奉命保荐继任军长人选,先保副军长唐云山,继保顾宏扬(亦曾任25军副军长),均未获准,后来才保准40师师长陈士章接任。黄曾对人说:“唐、顾二人,都绝对服从我的指示,合作无间。如由他们带兵,在我指挥之下,当不致有所错失。”

    济南战役初期,很多人认为王耀武整军经武三年,实力充足,工事完备,必能久守。当时25军于帝邱店激战后,于宿县整补,未到一个月,即奉命北上解围。行至邳县,黄百韬对身边的人说:“济南必失,此行必是白忙一场。”很快济南果然失守,王耀武化妆逃出被俘。事后黄百韬说:“济南被围之初,我在无线电话中听到王耀武向南京家属通话,告其夫人,某事如何,某事如何,细细叮嘱,达半小时之久。大敌当前,身为统帅,指挥之不暇,何能顾及家事?私而忘公,已无必死之心。”

    人物评价

    爱国将领,只以军人的标准来衡量的话,称其为职业军人的典范也并不为过,但抗战结束后坚持自己的信仰,最终成为解放战争的牺牲品。

    查看更多>>

    孙元良

    人物生平

    学习经历

    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县;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改为南师附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参加东征、北伐。

    勤奋读书

    孙元良父亲孙廷荣是晚清的一名知县,67岁才生下孙元良。孙元良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但他一心秉承祖训,勤奋读书,成绩优异。

    队伍情况

    192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1932年,任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

    军旅生涯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在全国各地招生,正在北大读预科的孙元良闻讯后马上报名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招考非常严格,必须要有人引荐。孙元良的推荐人便是李大钊。1924年6月,在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以后,孙元良成为了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与关麟征、陈赓、杜聿明、侯镜如等人一同被编在学生三队一区队。自此,不满20周岁的孙元良开始了军旅生涯。

    颇得器重

    在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元良作为仪仗队队员,有幸在大门口迎接名誉校长孙中山;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孙元良文化程度较高,加之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颇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

    东征陈炯明

    民国14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惠州守将杨坤如见坚守无望,不战而降。

    10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各种版本的战史都记载,在攻打惠州城的战斗中,时任第4团3连连长的陈明仁在团长刘尧宸牺牲的情况下,高举军旗率领该连最先登上城头。

    升任炮兵营长

    至于他吹嘘的因“功”升任炮兵营长,那是1928年蒋介石资助孙元良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镀金深造回国后的事情(这是下面要介绍的段子)。其实用点脑子都能想出来,炮兵这种技术兵种,会随随便便让冲锋陷阵的步兵去干?还一干就是营长?东征时的炮兵连长是陈诚。

    北伐孙传芳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第1师和程潜的第3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第1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第1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结果第1师一败涂地,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战斗甫一打响

    孙元良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算是嫡系中的嫡系了,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甫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队群龙无首,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已经纷纷作鸟兽散,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南昌门户洞开。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气急败坏

    蒋介石气急败坏,马上赶到奉新前线,立即召集第1师训话,声色俱厉,杀气腾腾:“这次打仗,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1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1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蒋介石并不是嘘声恫吓。第二天清晨,他又召集朱培德之第6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我们革命军的历史,是很光荣很名誉的。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1师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

    颁布《革命军连坐法》

    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1军,结果本是精锐的第1军思想迅速下滑、军纪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蒋介石痛定思痛,颁布了严酷的《革命军连坐法》,整顿军纪。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很快,孙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宇轩昂,面有得色。他不仅躲过此劫,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1旅炮兵团团长。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卫第1师第1旅旅长,可谓仕途坦荡,风光无限。

    原来蒋介石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考虑到孙元良忠心耿耿,是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有限,历次战斗中战死者、共产党拉去者甚众(要知道黄埔一期生中,共产党员不在少数,赫赫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半都是共产党员呢。其中陈赓、蒋先云是共产党员,贺衷寒早期是共产党员,后退党加入国民党)。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作为此后争权力、夺江山之资本,怎么能为区区南昌失守而杀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寒了黄埔同学的心呢?)于是,蒋介石法外施恩,孙元良因祸得福。

    转战南中国,飞将军贪财好色

    “一·二八”抗战后,损失惨重的几个德式师回到后方整编。当年秋天孙元良调任88师副师长,驻武昌。同年12月在上海迎娶吴懿辉。1933年88师开赴闽赣“剿共”前线,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与昔日并肩抗日的19路军兵戎相见。后又参加第五次“围剿”,与红军作战。1935年初,88师师长俞济时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侍从武官长,孙元良接任88师师长。同年孙元良率部借追击红军之机入川,驻万县。孙元良虽极爱钱财,亦甚好打猎,但极其厌赌,故88师在四川的军纪尚可。

    1936年,战争阴云笼罩中国。孙元良的88师重新移防无锡、江阴。1937年8月12日,88师经过紧急铁运抵达上海。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8师作为德式师主力之一,首当其冲冲在了最前面。国难当头,孙元良倒也卖力,88师将士用命,奋力拼杀。可惜由于整个战役战术的失误,迟迟未能攻下日军阵地。反而是日军依托火力优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援。随着日军的增援,国军不得不转入防御。

    在这僵持状态下,孙元良贪财好色的本性开始显露。财政部为88师拨了26万元国防工事费。不过闸北有的是仓库、钢铁,以及老百姓逃亡后留下的空屋。孙部就地取材修筑工事,未花分文。所拨经费基本落入孙元良的腰包。结果由于材料质量不合格,工事防御效果低下,以至守军士兵往往未见敌寇一面,就在这劣质工事中葬身于日寇炮火之下。

    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88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腔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附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姿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的亲兄弟)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

    淞沪大转进,飞将军灵光突现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10军登陆杭州湾金山卫,形成对淞沪前线中国第三战区部队的包抄之势。国军反击未果,为避免全军覆没,不得不下令“转进”。由于指挥混乱,通信手段低下,“转进”变成了溃退。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本来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命令88师作为坚守闸北,以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同情。孙元良此时倒还清醒,就战场实际状况具陈己见,不主张作无谓牺牲,而是选拔一支精干部队择要固守一两个据点,掩护大军撤退。提议得到了顾祝同的认同。于是孙元良把守卫闸北最后阵地的重任托付给所部524团1营,这才有了该团团副谢晋元请缨率八百壮士(实为450人的加强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孤军据守四行仓库的惊世壮举。

    孙元良因功升为第72军中将军长,仍兼88师师长,后又得授国民政府云麾勋章。

    不过,孙部从上海撤退时,花了整整一夜沿着租界转了半圈,由闸北至沪西新泾。恰好英军守卫的日本丰田纱厂人去楼空,抛下几千大包日本棉纱,自然成了孙部的战利品。孙元良派出几十辆卡车,还有小火轮,将其全部抢运到苏锡常抛售,全师从上到下又是大大发了一笔。孙元良此时可谓既升官又发财啊。

    1937年11月9日,日军突破苏州河,国军除104、105、106等师比较镇静外,余部皆溃不成军。孙元良此时带着几个卫士与部队失散,直到苏州才将参谋部重新集结起来。

    南京保卫战,“飞将军”本色再现

    淞沪会战失败之后,鉴于部队大多在溃退中,原本依靠沪宁之间“永备”工事进行梯次防御的战略部署难以实现,蒋介石本欲将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后顾及国际影响,加上唐生智的“军令状”,国府决定政府内迁,成立南京卫戍军,“死守”南京。

    “孙元良到南京后,用全部精神到夫子庙听戏嫖妓,很少在师部做打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1937年12月10日,南京保卫战打响。88师未经休整,迅速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88师262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36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队,独自逃跑,躲入南京外馆。葛天回忆:“(吴求剑说):‘在12月11日下午3时左右,我还同孙师长通电话一次,他告诉我见机行事,……就失了联络……’1938年5月中旬,孙元良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担任副主任。这时候该班有一个秘书卢则文,他同孙在苏州东吴大学同学,卢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馆工作,有这个关系,孙就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卢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另外一说,孙元良用金条收买老鸨,躲入南京青楼之中。

    后来在《拉贝日记》中,找到了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可是孙元良在其回忆录中却厚颜无耻地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结果72军包括88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

    不知道苟延残喘至今的飞将军,有何脸面去见九泉之下惨死的袍泽。

    重振旗鼓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军称豫湘桂会战。此间国军除了在长衡作战中还抵抗了一阵,基本就是一溃千里。日军兵锋甚至直指离陪都重庆近700公里的贵州独山,一时重庆震动。

    此时孙元良所部29军91师在严令下正火速驰援(顺便说一句,那个采访记录中孙部长途调动的里程自己加起来都对不上,不知道是飞将军自己老糊涂呢,还是胡大作家算术没学好)。11月30日夜,91师搜索部队与日军前锋遭遇。1937年12月1日,91师在美机配合下,依托黑石关、白蜡坡等有利地形逐次阻击日军13师团步兵104联队(后有山炮兵19联队一部加强)。

    日军104联队于是以第1大队迂回,于次日进入独山。独山守军放弃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望风而逃。1944年12月2日,日军步兵104联队“未料到第1大队11时30分即已冲进独山。海福联队长和野野山参谋一时真假难辨,直到再次来电证实,方始放心”。说日军推进太快,还不如说国军溃退太快。1944年12月3日中午,日军104联队主力转向进入独山,工兵13联队也随后进入。

    当天日军第11军接到报告后,认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而104联队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反之国军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并占有制空权。于是命令第3、第18师团按计划“反转”。日军独山部队大队长以下军官申请拒绝反转,主张挺进贵阳,后在野野山参谋说服下作罢。随后日军大肆烧杀抢掠,并破坏了独山附近的所有设施、工厂和军需物资,于1944年12月4日黄昏主动后撤。白崇禧在事后的总结中也承认日军是主动撤退。

    1944年12月8日拂晓,孙元良率部“克复”独山,顺便在滇缅路上截留了几十辆商车。以此“功绩”,孙元良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5月,日本已经日薄西山,孙元良的29军在局部大反攻的浪潮中,“奋勇”向前,一路克复河池、德胜、宜山(还得而复失了一次)、中渡、永福等地。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奉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之命出任常镇地区警备司令,后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为扩充力量,孙把周佛海、刘明夏等人所辖伪军残余甚至一部分日军改编成卫戍部队,担当“剿匪”任务。同时借收缴敌伪财产之名,大肆搜刮。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任上嗜好跳舞,常与高级妓女出入舞厅。唯禁烟甚力。

    淮海大战,飞将军全身而退

    1948年初,蒋介石察觉出孙震有保存实力的企图,便欲罢其兵权、拟另派人统辖孙部。孙震为避免军队被蒋吃掉,同时继续保有对旧部的领导权,于是推荐侄子孙元良接替自己,以求两全。蒋考虑到孙元良毕竟出身黄埔嫡系,与川军原无大的瓜葛,于是顺水推舟,谕准此事。久失兵权的孙元良青云直上,就任第16兵团司令高位。接管叔父军队后,孙元良仗着蒋、孙两大背景大肆贪污、冒领军饷和勒索、套购黄金等,甚至把老蒋下发给兵团官兵的数十万大洋赏金也尽数装入私囊。

    曾经和孙元良在上海南京战场并肩作战的宋希濂在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一听到孙元良在徐州当兵团司令,便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淮海战役(国军称“徐蚌会战”)开始不久,孙元良16兵团第99军被配属在蚌埠布防,兵团主力奉调移师宿县,防守徐州后方。随即被迫再次北上救援黄伯韬兵团。结果宿县也被中野三纵攻占,津浦线被彻底切断。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华野全歼。

    此时黄维12兵团还在东进,妄图夺取宿县。黄维兵团拥有4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其中包括国军五大主力中的18军,是陈诚“土木系”的嫡系部队。可是中野已经给他设下了大口袋,用几乎同等兵力,将其包围在双堆集。

    国军在淮海完全陷入被动,杜聿明被迫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西南撤退,企图依托淮河,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解黄维之围。未料在永城地区陈官庄就被华野主力团团包围。杜聿明无奈下令三个兵团分三个方向突围。

    此时孙元良将“飞将军”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至。孙元良指令16兵团所部分散突围,令曾配属过快速纵队的125师掩护兵团部突围。为防杜聿明变卦,孙元良还命令截断电话线,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结果邱清泉和李弥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围,孙元良部孤军突围,一万多人在混乱中被歼,军长、师长大多被击毙,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

    可是孙元良居然化妆成中尉副官,趁乱骗过盘查,只身逃脱!后又化妆成农民,逃到信阳火车站。

    1949年1月6日,华野发动总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孙元良却已经回到南京,获准重组16兵团了。对比之下,“长腿将军”刘峙只能自愧不如,恐怕只有清末长跑名将叶志超才能比拟。

    晚年定居台湾,不提当年勇

    1949年底,孙元良来到台湾。背着战败丧师之责,加上国民党高级将领间的内斗,他精神郁闷,最后选择了退役从商。

    上世纪70年代初,孙元良一度旅居日本,开了一家名为“天福园”的面馆。

    1975年,他重返台湾定居高雄,在当地一家针织品公司当董事长,退休后,孙元良到台北定居,闲来无事时著书立传,写了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书名犯基础常识错误)等。

    晚年的孙元良很少提及当年的风风雨雨,心境平和地专注养生;孙元良的第5个儿子孙祥钟,即是影视双栖的台湾资深艺人、偶像演员秦汉,他曾回忆说:“即便是对自己的儿女,他也很少说起过去参与的战事。”

    1985年,孙元良最后一次高调亮相。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否认1931年后日军在华大屠杀的事实;当年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孙将军正好偷偷离开部队,躲在妓院里避难;作为历史的见证人,81岁高龄的孙元良在台湾高雄市发表了一份抗议书,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逝世,享年103岁;在他过世前,是硕果仅存仍然在世的黄埔军校一期校友, 生前行事低调的他,身后事家属也将力求精简;他的后事家属会依照其遗嘱指示不发讣文,只在报纸登半版广告告知亲友,至于骨灰则暂厝林口,等待适当时机再迁葬回大陆南京。

    主要功绩

    孙元良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4年,考入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东征期间,没有命令率部畏敌后撤,并冒名顶替陈明仁的功劳,遭到何应钦的指责。此后又在北伐时草木皆兵望风而逃,被免职后于1926年被蒋介石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任第一师野炮营营长、陆军第二师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一旅旅长等职。

    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

    1932年,任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然功劳实为87师517团团长张世希团长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蒋家村拼死发起冲击而获得,孙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是因为他乃是蒋校长嫡系中的嫡系之故。

    升任第七十二军军长

    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率兵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

    参加南京保卫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以四行仓库为据点驻守抗战。此战后获云麾勋章,升任第七十二军军长;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驻守城南雨花台一带,因军饷与上海工事款项等问题,被蒋中正要求至军法处辩明,于4月3日自行进入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孙元良提出辩白书后,蒋中正将此案交由康泽与戴笠调查后无罪获释,投监拘押42天。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驻守城南雨花台一带,曾经私自下令撤出南京城,被其后队宋希濂举机枪督战逼迫下才不得不重回战场。 此战后廖耀湘等上呈报告要求追查责任,因此被撤职查办,投监拘押四十二天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成为屠杀目击者,1985年曾发表抗议书,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者谎言。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1944年,率部将日军赶出距重庆七百余公里的贵州独山县,收复南丹等地,使日军退出贵州;解陪都之危,获青天白日勋章。

    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4年,率部将日军赶出距重庆近700公里的贵州独山,于12月4日黄昏主动后撤以后才“收复”独山、南丹等地,使日军退出贵州;解陪都之危,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先后任南京附近常镇地区警备司令、重庆警备司令。

    个人作品

    1949年,到台湾任瑞祥针织公司董事长;1956年,旅居日本;1975年,返回台湾;著有《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回忆录)、《世界军事史》。

    轶事典故

    萨苏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孙将军的几则轶事:

    从新闻中看到,黄埔一期的最后一人孙元良将军以103岁高龄往登他途。回想九十年代初到黄埔军校旧址,所见黄埔军校烈士墓上凝重的“亲爱精诚”题字,这或许标志着那一个时代的结束吧。

    孙元良,在近代史上是个不时闪现的名字,北伐,抗日,反共……民间对其评价不一,盖棺论定的事情是说不准的,萨也没有兴趣和资格去评定孙老将军的一生。不过,“孙元良”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早年间从国军旧人口中,多少听得一些此人传闻,真实性不敢100%保证,但都有出处,且与大家作一共享。

    一:不吃辣的四川人

    刚刚听到孙将军西去之讯,曾给一个朋友写到家族中有一长辈,曾专门去孙元良与庞炳勋离开大陆后合开的馆子吃饭,以体会“孙庞斗智”故事。写了之后,与家人通电话,那边就说老辈去吃“孙庞斗智”不假,但里面那个“孙”可不是孙元良,而是原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孙连仲是西北军老将,庞炳勋的侄亲家,与他合开餐馆很正常,孙元良是黄埔嫡系,和老冯的西北军是死对头,开餐馆大概也会找李良荣。此孙不同于彼孙也。

    惭愧,原来搞错了。但老萨思维短路有点道理。原因是知道两则关于孙元良的轶事,都和吃饭有些关系。

    其一,是曾给沈醉先生作过助手的一位亲戚提到,抗战时期沈醉在军统作总务。当时前方将领回到重庆有时会到军统局,招待吃饭自然不会少,都是沈醉的工作范围。孙元良也来过,沈醉安排吃饭,因为孙元良是四川人,特别准备了麻辣火锅招待。却不料席间孙极少动筷。沈颇为奇怪,事后询问孙的副官,答曰“军长不吃辣。”身为四川人而不爱吃辣,可谓怪哉。不吃辣却不明说,敷衍就餐了事,军统局的骄横,将军们都不愿轻易冒犯,也可见一斑。

    其二,是北京一位编辑朋友的长辈,原是西北军中人,谈论历史,提起冯玉祥的节俭,拿蒋介石所部对比,曾说南边(北伐军)也不是尽不可取。中原大战后他所部的西北军一团被收编,与第二师同住一城。地方宴请,席间士绅敬酒,第二师的长官居首席,淡然却道:我辈新军人,不吸烟,不饮酒。这个第二师的长官,就是时任团长的孙元良。孙固辞之下,滴酒不沾。以下军中众人即便想饮,也只好推却了。西北军军规中原也有不吸烟、不饮酒的说法,但经过北伐以后,已成空文,不乏以豪饮著称者,孙此举令西北军上下一时肃然。

    二:南京战役中的孙元良

    其实,孙其人,作为军人还是比较能打的,在日本的对华作战纪录中,往往可见孙元良的名字。南京战役,孙的八十八师死守雨花台,是为南京城外最后屏障。日方记载,雨花台守军阵容严整,军纪森严。孙元良下令逃兵一律毙杀,另有一条命令战斗开始后任何人不得离开阵地上公路(有逃跑之嫌),公路上有人督战队即可开枪射杀。日文资料中这样的描述本意在于说孙残忍野蛮,但也说明孙元良当时对于死守阵地是有决心的。

    不过,根据日军纪录,孙元良的一个失误,也可能是南京最后城破的重要原因。1937年12月9日开始,日军反复攻击雨花台,由于守军顽强,雨花台后二十米高的南京城墙作为二线阵地可以提供火力支援,交叉火力猛击之下日军损失惨重(事后日军统计雨花台之战伤亡两千余人),三天没能占领这里。但是,由于日军士气极高,各部队纷纷抢夺攻占南京之“武勋” ——南京作为中国首都,这份功劳远比攻占其他地方为高,给守军的杀伤也极大。11日,考虑到孙所部八十八师伤亡很大,唐生智下令孙收缩阵地。唐对前线情况不明,而孙竟然也未加详查就遵照执行,这下子在八十八师与五十一师的阵地之间放开一个无人防守的大口子 ,日军12日,就从这里突破雨花台防线,直攻中华门。这个攻击彻底动摇了唐生智的信心,当天下令南京弃守,各军措手不及,多不及撤退,损失极大,而南京大屠杀也就此开始。因为八十八师仓促收缩阵地造成失守雨花台,同时见于中日史料,唐生智的乱命要负主要责任,孙元良的盲目执行,恐怕也难辞其咎。

    三:罕见的败仗

    孙元良将军为黄埔出身,整个战争生涯中,出彩的战例不少,估计1948年点评他战绩的文章会不少,就不多缀叙了。然而,打仗,常胜将军是没有的,孙也是一样。若要论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一战,大概就是淮海(徐蚌)战役了。那一战,孙元良率领的整整一个16兵团从陈官庄突围,结果跑到外边一看,还剩四百多人。此战解放军说孙元良单身逃走,这倒是有点儿过分了,不过八万多人的一个兵团,剩下四百和孤身脱出也实在差不多了。说来国军和共军打仗,开始损失以旅计,随后以师计,淮海战役前损失一个军已经不算什么,但这种随便就丢一个兵团,还是太窝囊了。为此,孙元良一直耿耿于怀,曾在不同场合对自己辩护过,主要强调两点,第一说明这是杜长官命令突围的,不是他擅自决定放弃同僚.从所存的文字记载看,可能是这样的,但孙随后关闭了电台,因此没有接到取消突围的命令.第二,则是说明自己的部队突围是成功的,足有一半以上的部队,四万多人冲了出来(孙部八万多人,在此前的战斗中损失一万多,突围中两万多被截留在围中,这个数字也算可信),只是突围后到达萧县时,又遭到解放军的围攻才全军覆没。

    一个兵团怎么会一夜之间全军覆没呢?按照某电影的说法赶鸭子也没有这么快。

    这件事,我曾请教过几位在国军中任职过的老人,大多说不明白 -- 甚至请教共军的一些前辈,也是说不明白,甚至有亲身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人,也不明白孙兵团怎么会一下就被吃掉,因为吃其他几个兵团都费了很大力气。只有在奥马哈遇到的一位国军老人给了个比较能接受的解释。说来这位也不是亲历者,但他的一个朋友正是孙兵团的成员,突围出来后不久伤重而死。按照他这个朋友的说法,孙兵团的崩溃,是遇到了百年难一遇的事情,那就是 -- “营啸”。

    “营啸”,是古代军中的说法,俗称炸营,指的是过于紧张的军队完全丧失理智,北宋救援太原之战,就因为有传闻宗翰来了,引发二十万大军营啸溃散。根据经历人的说明,孙的部队撤退到萧县不假,但遭到了解放军部队的夜袭。以夜袭而论,歼灭一个团,一个旅有可能,一个兵团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解放军后来的文献也证明当时和孙军交战的数量极少。可是孙军的状况非常不正常。当时他们突围出来,经过一夜狂奔,凌晨时认为已经远离了战场,于是数万人几乎同时倒下酣睡,外围部队连岗哨都没有放出。拂晓,解放军少数部队突然发动夜袭,突围成功。孙兵团官兵被围多日之强烈紧张后骤然放松,又突然被袭击,神经顿时崩溃,于是全军惊叫而起,甚至自相残杀,激烈混战起来,于是几万人的大军就此溃散无法收拾……这可能是至今为止万人大规模“营啸”的最后一次。

    假如这个现象被心理学家拿去,一定会作为课堂上的样本,不过估计孙将军肯定对作这样的样本没有任何兴趣。

    四:义气男儿

    上面提到的那位定居奥马哈的国军老人虽然不是孙兵团的,但任职当时的国防部,对淮海战役很熟悉,他曾经对我讲过自己的看法,认为此战国民党军部队比较精良,指挥官杜聿明深得军心,又是在内线,平原作战,本来比较有信心的,打到中间虽然失利也没有想到会败的那样惨,但一场大雪使国民党军机动能力全失,重装备反成累赘,最终全军覆没。我觉得他的看法依然是老国军典型的思路,因为大雪下来之前,国民党军就已经开始败了,只不过是个败的程度不同而已,这样分析成败,未免有些片面。但是就如同孙将军一生和共产党对着干一样,对一些老人,也没有必要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或观点吧。

    这位老人提到孙元良,还提到一件事,说他讲义气。

    他说孙家中供养一老妇,全家礼节恭谨。但这老妇于孙实际并没有任何任何亲属关系。原来,南京陷落时,孙所部大部伤亡,孙作为师长在最后指挥,未能随部队突围,其间一度被俘(现有文献对孙从南京脱险语言不详,但没有文字提到他曾被俘,故存疑)。被俘是指他化妆隐藏被日军搜出,和其他被俘官兵集中,要作为“便衣兵”拉出去枪决。这时南京大屠杀最残酷的时间已过,有时日军也允许百姓来认走抓住的青壮年。有老妇忽指孙是自己儿子,不是溃兵。孙元良当时柱一拐,口音与当地人迥然不同,日军很是怀疑,让翻译询问,称如认了,就母子一起杀。但老妇始终不改口,恰好此时附近忽有枪声,日军急于去察看,随手下令放掉,孙遂幸免于难。

    此后才知道那老妇本是来寻自己儿子的,寻不到,看孙象是来打仗的外地兵,不忍他死在这里,遂出言相救。

    孙脱险后,遂视之如母,终生不渝。

    事情真伪,大约只有孙家近人可作证明了。

    逝世消息

    中新社香港(2007年)六月十日电台北消息:“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率部坚守上海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台湾过世,享年一百零三岁。

    “中央社”十日报道,孙元良家属当天在报纸刊登启事,公告孙元良过世消息。

    报道说,孙元良将军遗体于九日火化后,骨灰暂厝林口,家属表示将依孙元良遗愿,未来选择适当时机迁葬南京。

    报道说,孙元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他在过世前已是硕果仅存的黄埔一期校友。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孙元良担任国民党军队第八师二五九旅旅长,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即与日军作战。

    “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孙元良任八十八师师长,率部坚守上海闸北阵地达一个半月,打碎侵华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

    淞沪战役告一段落后,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四百多名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掩护部队转进,即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孙元良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由他交给副团长谢晋元。

    据了解,孙元良将军籍贯为四川成都,著名电影明星秦汉是孙元良之子。

    查看更多>>

    胡琏

    人物生平

    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陕西华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在陈诚的土木系部队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抗战后历任旅长、副师长、师长,1944年8月升任18军军长,后又升任第12集团军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整编第11师师长、18军军长、第12兵团副司令。1949年去台,为首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兼福建省“主席”,后升任“陆军副总司令”。1964年“出使”南越,历时8年。回台后受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晋级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1974年申请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治宋史及近现代史,著有《泛述古宁头之战》,《金门忆旧》等。1977年病卒于台北。

    主要经历

    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师排、连长。

    1928年起任国民革命军总部警卫二团连长、第十一师营副、营长。

    1932年起任第十八军特务营营长、特务团团长、第十一师第六十

    六团团长。

    1937年起任第六十七师第一一九旅旅长、第十一师副师长。

    1941年3月任预备第九师师长。1942年任第十一师师长。

    1943年10月任第十八军副军长,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级参谋。1944年8月任第十八军军长。

    1945年6月28日授少将军衔。

    1946年第十八军整编成十一师,任整十一师师长。

    胡琏1948年8月升兼第十二兵团副司令,9月22日晋为陆军中将。

    1949年1月任闽浙赣边区司令官,2月任第二编练司令,6月任第十二兵团司令,10月任金门防卫司令。

    1954年6月任第一军团司令官。

    1957年7月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任金门防卫司令。

    1958年8月任陆军副总司令。

    1964年任驻南越“大使”。

    1972年12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1974年退役。

    1977年6月22日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岁。

    早年岁月

    1907年11月16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生于陕西华县会同坊北会村贫寒农家,12岁进华县高等小学念书,1925年小学毕业后,投国民二军冯子明旅当文书,1925年考取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军校,入入伍生总队。1926年3月,军校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胡被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一团第七连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10月,胡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排,连长。1928年冬任第十一师第六十一团连长。后在陈诚的第十八军任营长、团长。1929年至1930年,随第十八军参加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及中原大战。因作战勇敢,胆识过人,深受陈诚赏识,被升任第十一师营长。

    1931年至1934年,跟随陈诚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因功于1933年8月升任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团长。1935年起,又随罗卓英在浙西南继续进攻红军。

    抗战烽火

    1937年初,淞沪会战爆发后,胡所在的陈诚任军长的十八军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开赴上海,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胡团奉命守卫上海北面的罗店地区。日军以罗店为突破口,派飞机轰炸、大炮轰击六十六团阵地,施放烟幕弹,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击。胡琏组织敢死队,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又组织机枪火力网封锁日军前进通道。有时组织部队主动出击与敌人进行肉搏战,以杀伤敌人。有时一昼夜打退敌人十几次进攻,顽强地坚守了阵地。

    淞沪会战后,胡琏升任第六十七师步兵第一一九旅旅长。第二年胡琏随部挺进苏南开展游击战,重创敌寇。其部四零一团团长邱行湘直捣潥阳、宜兴一带,直逼苏浙边境张渚诸地,使日寇沪宁铁路交通受威胁。

    1938年6月,胡琏司令部设在九华山,他亲自到前沿阵地了解情况,发现日寇在江岸各地修碉堡,并有重兵把守。他为了配合海军特种部队在长江布雷,将沿线据点中的敌人引开。一天胡琏指挥部队突然向敌人据点发动攻击,迫使敌人放松对沿江的巡逻。扮成“船夫”“渔民”的海军特种部队乘机在江面布下水雷。一天夜晚,胡琏又派出一支部队向敌人碉堡突击,日寇摸不清中国军队的虚实,不敢出击,海军特种部队又一次在江面布下水雷。在胡琏部和其他部队掩护下,海军特种部队一年内在长江皖赣江面炸沉日军舰船六十余艘。

    1939年,胡琏率部开赴湖南,参加第一次湘北会战并升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长副师长封爵林。

    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0年5月2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占领襄阳后,经宜城、南漳,直逼宜昌。第十一师奉命从长沙驰援湖北当阳。5月底,十一师在当阳构筑工事完毕,师长方靖在临战会上告诫:“当阳长坂坡,是当年三国时刘备破曹操处,此次战斗倘若当阳失守,宜昌不保,日寇就会将我们窒息西南,国家生死关头到了,我师必须人人做张飞、赵云,使日寇有来无回。”胡琏接着说:“我们就要像当年张翼德大闹长坂坡那样,杀的日本鬼子片甲不留。”

    1940年6月9日,日寇向第十一师阵地疯狂进攻,在当阳西北九山子高地,双方反复争夺。胡琏亲率第三十一团增援,同时派另一支小部队抄敌后路,敌怕陷于包围之中,慌忙撤退。方靖、胡琏在当阳与日寇激战一周,重创敌军。后撤至大峡口、风洞河一带抗击日寇。

    1941年调任福建预备第九师师长。

    1942年调回第十一师师长。

    1943年率部与日寇争夺石牌要塞作战中取胜,保证了鄂西大捷,因功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并于7月13日任十八军副军长。同年带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高参。

    1943年5月25日,在湘鄂边境德日寇占领要隘渔阳关后,渡过清河逼近石牌要塞;日寇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敌酋高木义人率领下,从南面沿长江进犯石牌要塞。

    石牌是长江湖北西部的重要江防要塞,若石牌丢失,则日寇可直接窥伺四川,威撼西南。民国政府军事当局认为“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严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石牌要塞。蒋介石曾致电陈诚“石牌要塞应指令一师死守。” 重任落在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胡琏部身上。后几经调度,最终形成了石牌要塞保卫战的指挥系统,沿枝城、长阳、宜昌、秭归、丘峰线的战略防线:八十六军守备枝城聂家河、安春垴、红花套、长岭岗、以及宜昌三斗坪、陈家坝(今秭归境内)为石牌防线左翼;八十六军一部驻守长阳津阳口、偏岩、馒头咀、太史桥、渔洋关(今五峰境内)、资丘一线,是为战略防线之外围右翼;调三十二军驻三斗坪、陈家坝,护防线之左翼;同时调九十四军主力至资丘,重点加强右翼,部署兵力近16万。 

    胡琏接受任务后,带领全师将士祭拜天地,誓与要塞共存亡,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胡以日寇大炮坦克武器精良,不宜硬拼,只能智取。他根据要塞一带山峦起伏地势险峻德特点,利用有利地形,制敌不擅山地作战之短,抓时机,歼顽敌。他将主力部队隐匿于要塞东南北斗冲一带,只留师机关及一部分兵力防守要塞。1943年5月27日,敌第二十九、第三十四师团一部向北斗冲发起进攻,当敌进至一个群山环抱的山谷时,一声令下,第十一师部队突然从四面八方将敌围住,杀声震天,敌伤亡惨重。

    第二天,敌继续进攻,当部队逼近阵地山头时,他指挥部队与敌人拼刺刀,当敌人冲锋后修整和补充时,他组织兵力反击,夺回被敌占领的山头。他采用守攻结合的战法坚守了阵地。第三天,正当战斗方酣之际,第六战区指挥陈诚电话问胡琏“有无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坚定的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不过,据时任十八军军部参谋长兼十八师副师长的赵秀昆回忆,胡琏已经暗中准备了逃走的木船。但打出的旗号却又是深获陈诚之心:“十一师是辞公的根基,这样使用实在可惜。”

    石牌要塞之战,第十一师歼灭日寇一千余人,使敌军未能占领石牌要塞,保证了鄂西会战的胜利。此役胡琏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

    1944年,胡奉调至重庆侍从室参军,1944年8月13日出任第十八军军长。

    1945年参加湘西会战。

    1945年5月,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向湘西雪峰山地区进攻,指向湘西芷江空军基地,企图打通湘黔通道,进击贵州。胡琏率第十八军参加了保卫湘西的雪峰山会战。

    1945年6月13日,胡率部抵达溆浦后,详细了解了这次战役的计划,战场形势;敌军番号、数量、特点和动向;各友军情况。湘西的六月,气候炎热,加上道路崎岖,将士行军艰难,他根据当地昼热夜凉的特点,让部队中午休息,夜晚加速行军,终于提前到达目的地。立即指挥各师团向日寇据点攻击。十七日黄昏,将日寇进攻湘西的唯一交通线湘黔公路截断,与第四方面军将被围之敌分割歼灭。

    1945年6月28日授少将军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琏第十八军在长沙、衡阳地区接受日军投降。

    解放战争

    1946年5月,18军整编为11师,胡琏任师长。在解放战争中,率该师参加进攻苏北鲁南解放区,参加围攻中原解放军。他率领的整编第11师一直充当着救火队的任务,哪里有难便被投入哪个战场。

    1946年9月,定陶战役后,国民党军继续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占山东菏泽城。接着,国民党军第5军和整编第11师分别进至巨野以西龙固集地区和巨野以南的章缝集地区。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三、六、七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旅于10月3日发起巨野战役,以1个纵队扼制第5军于龙固集以西地区,集中3个纵队歼灭突击于章缝集地区的第11师11旅。激战至7日上午,章缝集守军3000余人除200人逃脱外,全部被歼灭。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5军被扼阻于龙固集以西地区,毙伤其2000余人。下午,第5军和整编第11师分别向西和西南方向退却,逐渐靠拢,晋冀鲁豫野战军遂结束战役。是役,毙伤俘国民党军5300余人。

    1947年7月的山东南麻战役,胡琏判断华野可能集中部队攻击他,于是花了20多天集中在南麻修筑了一系列的巧妙的防御工事,其中有大量的子母堡。结果虽然粟裕率领华野集中了四个纵队外加鲁中军区三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胡琏,还有七纵一个纵队负责阻援!但是在胡琏的巧妙防御工事和顽强防守下,华野四个纵队连续猛攻三天三夜,7月15日下午,解放军以密集的炮轰为信号,向胡部发起进攻,整十一师阵前血流成河,伤亡惨重,而国民党援军或者被解放军阻击无法靠拢,或者因胡琏平日的霸道而故作有心无力之状。解放军的攻击越来越激烈,胡琏几近绝望。绝望中,胡琏率领司令部全体人员焚香跪拜,企求老天爷保佑,说来也巧,就在此时,天降大雨,这暴雨一下就是7天7夜,解放军进攻部队也因雨迟滞。同时陈诚接到胡琏的求救电报后,为自己起家的家底心急如焚,调兵遣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救援胡琏。 25师和64师先后增援赶到,阻援的七纵不是优势敌人的对手,激战一通被迫后撤。

    1947年9月曹县战斗,陈毅指挥所部,将据守定陶附近沙土集守军、国民党军段霖茂的整第五十七师包围,于9月7日,将之全歼,继续南进,24日与国民党军整第十一师在大义集、土山集一线遭遇,两军展开激战。11师师长胡琏嗅觉敏锐,马上停止前进,进驻两个村庄挖掘工事固守。解放军还是老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3、8两纵猛攻土山集守军18旅,4纵阻击大义集增援。18旅坚定守住土山集,三野自与整第十一师遭遇以来,激战数日,未有斩获,毫不恋战,断然放弃攻击,主动撤出战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砀山、马牧集间,越陇海铁路南下,向皖、苏广大地区纵横扫荡,因这些地区,国民党军军正规部队都已调走,很快恢复了鲁南苏北原来的解放区。此役解放军伤亡4413人,整编11师伤亡3500人。

    奋力突围

    1948年4月至10月任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1948年9月初,国民党军队取消整编军番号,恢复原来的军师番号。此月,国防部授予胡琏陆军中将衔。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番号撤销后,所属的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三师和整编第十师都并入新组建的第十二兵团建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发表由黄维任兵团司令、胡琏任副司令。胡对此大为不满。但是,黄维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在十八军曾是胡琏的上级,声望比他还高,胡不得不表面恭顺,背后则满腹牢骚,不安于位。10月底,胡以父亲病重和医治牙病为由,请假离开部队跑到武汉去了。

    11月初,淮海战役揭开序幕。蒋介石命令黄维第十二兵团迅速开赴徐海淮蚌地区作战。第十二兵团1948年11月8日由驻马店出发向安徽前进,18日到达蒙城的涡河、北淝河一带,即遭到中原野战军的进攻。25日,被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包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

    第十二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发现胡琏不在前线,立即电召胡到南京面谈,问胡有什么办法能导致该兵团转为有利态势。胡认为这次战役是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即向蒋表示愿意飞赴双堆集;协助黄维鼓舞士气,调整态势。蒋极为嘉许,并指示第十二兵团:“要固守下去,苦斗必生。”然后,蒋命令空军用小飞机把胡琏于12月1日送到双堆集前方。胡向黄维和军师长传达了蒋的指示后,马上到各军师阵地视察,并将兵力作了局部调整。几天之后,中原野战军的攻势更加猛烈。第十二兵团粮弹匮乏,南京空降飞机有减无增,局势越来越严重。黄维决定派胡琏去南京,一则向蒋介石报告险情,催运补给,敦促救兵请示对策;二则要胡住在南京,以免和大家同归于尽。如果第十二兵团被歼,望胡能为大家处理善后。7日,胡琏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双堆集情况。8日晚,蒋介石邀宋希濂、胡琏、封裔忠、蒋经国共进晚餐,并放映电影《文天祥》。蒋对宋、胡说:“这个片子很好。”暗示宋、胡为其政权“效忠”。9日,胡琏再次飞双堆集,向黄维等传达了蒋介石准许在危急时可以突围的指示。

    12日,中原、华东野战军对第十二兵团发起总攻。15日,黄维突围的命令下达后,所部争先恐后乱成一团,结果除少数漏网者外,悉数被歼。胡琏因害怕当俘虏,在突围前向医务人员要了大量安眠药,准备在不能脱身时,服药自杀。胡后来乘战车冲出了重围 ,遇到第十八军未被包围的骑兵团。不久,他跑到了南京。

    最后一战

    1949年2月,胡琏被南京国防部任命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负责收集从长江以北溃败逃至江南的官兵,并补充新兵。第二编练司令部设在江西南城,得到当时的江西省主席方天的许多帮助。不久,便成立、重建和督练第十八军和第十军,由高魁元、刘廉一分别任军长。是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后,代总统李宗仁要胡琏率部进驻大庾岭,胡对李的命令阳奉阴违,按兵不动,暗中接受蒋介石的遥控指挥;5月中旬,南城解放,第二编练司令部改编为第十二兵团,胡琏任司令。

    1949年7月,国军第十二兵团根据胡琏总司令“纵深防御、移动防御”的原则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分兵两路南下,成功摆脱了南下大军围歼第十二兵团的企图,于7月14日从江西进入广东兴宁,在石马镇稍事休整,接着进入梅州。在石马休整期间,兵团总司令胡琏曾在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何子渊故居光裕庐坐镇指挥部队,后因电话线路遭游击队破坏而撤离石马。7月14日亦是《中央军委关于围歼胡琏密令电报》发出的第一天。

    9月初, 胡琏兵团撤往潮汕,期间在潮汕、普宁地区大量抓捕青壮年男子(抓壮丁)以补充死伤溃散的军队,旋从海路驻防金门。10月25日,胡琏第十二兵团与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在金门西北角的古宁头村,击溃一万多登陆金门的解放军,俘虏约五千人,取得金门战役的胜利。同年冬,胡琏被委任为福建省主席兼第十二兵团司令。1950年初,第十二兵团改为金门防卫军,胡琏任司令兼福建省主席及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1951年,胡琏在金门成立“福建省游击队”,后改名为“福建省反共救国军”,他任总指挥。他曾派遣小股特务潜入福建省,试图进入戴云山区进行反共游击活动。但不到一个星期,大陆军民便将这些特务一网打尽。

    晚年岁月

    1952年10月,胡琏加授陆军上将衔。同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此后,他连任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4年6月,胡琏奉调回台北任第一野战军团司令。1957年又奉调去金门,再次出任金门防卫司令,1957年7月升任二级陆军上将。1958年8月23日,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次日,胡令所部向大磴岛进行炮击。金门炮战持续了四十六天,9月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兼金门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

    1958年冬,金门防卫司令由刘安祺接任。胡琏擢升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61年12月入国防研究院受训。1964年,胡琏出任“驻越南(南越)大使馆大使”,在职八年。1972年胡琏被免职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他晚年爱好文学和历史,研读典籍,喜读古书,1974年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宋史和现代史。著《古宁头作战经过》、《泛述古宁头之战》、《金门忆旧》和《越南见闻》等书。

    1977年6月22 日,胡琏因患心脏病在台北逝世。

    胡琏将军的遗体,后以海葬形式安葬在澎湖列岛海域,实现了其“魂护台澎”的遗愿。

    家庭情况

    胡琏早年在大陆娶一对姐妹花为妻,姐姐育有三子,分别是胡之光、胡之辉、胡之耀;妹妹育有五女,分别是胡之冰、胡之玉、胡之玲、胡之洁、胡之清。

    人物评价

    遍览台湾军史著述,不光竭力贬低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大陆将领,而且将张灵甫、李仙洲、邱清泉、黄百韬、黄维等国民党败军之将也说得愚蠢之至如粪土一般,唯胡琏超智超勇、鹤立鸡群,乃千古难觅之良将,似乎蒋公介石如早早委此君以大任,则定能扭转乾坤、挽狂澜于既倒。

    平心而论,胡琏在战场上的表现确比其同僚们略高一筹,他有张灵甫的“悍”,但无张灵甫的“骄”;其“忠”不比黄百韬少,其“谋”绝比黄百韬多。台湾史籍广泛传引所谓毛泽东给前线部队的一封亲笔函称:“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实力,待机取胜。”以说明共军对胡琏的畏惧之甚。毛泽东是否发过如此信函根本无据可查,但把胡琏喻为“虎性”与“狐性”的结合体还是恰如其分的。许多三野老人认为,胡琏的整十一师(十八军),综合战力仅略逊于整七十四师,从其几次避免了被歼的命运,而且是“五大主力”中最后一支被歼灭的王牌部队来看,说胡琏“能战”,不算是溢美之词。

    胡琏不拘小节、精通嫖赌,对于“阿堵物”(钱的别称)更是情有独钟。他曾对赵秀昆说过:“我们一旦当了师长,首先搞它二百两,打个基础。”但胡琏手面很宽、出手阔绰,对于那些敢于拼死沙场、能征善战者一律不吝封赏、破格提拔,而那些临阵怯懦即便是同乡、同学也绝不留情面。李万斌与胡琏情属同乡,又是黄埔四期的同学,可李作战胆小,被胡琏最终赶出十八军了事。1947年7月,胡琏所属十八旅某工兵营长放弃了一个据点,胡琏得报立即予以枪决,决不姑息。同属土木系骨干的原整编第66师师长宋瑞珂被俘的消息传来,胡琏脱口而出:“宋瑞珂应该自杀!”

    胡琏极端仇视中共,曾有“共产党如果成功,我们断无活路”的慨叹。但同时他又对中共的某些做法进行深入研究,对解放军的军事手段反复揣摩,杨伯涛回忆说胡琏曾经拿到过一本第二野战军团级指挥员的作战日记如获至宝、深加研习。对于二野的各色部队的风格胡琏均有不俗的评价,这一特色一直保持到胡琏的晚年。七十年代在台湾出版的胡琏的回忆录《出使越南记》中对于中共军事斗争模式有着老练的阐述。

    历史文献

    胡琏将军与日寇决战前的祭天誓词: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钦,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此为胡涟将军在展开石牌保卫战前一日的祭天誓词,亦为遗嘱。五月二十八日日军即开始进攻石牌,此役,国军以15万人面对日军20万人的进攻,连日血战,最终击退日军,粉碎了日军占领石牌进而威胁重庆的战略企图。

    1943年五月,日军溯长江西上,直取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四川。地扼三峡中游的石牌要塞首当其冲,被赋予这个以少胜多、以寡当众守卫重任的,是国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黄埔四期,时年三十六岁。

    大战开始前一天,已经向全军许诺“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胡琏,连续写了五封简短的诀别信,其中给老父的一封,其忠差似诸葛亮《出师表》,其孝思堪比李密的《陈情表》:“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唯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成仁死国之心,是精忠;加衣强饭之请,是纯孝。

    勋章失窃案

    台湾“刑事局”2012年5月8日晚间证实,失窃的前金防部司令官胡琏将军获颁的青天白日勋章,已由中国大陆北京公安寻获,并妥善保管。北京公安在一列由厦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逮捕窃嫌。 “刑事局”表示,现北京公安已妥善保存证物,同时台方也会将掌握的监视影带等犯罪事证送交北京公安,并尽快取回这枚青天白日勋章 。31日,勋章交由“刑事局”带回。 

    查看更多>>

    谢晋元

    个人生平

    谢晋元,字中民,广东省蕉岭县人,生于1905年4月26日。父亲谢发香是小商贩,母亲李氏是渔民的女儿。晋元少年时好下棋,善书法,爱读书,为人憨厚、刚毅、果敢。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长升的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贻至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生灵涂炭,沉重的民族灾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种。他把岳飞的“精忠报国”作为座右铭,立志为国献身。 

    少年时代

    谢晋元的童年,正处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

    1912年,蔡元培、吴玉章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各地兴起。那时,尖坑村的父老乡亲很快接受了新思想,就在村中利用几间旧平房创办新学,用新思想教育民众,所以为学校取名“育民学校”。

    1913年春,父亲将9岁的谢晋元送到育民学校读书。老师除教授算术、珠算外,还教《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作为识字课本。

    老师结合教学,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进行“天下为公”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教育,讲授“礼义廉耻”的做人做事的道德准则。谢晋元在育民学校读书四年,就受到了新文化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

    1919年,15岁的谢晋元以优良成绩考上省立梅州第五中学(今梅州中学)。谢晋元在梅州的读书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丝毫没有气馁,相反他更加发奋学习,进一步认识到学好书本知识在人生事业上至关重要。他在后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要努力勤读,以求增进个人的学识,凡一切事业,均由学问为出发点,没有学问,无论是很好的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而且会做坏”。

    1919年,在全国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贼的斗争形势下,梅州许多青年学生包括谢晋元都参加到这场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浪潮中去。在宣传活动中,他深切体会到青年人若只求空谈理论,不求实际斗争,这样的斗争必然会失败。于是谢晋元决心以三民主义为原则,身体力行去奋斗。 

    投笔从戎

    1925年,谢晋元在声援“五卅运动”示威大游行的斗争中,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暴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封建军阀作乱,人民不得安宁。同时,也看到了人民的革命力量,看到了周恩来亲自组织黄埔军校学生参加示威游行。于是,谢晋元毅然投笔从戎,并赋从戎诗一首:“河山破碎实堪伤,休作庸夫恋故乡。投笔愿从班定远,千古青史尚留芳”。

    1925年12月,谢晋元从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毕业,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先入步兵科,后转政治科,是政治大队第三队学生。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谢晋元经常聆听革命思想教育。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北伐,就读于黄埔军校的谢晋元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约10万人,分中、西、东三路进军。当时,谢晋元隶属东路北伐军,在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的指挥下,任排长,率领一排人马,在东路北伐军驻守汕头地区前线英勇作战,扫荡孙传芳在福建、浙江的军队。

    10月上旬,孙传芳的福建军务督办周荫人,趁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兵力薄弱之机,率领4个军3万余人南下,分3路进攻广东。先后占领了今蕉岭、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饶平等地。并在永定设立行营,补给物资,指挥作战。

    在这种敌情下,谢晋元率领一排人马参加袭击永定城的战斗,三天三夜,攻克永定,全歼永定之敌4500人,周荫人率千余人越城逃走。11月8日,十四师在漳州不战而胜,逼近福州。谢晋元在永定、漳州等战役中,身先士卒,英勇果断,冲锋杀敌,初建战功。因此由排长升至少尉连长。

    北伐军出师不到半年,攻占了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1927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并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继续进行北伐。谢晋元随军到达南京,驻守京沪路东段。

    8月25日夜,北风呼号,浓雾弥漫。孙传芳以三个师的主力6万余人,分三路,从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处强渡长江,向南京边防区乌龙山,栖霞山及龙潭一带进攻。第一军所据守阵地先后失守,被逼向南京后撤。26日,孙军占领龙潭东站。在此危急之时,白崇禧电令驻京沪路东段的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率部向龙潭反攻。同时,电令杭州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回师助攻龙潭。与孙传芳血战七个昼夜,终于歼灭了孙军5万余人。而谢晋元在此次反攻龙潭的战役中,率领一连人,勇敢善战,一马当先冲杀搏击,拼死战斗,激战七昼夜,终于取得胜利,建立奇功,升为副营长。 

    闸北抗日

    1930年任中尉连长,在歼灭土匪刘桂堂的战斗中英勇善战,被调入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任少校营长、参谋等职。同年,在汉口和凌维诚结婚。此后,随军进驻上海闸北。所谓闸北,是上海水陆交通要地,是各路之总称,即淞沪路与京沪路相接处,而形成的一个三角地带。此乃十九路军之战区中心,谢晋元率部就驻守在此要地,保卫上海。

    东三省沦陷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调动海陆空主力进攻上海。从1932年1月21日起,日本调动航空母舰一艘,由旅顺驶向上海吴淞港。接着,四艘驱逐舰满载特别陆战队,开进黄浦江,一批批的陆战队在汇山码头登陆。在这上海形势处于非常严峻之时,驻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早已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谢晋元所率的一营人马,亦早已严阵以待,时刻准备着,只等一声令下,为保卫上海而英勇战斗。

    1月28日,日本海军司令盐泽指挥陆战队6000余人,向吴淞、江湾、闸北三路进攻,并扬言:“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并解决十九路军。”“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在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的领导下,各路守军奋起战斗,阻击日军前进。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奋勇杀敌,全日巷战。日军数次冲锋均被十九路军击退,使日军不能前进一步。十九路军士气高涨,日军初战失败,死伤巨大,在败退之时,到处纵火,地方上民众受火劫之损失,实不堪言。

    1月29日,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再次向全军将领发出通电,号召全军奋勇抗日。这一天,日军出动飞机4架,在闸北上空,向十九路军阵地狂轰滥炸,投下80多颗炸弹,但并没有吓倒抗日将士。谢晋元在战地日记中这样写道:“日机轰炸,只是威吓力比炮弹大些。飞机投弹,从空中掷下,不易瞄准目标,在战壕里根本不怕。”战士们便利用高射炮,在敌机投弹低飞时瞄准射击,29日就击落日机4架。

    十九路军坚决抗日,保卫上海,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热烈支援。宋庆龄、何香凝在前线发起救亡运动,号召各界民众捐献物资药品支援抗日战士,筹设几十个伤兵医院,赶制三万套棉服送给前方官兵,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

    英勇抗日一个多月,连续打退敌人的进攻,打死打伤日军1万多人,日军惨败。 

    1934年于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 

    淞沪会战

    1936年初,日寇加紧侵华步伐,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当时,谢晋元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262旅任旅部中校参谋主任,为准备抗击日本侵略,部队从四川万县调无锡一带驻防。为了专心杀敌,谢晋元多次劝说住在上海龙华镇的妻子凌维诚回广东原籍,妻子同意后,又亲自护送回乡。在离广东返回部队前,对其妻凌维诚说:“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遗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之素志也,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并说: “我不是好儿子、好丈夫,但为国家存亡,奉养年老父母,抚育年幼子女之重担,要由你承当。此场战争将非常激烈,我们会有很大牺牲,也会有局部失利,但我国一定能胜利。当最后胜利到来时,我将亲自迎接你们母子返沪”。谢晋元返部队后,曾担任学生军训大队长。以后又指挥所部严格进行操练,以侵占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为假想敌,积极进行侦察、演习等备战活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沪日军多次制造事端,不断挑衅,并从本土调集兵舰增授,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状态。1937年8月11日深夜,孙元良师长命令262旅524团从无锡誓师出发,开赴上海,专列到真如站,部队立即跑步进入北站附近阵地。该旅523团随后赶到,进驻宝山路迄八字桥一线。 

    1932年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谢晋元。5年后,他的部队又一次打响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一枪。 

    8月13日上午9时1刻,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小队为单位,跨过铁路,向我军扫射,发动进攻。524团一营立即予以还击,就此揭开“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一页。下午,大队日军从位于四川路底的日海军司令部方向出发,沿宝山路猛攻我军。523团在八字桥与敌兵反复拚杀,挫败敌人无数次进攻。当时日军依仗海陆空优势火力,狂妄叫嚣:“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敌人的疯狂野心以及所到之处烧杀淫掠的累累暴行,激起我军的无比义愤,全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利用街垒、房屋与日军逐屋争夺。14日在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将军指挥下,我军由空军掩护,发动全线反攻,作战10天,就攻克敌盘踞的虹口、江湾、杨树浦等多处据点,一举将敌分割。攻打汇山码头的我军,不顾敌人猛烈炮火,奋勇冲杀,白刃肉搏,打得日军跪地求饶。在我军英勇打击下,日军指挥官被撤换,从本土急调精锐师团和军舰增授,在沪日舰达30余艘,飞机数百架,总兵力达20余万。日军利用其海空军优势,从吴淞口、张华浜、浏河等多处登陆,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避开我军主力,从外围包抄上海。我军将士在吴淞、宝山、月浦,浏河,杨行、罗店等水网地带,在无山峰和高楼的不利地形下,层层阻击,英勇顽强地与敌拚搏,以重大牺牲作代价,消灭日军数万人,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但是,在敌人火力优势的攻击下,大场防线被突破,10月26日,我军全线撤退。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来,日军屡受重挫,不断增调援兵。当时谢晋元任陆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参谋主任,参加闸北八字桥战斗。后任五二四团团副,团长牺牲后接任团长,率部驻防闸北火车站,与日军激战两个多月。 

    “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日军投入了14个半师团,近30万人,其中投入的海军力量占上海汇山码头的日本军舰“出云号”旗舰全部海军的一半。打击敌舰,特别是打击敌旗舰“出云号“,成了中国军队的主要目标之一。身为陆军旅中校参谋主任的谢晋元,拿出了摧毁“出云”舰的计划――经快速小火轮携特种爆炸物对“出云”舰进行偷袭。当时的《申报》这样报道了偷袭结果:“汇山码头发生大火,谢同志的计划虽未全部达成,但已震撼敌军,其后敌酋不敢再在出云舰驻节,而黄浦江内敌舰,也远向杨树浦以东江面移动,舰炮射击一时陷于沉寂……”

    淞沪会战时,对日军造成重创的“铁拳计划”,也是由谢晋元负责细部作业并指挥实施的。张柏亭这样回忆“铁拳计划”:“炮兵于拂晓密集射击,虬江路阵地一片火海,烈焰冲天,所有工事与建筑物尽行摧毁,紧接着突击部队适时冲进,毙敌无算,横尸街巷……”

    整个淞沪会战中,谢晋元所在的闸北地区,始终是战线旋回的轴心,88师也因此被日军称为“闸北可恨之敌”。
    10月25日,大场阵地被日军突破,我军全线退守沪西,而闸北对面的日军在我军撤走的第二天,还“恐中伏击,不敢放胆前进”! 

    临危受命

    为掩护十万大军西撤,25日前,我军全线反攻,使日军不明我意图。此时八十八师师长受统帅部命令选派一位坚定果敢的军官,率领一支小部队据守要点,担任掩护。并要求坚持一定时日,以争取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谴责日本侵略行径,同时期望引起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同情和声援。执行这一艰难而危险的任务,唯有勇敢机警和抱定必死信念,方能完成。 

    孙元良师长考虑再三,郑重选择后,命令谢晋元率领524团一营断后掩护。谢晋元接到师长手令,表示决心以生命报效国家,誓死完成任务。

    唯要求在原师部所在地的四行仓库内能多留弹药,以利久战和更多地歼灭敌人。他立即会同第一营营长杨瑞符少校派传令兵分头通知各连。部队以连为单位,在宝山路、虬江路一线,猛烈阻击敌人,按命令边打边撤,每挺机枪打完一梭子弹,同时扔出大批手榴弹后,即转移一个阵地。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敌追兵遭到突然袭击,晕头转向,不知我军虚实,不敢贸然前进。这时全营已陆续向四行仓库集中,27日凌晨2时全部齐集。谢晋元即命第二连派出两个班,由蒋敬班长带领,分组监视北站方面的敌人。 此时的四行仓库西面和北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与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个“孤岛”,进入四行仓库,也就成了孤军。 

    四行仓库是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等四个银行在上海设立的联合营业所的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现在藏路桥)西面,是一幢六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仓库内

    上海四行仓库储存了几万包粮食、牛皮和丝茧等物资,由于墙厚楼高,易守难攻。部队进驻后,谢晋元与一营长杨瑞符集合部队作简短动员,说明奉命掩护大军撤退并据守四行仓库——这个当时上海唯一属于中国军队守卫的一块国土,第一营已是离开大部队的一只孤军。他要求全体官兵,抱必死决心,与仓库共存亡,剩最后一人,也要坚守阵地。当时全体战士情绪激昂,按命令分头设防,用仓库储存的物资和沙包将底层门窗全部堵死,二层以上窗口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同时切断电源,以便部队隐蔽,并防止敌人利用电线纵火;仓库东南角有一个烟杂店,第一连奉命打了高、阔约一米的墙洞与之相通,店外堆满沙袋,楼上留一窗口,以机枪警戒,与对面新垃圾桥北堍的英军碉堡可以通话。谢晋元命令各连清点人数,造好名册,以便牺牲后,按名册上报,优抚家属。他组织一支敢死队,亲自掌握,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又在仓库外布置一支部队,沿苏州河边仓库两侧布置沙袋工事,阻击敌人,掩护库内工事作业、待一切部署完毕,已近天亮了。 他激励全体官兵说:“仓库就是我们的最后阵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战“四行”

    27日晨6时,监视蒙古路方向的战斗小组,发现敌人搜索前进,便开枪示警,边战边撤,退到仓库时已7时半了。其他小组听见枪声,也撤回仓库。敌兵不知虚实,不敢轻易进攻,只用机枪猛扫,实行火力搜索,见我军还击稀疏,便四处纵火,下午2时,敌兵大批涌进,来势凶猛、直抵苏州河边。谢晋元在楼上窗口见敌接近,即下令开火。掩护部队也突然投弹,射击,与仓库楼上形成交叉火力,杀伤大批敌人,并炸毁敌战车两辆、激战两个多小时后,警戒部队退入仓库,敌兵企图跟进,堵门攻击,我军从楼上窗口扔下大批手榴弹,敌遗尸溃逃。以后敌军小批部队轮番进攻,在我军扫射下,死伤累累,余皆惊恐逃窜。第一天战斗,我军共消灭敌兵80余名,伤敌更多,日本侵略者受到中国人民的严厉惩罚, “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又一次被打破了。 

    其实,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该营士兵陈德松在《殊死报国的四行孤军》一文详细记述道:“以该团第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410人左右,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为迷惑敌人,在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假告800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 

    曾进入四行仓库,亲睹八百壮士与敌血战的原国民党军委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说:“(谢晋元)与我且说且走,在仓库内巡视了一周。所到之处,营房布置整洁有序,井然不乱,间闻爱国歌曲,雄壮激越,令人振奋鼓舞。” 

    驻守新垃圾桥的公共租界英军,见我壮士孤军死守四行仓库,身处绝境,从27日晨开始,多次婉劝我军卸去武装,退入租界,并保证我军人身安全。对此,谢晋元坚决予以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北这块领土之内,也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又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英军听了这番可歌可泣的话,对八百壮士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表示万分敬佩与同情,称赞我军为“勇敢的中国敢死队”。 

    租界上的中国民众从报纸上和电台广播中,从隔河传来的猛烈的枪炮声中,知道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杀敌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深受鼓舞,纷纷汇集在苏州河南岸和附近高楼

    上观战和助威。他们不顾流弹横飞,见我军消灭了日本侵略军,就一齐拍手欢呼,高声叫好;见敌军偷袭,便大声喊叫和用大黑板写字,画图,报告我军预防。从早到晚,观战的人群川流不息,多时达数万人。在八百壮士崇高牺牲精神的鼓舞下,上海各界人士自发组织起来,捐赠了大批食品、药品。租界外籍人士,为我军英雄行为所感动,也热情捐赠物品。大批慰劳品、慰问信由参加战地服务队的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于夜间爬过西藏路通过烟杂店送入仓库。后因国旗太小,市商会又派人送去特大国旗一面,长竹竿两根,旗绳一根。对于上海人民的支授,谢晋元叫副官传话表示感谢,并说:“请代我向全上海和全国同胞致意,我们决不辜负同胞们的期望,即使打剩最后的一兵一卒,流尽最后的一滴血,也要与敌人拼到底,宁死也决不丢失中华民族的气节”。同时他命令将竹竿接起来,竖在六层楼顶平台上,用绳子将国旗升上蓝天、当代表国家尊严的国旗压倒了周围的太阳旗在晴空飘扬时,租界上观战的民众欢声雷动,齐声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等口号,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谢晋元向八百壮士高声呼喊:“兄弟们,我们要和国旗共存亡,誓死不投降,狠狠消灭敌人!”上海的进步作家,纷纷提笔讴歌勇士们的英雄壮举,著名剧作家田汉、陈白尘创作舞台剧《八百壮士》公演,八百壮士与上海人民隔河合唱《八百壮士之歌》。 

    民众的爱国激情,进一步鼓舞了八百壮士的斗志。28日晨,谢晋元亲手狙击,毙敌两名。当时,我军又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在敌军企图爆破仓库,用坦克掩护步兵冲进洞口的紧要关头,敢死队队员陈树生在自己身上缚满手榴弹,拉了导火索,从六楼窗口跃入敌丛,与10余敌兵同归于尽,英勇壮烈的情景,催人泪下。29日,谢晋元函上海某团体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卫国守土,职责所在,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必与敌周旋到底”。慷慨激昂的言词,令人起敬。这一天,又击退敌人水陆两路进攻,毙敌40余名。 谢晋元率部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屡创日军。经过三昼夜浴血奋战,将士们仍士气高昂。谢晋元在阵地上赋诗一首激励将士:“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30日,累遭惨败的敌军,恼羞成怒,不断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密集时竟达每秒一发,隆隆之声,不绝于耳;并以汽油浇洒,到处纵火,使仓库四周成了一片火海,还恶毒地发射毒瓦斯弹,完全不顾国际公法,致使我军数人中毒受伤。日军扬言:“将不顾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日军向仓库发起总攻。几天没合眼的谢晋元仍然站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再次遏制了日军的攻势。四行仓库在战火中巍然屹立。 

    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事件,但距离仓库近在咫尺的新垃圾桥南堍,有两只巨大的煤气储气罐,日军遭到惨败,很可能采取疯狂手段进行报复,万一煤气罐中弹,则半个上海将化为灰烬,中外人士的生命财产会遭到严重损失。为此公共租界当局多次电请中国政府命令孤军撤出战斗。10月30日晚,最高当局的撤退命令通过多种途径,一再传达到仓库,谢晋元感到非常突然,再三表示全体官兵均已决心死守到底,要求成全壮士们与仓库共存亡的决心。最后因军令难违,只得含泪指挥部队撤退。午夜以后,趁敌人炮火稀疏之时,我军布置三挺机枪作掩护,打灭了敌军探照灯,各连即有秩序地通过西藏路,经新垃圾桥搬入租界。八百壮士以弹丸之地,抗击日军数万人,激战四昼夜,毙敌200余人,伤敌无数,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道义上的胜利。 自己仅阵亡九人,伤二十余人。他受到上级通令嘉奖,升任为上校团长。 

    舆论赞扬

    八百壮士浴血战斗的可歌可泣事迹,通过新闻广播,迅速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各阶层,各方面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撰写文章,赞颂我军忠勇爱国的牺牲精神。廖夫人何香凝先生专程赶到苏州河南岸“遥望致哀”,为我“壮士英勇豪壮的气概,感动地流泪”。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已充满了孙总理和廖党代表的革命精神、牺牲精神。殉国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伟大;前线的战士,将因为你们而愈英勇;全国同胞,将因为你们而愈加团结;国际人士,也将因为你们而愈能主张正义了”。孙元良师长致函谢晋元说:“诸同志能服从命令,死守据点,誓与闸北共存亡,此种正义不拔临危受命之精神,余以全军将士同致无上之敬意。此役杀敌致果,实开震天动地之历史伟绩,我黄帝兆亿子孙,全世界百万后世人,必以血诚读此史页”。他们热情的话语表达了我军将士和我国人民对八百壮士的赞扬、支持和鼓励。 

    国际舆论也广泛同情和赞颂我军的英勇牺牲精神,一外籍人士署名“崇拜者”投书《泰晤士报》,热情歌颂八百壮士“为中国战士争光荣,为中国主权争保卫,为民族生存而奋斗,是为人道而战,为文明而战,为和平而战。全世界的青年人均知此八百壮士为盖世的英雄,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将士,则视为军人之模范”。目睹孤军英勇战斗的租界军官甚为惊叹,赞赏“中国士兵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的精神”。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 

    孤军营中

    英军当时答应,“负责掩护孤军撤退”,使“孤军由租界到沪西归队”。可当孤军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以与四昼夜血战一般大的代价――死伤30多人――营长杨瑞符就是在撤退时身负重伤的――进入租界时,立即被英军勒令收缴武器。孤军以“军人不能离枪”为由,拒绝缴械,双方形成对峙。这时,国民党政府还派人劝说孤军配合英军。可孤军的枪刚交出去,英军就将孤军押上车辆,送胶州路羁留。英军之所以轻食诺言,是因日军威胁租界当局:“如果准许孤军通过租界归队,他们将开进租界追击孤军”。 

    蒋介石怕西洋人,西洋人怕日本人,结果虎胆如斗,凛凛然视日军如鼠辈的“八百壮士”就这样不明不白,束手就擒,最终造成谢晋元的惨死和名振天下的孤军沦落为日军的苦役,大部分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奉命撤入租界,原商定通过沪西返回部队参加战斗,不料租界当局屈服于日军压力,违背诺言,将八百壮士解除武装,羁留在胶州路星加坡路口(今余姚路)一块15亩的空地里,四周以铁丝网围困,派了“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上海市民称此为“孤军营”孤军营住房十分简陋,下雨天满地泥泞,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在艰苦的环境里,谢晋元严格督促孤军励精图治,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按教育,生产、体育三项内容安排时间。早晨4时30分起床,5时至7时早操军训,8时由万国商团白俄队检查人数,9时吃饭,10时至11时30分上课,4时晚膳,5时至7时教练拳术或唱歌,7时30分至8时休息,9时就寝。早晚两餐组织官兵自办,以改善孤军生活。他带领战士平整场地,自盖房屋,逐步开办制皂、织袜、毛巾等工场,使战士学习技能,便于今后独立生活。生产收入除补贴生活费外,还捐款数千元,支援政府作抗战经费。他还积极领导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教拳、打球、唱歌,组织运动会。并亲率士兵坚持出操上课,以木枪练习瞄准刺杀,还举行升旗典礼,勖励全体官兵,“含辛茹苦,以待光明来临”。且时为文告,激励孤岛同胞,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1938年8月,谢晋元为纪念“八·一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双周年,向租界工部局再三交涉要在营内升旗。开始,工部局总办和“万国商团”团长表示同意,并送来旗杆。待旗杆竖起后,租界当局又派人通知不准悬旗,恐日军发现,对工部局不利。经协商,同意将旗杆截短,使之低于营房高度,8月11日上午6时,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孤军看着凌空飘扬的国旗,欢欣鼓舞。当谢晋元在纪念仪式上训话的时候,白俄队长竟前来要求将国旗降下。对于此种一再出尔反尔,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谢晋元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上午9时,该人又来,说工部局限令一刻钟内除去国旗,并威胁说:“如不除去,将必取必要手段”。谢晋元再次说事前与租界当局协议讲妥,并问道:“我们是中国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悬挂自己的国旗,为什么不可以?”白俄队长理屈词穷,只得回去报告。十时,工部局派英格兰兵300名,包围孤军营房,意大利兵400名,散布四周警戒、“万国商团”白俄队400人。向营房冲击。谢晋元命令第一连守瞭望台,第二连在操场散开,第三连守卫营门,第四连保卫国旗。我赤手空拳的壮士,为保卫国旗与白俄兵肉搏,刘尚才,八百壮士孤军营尤长青、吴祖德、王文义四人被砍重伤,不久即牺牲,一百余人受伤。以后又将谢晋元等官佐与战士分开,押往外滩中央银行大楼白俄队总部软禁。面对帝国主义的暴行,谢晋元当即下令全体绝食,以表示抗议。并致书工部局进行质问,要求公开答复:“1.第三者要求我当局下令撤退,一因表现人类同情心,不忍见我等身陷绝境;其次,枪弹横飞,顾念租界中外人士生命财产之安全。今贵当局收容我等,是否本此意义? 2.我等已非俘虏,绝非犯人,我等法律地位及私权是否完全丧失? 3.旗杆及升旗问题,业由何副总办等协议妥当,因何突用武力强行拆除,且被殴伤亡111员之多?4月13日1时,贵局复派队将我等全部长官移押此间,不知是何法律?”他义正辞严的责问,使租界当局无法自圆其说,所送美味食品,均坚决不吃而绝食数天。我国民众闻此消息,无不咬牙切齿,痛斥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连日来抗议罢市不断。8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撰文“向羁留在沪坚持奋斗的八百壮士致诚挚慰问之意”。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抗议下,经各群众团体交涉,工局部被迫让步。谢晋元等官佐被送回孤军营,郑重送还国旗,抚恤死难人员,表示因工部局有许多董事在外地消夏,不在上海,致发生此一“不愉快事件”,拐弯抹角地表示了歉意。通过此一事件,谢晋元感受“弱国国民处于受人欺侮,不流血,不抗战,等待何时?”认识到“中国处于积弱的地位,工业大部操于帝国主义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必须奋起抗敌方能维护民族独立。 

    上海沦陷后,上海市民有一件经常必做的事,就是看望孤军。有好吃的,给孤军送去,有高兴的事,要让孤军分享。当然,更多的人是因为痛苦和迷茫才到孤军营找答案的。正如报纸上报道的:“每天人来人往,好像信徒们涌向圣地。”孤军营最多时,一天接待数千人,最少时也有数百人,有的人干脆把孤军营称为上海的“重庆”。
    有一次,天快黑了,又有数十青年学生来到孤军营,非要谢晋元训话不可。但谢晋元今天已接待5批学生了。谢晋元在日记中写道:“我只好简单地讲了讲,他们向我鞠躬后才走。可见青年们的苦闷和迷茫了。”
    从1938年元旦起,谢晋元开始写日记。日记中除了记录孤军营生产、生活、训练的情况外,还记录了谢晋元对亲人的思念、对国家民族的担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个人和孤军前途的思考。 

    为国捐躯

    八百壮士撤入租界时,日军即要求租界当局引渡。迫于我国民众舆论压力,工部局始终不敢答应。后日伪阴谋劫持和暗杀,多次派日本浪人或汉奸,怀藏于手榴弹、短枪等武器,闯至孤军营图谋暗害,但未得逞。

    1939 年9月18日,谢晋元因上海形势日渐恶化,特预立遗嘱寄给父母及妻子,他说:“上海情势日益险恶,租界地位能否保持长久,现成疑问。敌人劫夺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敌曾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仍未死,且有“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敌军根据地)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给予”云云。似此劫夺为欲迫男屈节,视死为敌作牛马耳。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虑之矣!” 

    对于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处境,中外人士十分焦急,多次提出拟用上海及八百壮士烈士墓难民,以到孤军营慰问联欢为名,分批将孤军调换,通过浦东游击队转到四明山游击区,重返前线。各界人士的这些要求,一一为谢晋元所拒绝。他严正地表示:“余自奉令撤退之始,即知今后环境之艰危,当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地方人士曾有私自潜离上海之建议,但经余拒绝。因余为奉令撤退,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 

    1940年3月,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派人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诱降,谢晋元严词斥道:“尔等行为,良心丧尽,认贼作父,愿作张邦昌,甘作亡国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以保国卫民为天职,余志已决,决非任何甘言利诱所能动,休以狗彘不如之言来污我,你速去,休胡言。” 

    汪伪政府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谢变节,均遭到他严词拒绝。谢晋元在孤军营的凛然正气,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敬仰,敌人当然恨之入骨。

    日伪见各种奸计不逞,便策划了卑鄙的阴谋。1941年4月24日晨5时,谢晋元按例率官兵早操,当时有上等兵郝鼎诚、龙耀亮、张文清、张国顺等4人迟到,谢晋元即询问其原因。谁知他们早已被汪伪收买当了汉奸,突然取出预先带进营内的匕首及铁镐等凶器,蜂拥而上,猛刺谢胸部及左太阳穴。谢多处重伤,流血不止,至6时许悲壮长逝,年仅37岁。全营官兵均痛哭不止。团副上官志标见状上前捉拿凶手时,亦被刺成重伤。4个民族败类当场被擒,移交租界当局羁押。 上海各界人士闻讯,深为震悼,前往吊唁者达30万人,途为之塞。5月8日,中国政府下令追赠谢晋元为陆军步兵少将衔。 

    家庭成员

    妻子:凌维诚 

    谢晋元将军家人

    长女:谢雪芬

    次女:谢兰芬

    三子:谢幼民
    四子:谢继民 

    1941年夏天,谢晋元殉难不久,蒋介石曾在重庆召见凌维诚。她在专人护送下从广东梅州蕉岭出发,途经广西、贵州、云南,辗转来到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她。她还出席了妇女界为她召开的茶话会,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等出席作陪。在重庆,她第一次详尽地听到丈夫和八百壮士英勇杀敌的事迹,还观看了根据这段故事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凌维诚一边看一边抹眼泪,她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

    抗战胜利的次年,谢晋元将军的遗孀凌维诚携子女也从广东梅州乡下回到了上海。她自1936年离开上海,至1946年返回上海,时间整整过去了10年。10年时间,上海已是面目全非,而她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年轻俊美、喜欢跳踢踏舞的城市小姐,她已经变成一位饱经沧桑、一手老茧、地地道道的乡村妇女。她按着丈夫的旨意,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老人和孩子,献给了抗日家庭,因而也献给了国家抗日事业。

    回到上海,在孤军官兵的簇拥下,凌维诚和孩子来到谢晋元的坟前,凌维诚一头扑倒在丈夫的坟头,泣不成声。10年了,这位坚强的女性,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现在,她在丈夫的怀抱里放声痛哭。4个子女,按着大小个头,整整齐齐地站在父亲的坟前,泪水横流。大女儿谢雪芬,现在已是16岁的大姑娘。她还隐约记得,在上海的时候,她经常钻在父亲的怀里,指着父亲的手枪吵嚷,长大要当女兵。现在,她在对父亲说,爸,仗打完了,女儿不用当兵了,女儿要像你年轻时一样,去上大学,长大当医生、当老师。二女儿谢兰芬,小时候顽皮贪玩,常常惹父亲生气,现在十分悔恨,她在对父亲说,爸,我现在懂事了,我要听妈妈的话,不惹妈妈生气。老三谢幼民12岁,10年前的事情他知道得很少,他看到两个姐姐在哭诉,在流泪,他的泪珠便也簌簌地往下滚。年仅10岁的小儿子谢继民,他从未见过父亲的面,现在,他站在坟前,双眼盯着墓碑上镶嵌着的父亲的瓷画像,哭喊着:“爸爸!”
    这是他第一次叫唤爸爸。
    只是不知爸爸听见没有? 

    人物评价

    谢晋元率部孤军奋战的消息,迅速传遍祖国各地,引起震动与人民敬仰。谢晋元被誉为“盖世的英雄”,他与他的将士们被誉为“八百壮士” 。国民政府特授予谢晋元青天白日勋章。

    不久,以《歌八百壮士》为题的歌曲也创作出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在1937年的10月29日。这一天是日军攻占上海的第三天,市民一早出门,突然看到四行仓库楼顶上飘扬着中国国旗。自从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就只能看到租界的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白俄三色旗和日占区的太阳旗了。”当天的《申报》有这样的一篇特写:“朝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在沦陷的上海,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围困中,升起上海市唯一的一面国旗的,就是谢晋元和他率领的名震天下的“八百壮士”。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的一次重大战役。1937年10月26日,谢晋元奉命率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部队后撤。孤军浴血奋战了四昼夜,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给敌人以重创。四行仓库巍然屹立,孤军抗敌的事迹为人传颂,被称为“八百壮士”(实际人数为400余人)。期间,中国官兵还在四行仓库屋顶升起国旗,表示捍卫祖国尊严,誓

    淞沪抗战纪念馆—八百壮士事迹展览及塑像与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记者从上海音像资料馆馆藏历史影像中看到了当年“八百壮士”与日军在四行仓库英勇作战的场景,日军由西向东发起进攻,位于西侧的钢筋水泥墙体始终屹立不倒,保护了四行守军,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
    “四行仓库保卫战”也被称为一场向全世界直播的战争。数以百计的中外新闻工作者在离四行仓库几十米开外的苏州河对岸和南京路的高楼上亲眼目睹了“八百壮士”抵御日军的全过程,为他们深陷重围、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的精神所感染。英文《大美晚报》发表社论说:“吾人目睹闸北华军之英勇抗战精神,于吾人脑海中永留深刻之印象,华军作战之奋勇空前未有,足永垂青史。”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社论说:“华军在沪抵抗日军之成绩,实为任何国家史记中最勇武的诸页之一。”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华裔摄影师王小亭冒着被流弹击中的生命危险,用电影摄影机拍摄下当时“八百壮士”反击日军进攻的全过程,这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最为经典的一段影像。 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宣扬、褒奖“八百壮士”。1938年7月,重庆国民政府电影《八百壮士》等影视作品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八百壮士》的电影,在前线和后方公映,在当时中国引起非凡反响,影片上映时“观众拥塞于途,购票不可得。”看过这部电影的“莫不兴奋异常” ,纷纷表示:“我们今天看了八百壮士,我们敬仰他们的气节,崇拜他们的勇敢,我们要以他们的精神来保卫大武汉!”《新华日报》认为这部影片:“气壮山河,节风千秋,悲壮激昂,可歌可颂!”《八百壮士》不止在中国抗战区各大城市热映,在香港、菲律宾、缅甸等地放映也引起极大的轰动。这部影片还在法国、瑞士召开国际反侵略大会时放映。八百壮士的壮举无不影响振奋着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也热情。谢晋元已成为中国人眼中的抗日偶像、民族大英雄!“八百壮士”是抗战期间舆论宣传战的一个重大事件和成功范例。 

    国民党原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其回忆文章《淞沪会战纪要》中,这样写谢晋元:“世人咸知谢晋元将军――死后为蒋介石追认为少将――为一勇将,殊不知谢将军智谋深远,更是一位有着高度修养的参谋人才……”. 

    1941年4月,汪伪政权威逼利诱谢晋元无效,遂收买叛兵郝鼎诚等4人,于24日凌晨上操时,乘谢晋元不备将其杀害。4月25日,上海各界举行谢晋元遗体殡殓仪式,前往吊唁者达30万余人。5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 

    毛泽东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革命典型”。蒋中正誉其为“精忠贯日”。 

    蒋委员长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发出通电:

    “谢晋元同志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该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举世之称颂。而其留驻孤军营中,为时三载以上;历受艰难,尚能坚韧不移,始终一致,保持我国民革命军人独立自强之人格。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之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艰苦卓绝,难能而可贵。此次被刺殒命,显为敌伪方面久已蓄意,收买暴徒,下此毒手!而我孤军营之忠勇官兵赤手擒奸,固绝不损其全体之荣誉。谢团长不幸殒命,然其精神实永留人间而不朽。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除已优予抚恤外,甚望我全体官兵视为模范,共同敬仰。以期无负先烈之英灵,而发扬我民族正气之光辉也。” 

    人物纪念

    谢晋元被害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三十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模范中学(今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学生的吊唁队伍,以军乐队为前导,引人注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与“孤军营”一墙之隔的胶州公园改名为晋元公园。紧靠北四行仓库的蒙古路被改名为晋元路。考虑到模范中学学生与谢将军及八百壮士之间有过深厚的战斗情谊,1945年9月,该校被正式命名为“上海市立晋元中学”。 

    民国36年,国民政府将胶州公园命名为“晋元公园”;将孤军营原址内的1所小学命名为“市立第十二区晋元国民学校”。在孤军营原址围绕谢晋元墓地建起的一带旧式里弄房被当地居民称作“孤军园”。 

    全国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初发文,褒扬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并优恤其遗属。1983年市政府将谢晋元墓迁葬万国公墓“名人墓区”;晋元高级中学、晋元路、晋元公园等恢复原名,原“四行仓库”作为市级抗日纪念地立碑纪念,又在晋元中学校园内树立谢晋元塑像。 1984年起,原“孤军园”旧房相继被拆除改建新工房,同年,该处新工房建筑群被命名为“晋元里”(今余姚路321弄)。1984年11月,孤军营原址所在居民委员会被命名为“晋元里居民委员会”。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展出了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事迹图片,深受中外观众好评。 

    为弘扬将军精神,蕉岭县人民政府也先后多方措筹资金兴建了晋元大道、晋元大桥、晋元中学、晋元纪念亭、碑和谢晋元纪念馆、谢晋元将军塑像等纪念性建筑。1998年,蕉岭县人民政府拨专款赎回已散失的谢晋元故居房屋,整修后批准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拨专款兴建了谢晋元纪念馆(如下图),与故居原有建筑相连互映,并珍藏了大量展现将军生平事迹的图片实物。2002年,谢晋元故居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命名为“梅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将国民党军“八百壮士”与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等并称为“英雄群体”,称他们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2014年9月1日,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谢晋元故居

    谢晋元故居位于蕉岭县新铺镇尖坑村,由谢晋元将军的曾祖父建于清代咸丰年间,共计23间,占地面积1080平方米,建筑面积675平方米。故居座西朝东,为沙灰瓦木结构,三幢合面两门楼的平房,两座大门分别为“儒林第”和“荆树居”。 

    1999年,蕉岭政府按原貌对谢晋元故居进行了全面修葺,同年10月开放,供人们瞻仰。2010年,谢晋元故居被列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弘扬谢晋元精神,蕉岭政府还先后在当地兴建了晋元大道、晋元大桥、晋元中学、晋元纪念亭、晋元纪念碑等纪念性建筑,并在谢晋元故居旁兴建谢晋元纪念馆和谢晋元纪念园。谢晋元纪念馆建于2000年,馆中珍藏了大量展现将军生平事迹的史料。谢晋元纪念园于2010年底建成,占地16000多平方米。如今,谢晋元故居和谢晋元纪念馆、谢晋元纪念园组成了蕉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瞻仰参观。 

    人物轶事

    谢晋元将军的家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谢晋元将军家书从此,泰山鸿毛之论作为一种生死观成为千古遗训,有气节的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正确选择。70多年前,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与敌血战四昼夜,抒写了一曲民族抗战的壮歌。

    谢晋元的一封家书,家书全文如下——

    与张萍舟书

    萍舟吾兄:
    九日示悉,昨日上函谅达。沪战两月,敌军死亡依情报所载,其数达五万以上。现在沪作战敌军海陆空军总数在廿万以上,现尚源源增援中。以现势观察,沪战继有些微变化,决无碍整个计划。希释念可也。
    信由上海探投。勿写八字桥或其他地名,即可交到。
    弟十年来饱尝忧患。一般社会人情事故,影响于个人人生观,认识极为清楚。泰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故常处境危难,心神亦觉泰焉。望勿以弟个人之安危为念。
    维诚在目前环境下,绝对不能来汉。如蕉岭有危险,汉口则不可以言语计矣。抗战绝非短期可了,汉口商业中心更非可久居之地。倘维诚属个人行动,自较便当,以今日而论,幼民姊弟绝不能片刻无人照料也。望速将弟意转知维诚,不论如何,绝不能轻易离开家中,切盼。
    黄渡情形如何,此间何无所知,当加注意。款项只要可以寄去,必尽各种方法,遵命汇去,勿念。
    岳母抵汉后,想因店铺放弃而内心不安。吾兄经济情形若何?倘有困难,希函知以便设法接济也。弟衣物此间购买方便,望勿麻烦可也。敬祝冬祺。
    岳母大人以次敬叩安好。
    中民 弟 十月十八日 

    收信人张萍舟,是谢晋元的连襟兄弟。家书共四页,是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的用笺,纸张呈淡黄色,仿佛在向我们轻声诉说70年前的那一段历史。

    家书写于1937 年10 月18 日,淞沪会战已进行了两个多月,大场防线面临失守,此时距10 月26 日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只有短短8 天。 

    1941年4月,他被日伪收买的叛兵刺杀,时年37岁。死后国民政府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上海数十万民众前往瞻仰遗容。毛泽东高度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革命典型”。
    一封家书承载着一段历史。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有民族大义和气节的先人。 

    与妻书

    一位伟大的军人背后必定有一位无私奉献的女人。
    谢晋元与凌维诚1927年在一次婚礼上结识,当时两人分别是伴郎和伴娘。尽管凌母对在战争年代嫁给军人表示担忧,凌维诚还是不顾反对,1929年在武汉与谢晋元结婚。婚后两人聚少离多,大多靠通信来交流。
    1936年初春节过后,谢晋元把妻子凌维诚以及三个儿女护送到广东原籍,临别时对怀孕的妻子说:“等到抗战胜利那一天,我亲自把你们接回上海。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让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谁知这一次分别竟成永诀。
    至今谢家仍保存着淞沪会战前谢晋元发给妻子凌维诚的一封家书
    “巧英吾妻爱鉴: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沪凇参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而军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之,且复门哀祚薄,亲者丁稀,我心非铁石,能无眷然呼!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也。老亲之慰奉,儿女之教养,家务一切之措施,劳卿担负全责,庶免旅人之分心也……” 

    这一担负全责就是几十年的无怨无悔。
    1941年,宋美龄在重庆接见凌维城。抗战结束,凌维城携子女返回上海,迎接他们的已是忠魂一冢。 

    与双亲书

    双亲大人尊鉴:

    上海情势日益险恶,租界地位能否保持长久,现成疑问。敌人劫夺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敌曾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仍未死,且有“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敌军根据地),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给予”云云。似此劫夺,为欲迫男屈节,视此为敌作牛马耳。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故此日险恶之环境,男从未顾及。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唯今日对家庭不能无一言:万一不讳,大人切勿悲伤,且应闻此讯以自慰。大人年高,家庭原非富有,可将产业变卖以养余年。男之子女渐长,必使其入学,平时应严格教养,使成良好习惯。幼民姊弟均富天资,除教育费得请政府补助外,大人以下应宜刻苦自励,不轻受人分毫。男尸如觅获,应归葬抗战阵亡将士公墓。此函俟男殉国后即可发表,亦即男预立之遗嘱也。 

    男晋元谨上

    二十八年九一八于上海孤军营

    这是谢晋元写给双亲的遗嘱。在信中,他立下了为国牺牲的誓言,安排好了身后事,让父母变卖家产颐养天年,除子女的教育费得请政府补助外,不再受人分毫。 

    查看更多>>

    高志航

    生平经历

    高志航,1907年5月14日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今属吉林省)三棵榆树村一贫农家庭。父高景文,母李春英。在家里8个孩子中为长子。

    1934年春,高志航晋升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辖21、22、23中队。1935年,高志航被派至意大利考察航空1年。后在飞行表演中表现出众。归国后,高志航担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协助总队长毛邦初工作,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所有飞行员。培养出如:刘粹刚、柳哲生、董明德、李桂丹、郑少愚、乐以琴、罗英德等优秀飞行员。

    1937年11月21日 ,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战机,转场至河南周口机场时,高志航部队遭遇敌机空袭。机场伤亡惨重,高志航率战友迎敌,他腿部受伤奋力登机,在滑出跑道的瞬间尚未起飞就不幸被日机炸弹命中而牺牲。

    出生

    1907年5月14日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今属吉林省)三棵榆树村一贫农家庭。父高景文,母李氏。在家里8个孩子中为长子。

    童年生活

    童年贫苦的生活使幼小的高志航懂得了生存的艰难,同时锤炼了他的意志,促进了他向上的信心。

    7岁的高志航便能侍亲至孝,主动为家庭分忧。夏天,他用稚嫩的小手帮助父亲锄地间苗;冬天,冒着零下三四十度严寒帮助父亲上山砍柴。

    求学生涯

    9岁他看见邻居家小孩背着书包上学念书,心里非常羡慕,在他的恳求下,父亲将他送进三棵榆树小学校读书。由于高志航知道父亲供自己上学不容易,所以他刻苦学习,努力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因其品学兼优,受到老师、同学和乡亲们的称赞。

    191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

    1920年春,高志航考入奉天指南中学,以后又转中法中学学习。对一个12岁的小孩来讲,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是件很难的事,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向上的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尽可能的多学知识。三棵榆树村距沈阳的学校200多公里,为了节省费用,每年的开学和放假,高志航都是背着行李、书包,徒步往返。每一次都需走好几天,脚上打起水泡,他咬牙坚持,一步一步走下去。

    投笔从戎

    1924年,高志航从中法中学毕业,16岁的他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从小爱听故事的他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岳飞,文武双全,精忠报国;还有个苏武羁困异国,坚贞不屈,这两个人是他心中的楷模,立志要做一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目睹日军在沈阳奸淫掳掠、横行霸道的罪行,悲愤不已,遂投笔从戎,征得父亲同意,他毅然报考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录取后编入炮科班学习。

    赴法深造

    1924年10月,自从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建议重新整治旧军队,加强空军建设,向德国、意大利购买各类新式飞机120余架,组成了飞鹰等5个飞行大队。东北军扩建空军后决定从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选拔百名学员学习飞行技术,从中精选28人到法国航空学校留学,高志航闻讯,积极报名申请,被张学良批准。军官学校教育长郭松龄在接见赴法学员时,见高志航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便不放心地问道:“你年龄这么小,个子又这么矮,能学好吗?”高志航立正回答:“外国人也不都是高个子,拿破仑不就是一个小个子吗?外国人能学会的,我一定能学会。 赴法前,张学良将军接见了他,他对张学良将军说:“保卫祖国,空中英雄就是我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我的目标,从1924年起将子恒改为志航,请钧座批准!”张学良将军拍了拍他的肩膀,高兴地批准了他的请求。

    1925年春航与同学18人被分派到法国牟拉纳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基础课。他努力学习法语,仅用几个月的时间便熟练地掌握了这门外语。在学习中,他虚心好学,刻苦钻研,一直保持班内最好成绩,法国教官称他为天才。

    1926年毕业后又转入马塞附近的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学军事飞行,开始主修驱逐机专科,成绩优良,授军士衔并派往兰锡的法国空军第二十三驱逐团见习。高志航在法国学习两年航空,以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回国

    1927年1月,19岁的高志航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随后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陆军衔)驾驶员,旋转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此间,由于他对技术精益求精,故每次演习均获得奖励。不幸的是,一次在演习中,因机械故障,飞机降落时,他不慎将右腿折断。在南满医院治疗后,腿稍有些弯曲,对驾驶飞机有障碍,后又到哈尔滨医院做第二次手术,腿打断重接。愈后,腿比原来短一分,他设法穿厚跟鞋,调剂成功,对驾驶飞机毫无影响,而技术反比以前更有进步。因此,当地群众称其为“高瘸子飞行员”。

    1927年1月,高志航被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队长。

    1928年春与苏联小姐伽丽结为伉俪。

    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相继被日寇侵占。高志航对此无比愤慨,怀着誓死保卫祖国领土、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愿望,他多次向东北军司令部要求抗击日寇。因东北军政当局执行张学良撤入关内的命令,以待国联裁决,实行不抵抗主义。所以不予批准。此时,高志航目睹日寇横行,惨杀同胞,觉得耻于留在敌占区,便将家属遣返原籍,他不死心,又只身去北平向代理东北空军司令张焕相请战,也以同样的理由被阻而难酬壮志。无奈,他以悲愤之心南下寻求救国之路。在上海,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集会、游行、捐款等活动。在一次东北流亡学生集会上,同学们含泪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志航挥舞着拳头高声说:“同胞们,眼泪不能拯救中华民族,我们要战斗,要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事后又只身一人化装入山海关,准备投靠山东韩复榘空军驻济南机场的聂队长。聂系他的同学,聂对他说:“你在这里有危险!”让他立即南下,介绍到南京航委会报到。

    按照空军军官不能与外籍女子结婚的规定,高志航为了报效国家,忍痛与爱妻伽丽分手,后与上海的叶蓉然女士缔结良缘。

    暂露头角

    1932年春,高志航到南京报到后,经时任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的留法同学邢铲非介绍,首先分配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高级班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因其东北军身份受到排挤,只能作为一名无单独飞行资格的空军少尉见习。当时南京政府歧视东北人,航委会主任黄光锐来航校检阅,飞行员纷纷表演,惟独他是见习人员没有表演资格。黄主任下令让高志航表演一下,高志航的飞机恰巧降落时飞机腿轮放迟,飞机受伤,但其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娴熟技巧却给在场的所有观摩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好多人都说:“他是东北人,来搞破坏的。”而黄主任却说:“这是由于他没有训练的关系。”反而提升他为空军第8队中尉分队长。此后,在任分队长期间,他通过刻苦自修,很快就掌握了在国际上堪称一流的夜间不打灯起飞、倒飞和弧形飞等飞行绝技,在国际飞行界属于凤毛麟角。黄主任第二次检阅时,认为他的技术是中国飞行员中独一无二的,晋升他为空军上尉教官。在航校半年后,他又被提升为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副。

    1934年3月18日,上海天厨味精厂捐献一架飞机,由南京市长主持交接仪式。会后高志航做了飞行表演。他以娴熟的技巧在空中做了许多高难动作的特技飞行,受到在场群众和外国来宾、记者的高度赞扬。不久,高志航被提为上尉教官、空军第二大队大队长。 

    拒绝挽留

    1935年,高志航奉命去意大利考察空中驱逐技术及购买飞机。为了掌握各种驱逐机的性能,他多次登机试飞,并应邀表演特技。并受到墨索里尼召见,大为欣赏,拍着他的肩膀说:“像你这样出色的飞行员,在意大利,不,在整个欧洲,也只能找到一两个。希望你留在意大利,我将给你最高的酬金和最好的职位。”

    高志航回答:“我的职位在中国,我只愿做一名中国军人!”

    当时,意军火商向高志航行贿,企图向他推销一些落后的机型,高志航将意币掷地而去。他在向墨索里尼辞行时说:“贵国飞机已经太落后了,并且贵国用行贿方式出售飞机,我们中国人决不接受,请原谅。我们将去美国,再见!”并决定改向美国购机。最后他不辱使命,从美国购回100架“霍克式”驱逐机。 

    培养飞行员

    回国后,国民政府随即组建5个飞行大队,高志航调至南昌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并晋升中校,任空军教导团总队总队副。 辖21、22、23中队,协助总队长毛邦初工作,同时在杭州笕桥中央航校开始训练新招募的飞行员。高志航为人严肃、刚直、忠厚,深得部下的信赖和拥护。 

    培养出如刘粹刚、柳哲生、董明德、李桂丹、郑少愚、乐以琴、罗英德等空战英雄,如在武汉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李桂丹。他的另一学生刘善本1946年6月驾机飞抵延安,开创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后为新中国空军的创建做出重大贡献。 

    1936年,高志航任空军第四驱逐大队大队长。他对部下除在飞行技术上严格要求外,还经常向部下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用以激励部下仇恨敌人,保卫祖国的斗志。他常说:“现在你们都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飞行员,今后一定要击落敌机,保卫祖国,否则就不是忠实的战斗员。大家要记住为国争光、为民出力、勇敢杀敌,使我们第四驱逐大队能够留名千古。” 

    家喻户晓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50华诞大庆。这天,航委会特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当时正留守杭州的高志航闻讯后,主动驾机前往参加。鹰三型战轰机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主力战机,又称霍克三(Hawk III)。第一次公开在国人面前是由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少校率三十五架霍克三,在南京市明故宫机场上空编成“中正”二字的空中分列式, 其间,他以自己的拿手好戏在空中尽情展示,博得场上各路嘉宾的阵阵喝彩,亦使几支欲争高下的外军特技队相形见绌。蒋介石观看后,询问表演的飞行员是谁。毛邦初说:“是高志航总队副在表演。”蒋介石立即命令召见。蒋介石对高志航说:“你的技术很高,赶超世界水平。”当即把自己的“天窗”号飞机奖给了高志航使用。很快,消息就通过国内外的各种媒体传了出去。从此,高志航的名字在军中几乎人人皆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为防止日军突破连云港,陷中原,下武汉、切断中方后方资源及退路。空军第四大队于七月中旬由原驻地江西南昌秘密进驻河南周家口机场待命昼夜随时备战。

    1937年8月13日爆发了中日淞沪战争。晚,驻台湾新竹机场的日本海军航空兵王牌“木更津航空队”百余架轰炸机飞越台湾海峡,疯狂轰炸江苏、浙江以及上海。当时中国空军整体作战能力较差,国民政府下令“不抵抗”。中午,大队接到航委会命令,全队紧急转场华东,以杭州笕桥机场为前进基地。因大雨中断联系多日的高志航,再也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强迫一架因雷雨迷航降落周家口的外国大福特运输机飞往南京,参加了空军高级将领会议,领受飞往杭州笕桥轰炸日军第三舰队的任务。 

    空军节

    1937年8月14日杭州上空阴云密布,细雨霏霏,能见度很低,驻在河南周家口的高志航第四航空大队奉命飞抵笕桥机场集结待命。 当天早饭后,时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飞南京开会,行前指示空军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率21、22、23各中队按命令提前行动。下午,在经过冒雨、穿云,克服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飞行后,4大队,23中队先行达到笕桥机场,在周家口的李桂丹21中队,接到强行起飞的电报而飞到笕桥。由于没有通讯设备,全凭目视飞行观察指挥。站在雨中的高志航,等座机IV—1号一落地就跳上座舱,带领两架僚机飞上天空。

    15时30分。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鹿屋航空队的13架九六式重型轰炸机冒雨直向笕桥而来,妄图轰炸笕桥机场,将中国空军扼杀在航空学校这个摇篮中。21中队即将全部落地,22、23中队还在途中,长途飞行油料殆尽,飞机落地后果不堪设想。刚到不久的高志航立刻前往起飞线前,以喊话、手势命令正在降落的21、23中队队员赶快再次起飞,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截日机。高志航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和油料不足,英勇果敢地率队冲上天空,在浓密的云层里同敌机群展开厮杀。一架敌机正对准笕桥机场准备投弹,高志航飞速拦劫,猛然地向敌机开火。从未遇到抵抗的空中强盗慌了手脚。盲目丢下炸弹,掉头想溜。高志航不顾敌机密集的火网,死死咬住敌机不放,一阵急射,敌机中弹爆炸。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日机。李桂丹和他的中队越战越勇,与敌机死死缠在一起。高志航、李桂丹等十余架飞机油尽信号闪烁,不敢恋战纷纷迫降。空战仅进行了10分钟,日本空军在不承认中国有空军的狂妄中,遭到侵华以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第4大队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而第4大队仅有1架战斗机轻伤,首创中国空军抗战中一次空战3:0的光辉战绩(当时的宣传是6:0,实际第4大队在“八一四空战”中总共只击落了3架日机)。

    “6:0”的辉煌战绩,创了中国空战史上的纪录,同时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此使高志航这个名字镌刻在中国抗战史和航空史上。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三架战机失去联络”,轰动世界,高志航威名远扬,被誉为“天神”,“八一四”空战,高志航首战告捷,为了纪念“八一四”的胜利,此后的1939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每年8月14日把这一天定为中国空军节,并编了歌曲:“八一四,西湖滨;志航队,飞将军。怒目裂,血飞腾;振臂高呼鼓翼叶,群鹰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我何壮兮一当十,敌何怯兮六比零;一战传捷,举世蜚声……发扬民族的力量,珍重历史的光荣。”这首歌气壮山河,慷慨悲壮,浸透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道出了年轻的中国空军的高超技术和报国热忱。

    四大金刚

    自此高志航与战友刘粹刚(1937年10月在支援忻口战役时,座机燃油告罄,迫降时不幸碰撞城楼而以身殉职,时年24岁。)、李桂丹(1938年2月在武汉保卫战中与日机互撞时牺牲,时年24岁)、乐以琴(1937年12月在与日军空战中,其座机被敌击中。跳伞时,为避日军射击,张伞过迟,壮烈殉国,时年22岁。)并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

    1937年8月15日晨,日本海军航空队第2航空战队派出多批34架飞机停靠“加贺”号航母上待命,九架“96”式轰炸机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从西南方向笕桥上空侵犯,妄图给笕桥以灭顶之灾。高志航当即率机起飞,四大队、五大队奋起迎战,将敌机拦截在钱塘江上空。他闯入敌机群,将敌长机击落,其余八架也被击落。下午又击落敌机五架。由于战功卓著。高志航被晋升为中校,并调赴南京大校场,协同句容第三大队保卫南京领空。一天夜里,敌机偷袭大校场,高志航立即通知机场和市区将灯火全部熄灭,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假机场灯光,敌机毫不怀疑地投弹扫射。当敌机返航时,遭到在高空埋伏的高志航大队的猛烈袭击,敌机措手不及,遭到毁灭性打击。高志航的名字使敌人闻风丧胆,抗日军民在到处传颂着他的英雄业绩。 

    在保卫南京的一个月中,高志航率队还先后击落敌侦察机二架,单翼驱逐机四架。 后左臂中弹返回机场。

    世界各地纷纷报道:中国空军军魂高志航首建奇功……全国各地、各团体纷纷发来贺电贺信。杭州各界得知后,纷纷前往广慈医院慰问,时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特汇来一万元大洋,并专电褒奖,责令送相对安全的汉口治疗。

    1937年10月份高志航出院,回到南京荣升为空军驱逐机上校司令,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3个航空大队,并兼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第四航空大队亦被命名为“志航大队”。随后任空军驱逐司令兼四大队大队长。保卫首都领空。为表彰高志航奋勇杀敌的精神,当时国民政府还把高志航率领的第4航空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而陈仲中正是“志航大队”的退役将领,他说,时至今日,高志航为国牺牲的精神依然长存。 其时歼击部队全部兵力已经不足一个大队了,高志航临危受命,和他的战友们凭着勇于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和聪明才智,不断研究、改进战法,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他个人在南京又增加了击落日机的记录。

    在南京,高志航在雨天不出任务时还去战俘看守所,探望被他击落的俘虏山下大尉,用英语有时又夹杂一些日语说:“我们在空中打仗是敌人,但军人打仗没有个人的恩怨,你是奉命作战的,我击落你的飞机,这是国家对国家的军人责任,我个人希望你在中国过得愉快!”山下低下了头,立正说:“阁下的话太伟大了,我现在确实明白,日本皇军侵犯贵国实在太错了,我是个犯人,可是你们对我都很好,这使我非常非常惭愧……我现在惟一的希望是能早些回家。”他紧握着高志航的手,表示余生的岁月必为中日友好而竭尽全力。

    高志航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在长时间的飞行演练和对敌作战中,他两次身负重伤,血洒长空。一次腿骨折,一次臂受伤,但丝毫未动摇他杀敌报国的意志,每当伤势稍愈,即请命奔赴战场。

    后来,日军又调来佐世保航空队200架飞机(内中驱逐机100架),与中国军队展开激烈空战。数月后,中国空军的“四大金刚”——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将日军“四大天王”分别击落。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第十三航空队分队长山下七郎大尉,在1937年9月26日轰炸南京时被击中,迫降苏州太仓境内时被捕获。另三位“天王”陆空军的三轮宽少佐、海空军的潮田良平大尉、南乡茂章少佐则分别阵亡于杭州、南京、上海一带。

    1937年10月,日机入侵南京,高志航率机迎击,击落日机一架。中国空军在南京上空击落17架日机,损失两架飞机。 

    一天,日军两个大密集编队18架驱逐机袭击南京,高志航和刘粹刚各带一个队攻击敌人编队。他率先冲入敌阵首开纪录击落敌机,6架敌机紧紧咬住他不放,他使出制胜绝招,垂直俯冲后突然向外一翻跟斗,紧随俯冲的敌机失去高度后又被他咬住慌忙逃窜,他又击落1架后返回,创造了以一胜六的奇迹。 

    1937年10月26日,日军150余架飞机轰炸上海大场守军。由于只有200多架飞机,损失后无法弥补,无力作战。向国外订购已受禁止,原先订购的也因日军海上封锁无法进口,唯一的外援是向苏联购进飞机,高志航因背部受伤,在庐山休养。这时,蒋介石电召他到南京,派他到西北乌鲁木齐秘密接收苏联援华的100架新型“伊-166”型驱逐机 。高志航伤未痊愈,便应召到京。等见蒋介石时,他就问部下:“日军来轰炸为何不打?”部下说是因为我机速度与日机相差三分之一,加之敌多我少,很难作战。高志航即说:“可下令少加油,少带弹,不必要的机件拆掉,飞行员轻装上阵,减少重量,发挥特效,必能战胜。”于是,多日未作战的南京,忽然发生激战。高志航率领4架飞机,打得日军落花流水,日机2架狼狈逃窜,高志航跟踪追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得到报告是高志航率机作战,便当即派专车迎接,洽商接收苏机事宜。根据命令高志航率援助的战机经兰州返抵周家口。高志航以空军上校第四大队队长身份,到兰州机场与苏联空军少将专使接洽。苏联专使说:“你们飞行员驾驶苏机,因腿短比较困难,飞机速度快,操纵灵,训练一个多月太短,需要长时间训练方能作战。”高志航说:“我国急需与日军作战,3日内就要训练好,以回南方应战。”高志航驾机飞上天空,在空中倒飞3分钟,又做了各种特技。回到机场,苏军少将握住他的双手,称他是天神,是现代英雄。双方交接办妥后,高志航下令于3日内训练好后,即飞汉口作战。当时毛邦初主任下令,经西安、洛阳、周家口三站加油飞汉口,遇到日机作战要有充分计划。在起飞前,高志航向部下刘荫桓说:“苏联飞机比美国飞机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因天气恶劣,留兰州原地待命。在兰州大雪中等待多日的高志航,再也沉默不住了,他不顾生命安危顶风冒雪闯过六千多米的六盘山自己试飞西安,2天的单机试航成功后,大编队的飞行却失败了,十几架飞机被风雪吹得天昏地暗,一下损失了6架飞机。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的消息传来,他更加焦急难耐。他决心只在西安、周家口落地加油,从兰州直飞南京当天参战。然而,损失6架飞机的代价,南京方面令他不得在西安、洛阳落地,周家口落地后还要过夜,次日飞往南京。 

    1937年11月17日凌晨,闯过千险万阻的14架“E—166”驱逐机终于到了周家口。然而次日南京连续几天大雨不停,他们一直等待着,殊不知因汉奸出卖情报,日军已掌握有关飞机的情报。 

    壮烈殉国

    1937年11月21日晨6时, 他们吃完早饭周家口机场刚接到刚接到起飞命令不久,有11架“八七”式轰炸机乘着拂晓飞抵机场上空。他立即下令作战,然而此时日军战机已飞至机场上空,在日机的俯冲轰炸下高志航第一个跑到机前跨上座舱准备起飞迎战,孰料第一次座机发动不着,这时敌机已开始投弹轰炸,机场上浓烟滚滚,高志航第二次发动仍然不着,情况十分危险,战友们劝他暂时避一避。他说:“身为中国空军,怎么能让敌人的飞机飞在头上?” 他又命令军械长第三次开机,就在开机失败的一刹那; 随既被早有准备的日军战机雨点般从空中投下的炸弹所淹没,高志航连同14架飞机消失在一片火海中……时年30岁。同时殉国的还有第四航空大队军械长冯干卿、到机场送饭的伙夫郭万泰等六人。牺牲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这时,中国空军仅剩下两架能够升空作战的飞机。 

    据战史记载,历时3个多月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高志航和战友击落敌机230架,击毙敌飞行员327名。日军飞行员对高志航又恨又怕,连发誓时都说:“我要做了亏心事,出门就碰上高志航。” 

    大胆猜想

    还值得一说的是,著名作家林徽因有个同父异母弟弟林恒,跟高志航牺牲的情景很相似。林恒也是空军飞行员,一个血气方刚的福州人。1941年3月4日日寇飞机突袭成都,黄新瑞队长率空军五大队迎战,但来不及起飞,队长及林恒等九人的战机被击毁在跑道上。林恒驾驶的是“伊-153”型战斗机,跟高志航牺牲时的座机“伊-166”是属同一系列的苏制战机。

    追悼会

    1937年11月22日,汉口,商务会大礼堂。哀乐凄凄,哭声阵阵,高志航烈士追悼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追悼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并敬献花圈致哀,上书“高志航英雄殉国,死之伟大,生之有威,永垂千古”。国民政府和军委会追授高志航少将军衔。

    周恩来也参加了追悼会,称赞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92岁高龄的张学良为这位东北同乡、当年的部下题词:“东北飞鹰,空军战魂”。 

    高志航邮票

    为宣扬抗日英烈事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台湾中华邮政于1975年9月3日暨抗战胜利30周年之际,以抗日英烈张自忠、高志航、萨师俊、谢晋元、阎海文、戴安澜等6人遗像为图案,印制邮票一组。邮票编号为专116,版式为雕刻凹版,票幅为27mmX37mm,齿度12,每版100枚,发行量为200万套,中央印制厂印刷。

    2元,高志航,棕色,发行量500万。

    中国航空群英谱(一) 霍郁华

    《2005年我为国民党抗日空军英雄印邮票》

    2008年2月底,在美国定居的一位华人蔡寅方先生,从朋友处得知国内发行了一种《中国航空群英谱》个性化邮票,非常高兴,因为邮票中有四位他的战友--身穿国民党空军军服的抗日英雄高志航、沈崇晦、陈锡纯和阎海文。这四位英雄在抗日战争中英勇为国捐躯,是他思念熟悉的英烈.他非常想得到这些珍贵的纪念邮票,遂辗转托人在国内寻找,还从网上发来图片参考.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集邮协会得知此事非常重视,给与了大力支持,将5版邮票交给有关人员,发给蔡老先生.蔡老先生已年近90岁,为原台湾国防部新闻局官员,20世纪70年代末退休,去美国定居.

    无独有偶,前不久旅居加拿大的中国飞艇设计家谢赞泰后人,得知中航技印制的《中国航空群英谱》个性化邮票,有他们先人谢赞泰的邮票大为感动,托他姐姐中央音乐学院谢爱明教授买了10版以纪念.不久前沈崇晦烈士的侄子,也从国外回来,找了三天才找到我.为沈家的后代人买了20版以留作纪念.,,这套个性化邮票受到如此欢迎是我没有想到的。

    其实初衷是航空工业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刘宁,找到我,建议编写一本《邮票上的我为国民党抗日空军英雄印邮票航空人物》,用邮票插图来讲航空精英们的故事,鼓励青少年热爱航空,有志于投身祖国航空事业;我欣然答应.与王钟强,王庆康共同担任编书任务,我主动承担中国部分;但问题来了,世界各国都发行过大量本国航空精英的邮票,而中国一枚没有.如果这本书只写外国航空精英,而没有中国的人物,即不符合历史,也起不到应有的爱国主义启迪作用;

    为此我决定用印制个性化邮票的方法来弥补这一缺陷;我选了四组中国历史上的航空精英人物:即古代, 近代,抗日空战英雄和当代四组,每组各四个代表人物;我为他们分别撰写了文章.策划设计了这版《中国航空群英谱》个性化邮票。

    其中:

    中国古代对航空贡献的人物有:发明风筝的韩信;制造出会飞的机械木鸟的鲁班;设计出用于古代战争中传递信号的孔明灯(热气球原型)的辛七娘和火箭飞天第一人的万户;

    近代有:中国第一个飞艇设计家谢赞泰;第一架飞机设计者兼飞行家的冯如;中国早期飞机设计师巴玉藻;为美国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水上飞机的王助;

    抗日时期有:1.率领中国空军首战日本取得4:0空战战绩的高志航;2.投笔从戎用受伤战机撞沉日舰的沈崇诲。3.少尉轰炸员陈锡纯;完成轰炸日军任务,4.飞机被击落拒不投降英勇自尽的阎海文;

    现代有:新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为歼8战机研制上天做出贡献的黄志千;中国强击机之父的陆孝彭;中国歼击轰炸机设计师陈一坚。

    这版个性化邮票我策划设计的非常认真,连边纸上的图案都是选择陈应明先生为我们手绘的八一四空战,高志航驾驶的霍克Ⅲ型战机;为寻找照片资料,与有关人员解决肖像权等等事宜费了不少周折;从设计到问世,历经半年,中间最困难的是因为有国民党飞行员的形象,一直得不到批准,最后我亲自找到最上级领导,才获准印制。中国第二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显示了他们对宣传祖国航空事业的热忱.如今从境外受到欢迎的程度即知,我们选择的大中华爱国题材制作的个性化邮票的着眼点是正确的。

    此书出版后广泛收到欢迎,山西评为好图书,香港,日本书店都有引进销售。

    愿有更多的人记住为中国航空事业做出奉献的英雄们! 

    人物评价

    蒋介石:高志航是中国空军领域的一柱擎天,因此悲伤不已,并给了这位传奇人物一句很经典的评价:“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他说,“我们宁愿损失一百架飞机,也不愿失去一个高志航”。飞机终于有了,可是“空中天神”却难以复生,可不痛哉。“高志航英雄殉国,死之伟大,生之有威,永垂千古”

    周恩来:追悼会,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张学良:“东北飞鹰,空军战魂”。

    家族情况

    父亲:高景文 

    母亲:李氏 后排中间高志航,最边上高志航的妻子葛莉亚

    妻子:邵文珍 

    妻子:嘉莉亚(白俄罗斯人)育有两女:高丽良、高友良。 

    妻子:叶蓉然育一男高耀汉、一女高忆春 

    人物纪念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汉口商务会大礼堂举行主持其追悼会,国民政府特追授其少将军衔。

    1946年8月14日,中共方面在延安举行了纪念“八一四”空战大捷座谈会,纪念高志航及其战友的英雄事迹。

    台湾省空军将位于台湾台东县的空军基地命名为志航基地。

    1993年7月18日,张学良为高志航题词:“东北飞鹰、空军战魂”。

    2002年8月14日,“八·一四”空战大捷65周年纪念日,高志航烈士纪念馆(高志航故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通化市政府、北京航空联谊会等单位主持下开幕。 

    高志航纪念馆

    高志航纪念馆是在高志航故居的基础上保持原貌建立的,该馆位于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龙泉路40号,占地面积230平方米,故居为40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1996年被通化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列为通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被列为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7年被公布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

    为缅怀英烈的丰功伟绩,2010年通化市政府对高志航纪念馆重新修缮,展陈面积增至400平方米,分为少年壮志、志在航空、空军战魂、血洒碧空、深切缅怀五个主题展室,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等多种展列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将领高志航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历程,弘扬了以高志航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空军英烈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无畏,奋勇杀敌的顽强战斗作风,教育并激励中华儿女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高志航将军生平简介

    高志航原名高铭玖,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一个纯朴的农民家庭。1924年投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先后到法国和意大利学习飞机驾驶和空军驱逐技术,取得优异成绩后回国,历任东北航空少校驾驶员、空军中尉分队长、第四大队中校大队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出动百架轰炸机对我江苏、浙江两省进行狂轰滥炸。当时中国空军战机较少且性能较差。8月14日,高志航主动率队迎敌,在杭州苋桥上空与日本侵略者的木更津航空队激战。空战中,高志航利用自己娴熟的技术和高超的能力打

    下第一架敌机。接着战友们密切配合又连续击落5架日机,开创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首捷记录六比零,取得震惊中外的“八一四”空战重大胜利。当时,我空军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意不可战胜的神话。不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而且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抗日救国的战斗热情,受到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高志航生前多次豪言:“身为中国空,怎么可以让敌人飞机飞在头上!”他也是用实际行动,痛击日寇,立下赫赫战功。高志航是悲壮的。同年十月,日军偷袭周家口机场时,眼见日飞机已飞到了头顶,他竟不顾众人劝说,飞跑着冲进机舱,想要与日军再决高下。不料,刚入机舱,早有准备的日军便将第一颗炸弹投在主机上,高志航、机械长、机械师等6人殉国。牺牲时高志航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时年31岁。 一代英杰未在空中战死,却在日军偷袭中殉国!空军第四大队即命名为“志航大队”,1937年8月14日这天被中国政府定为空军节。1993年7月18日,台湾版《高志航传》92岁高龄的张学良将军抱疾亲自为该书题字:“东 北飞鹰、空军战魂。”2002年8月14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高志航故居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建成。通化还是中国人民空军的摇篮,中国第一所空军航校就产关键在通化,并建有抗日英雄高志航(中国空军之父)纪念馆。我们为通化山城能有高志航这样的英雄感到骄傲和自豪。

    通化市委书记张安顺、市长田玉林、市人大主任黄兴、市政协主席张作福、市委常委副市长翟宪枝及高子航女儿高丽良女士、儿子高耀汉先生和市直机关干部、部队、学生、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高志航纪念馆开馆仪式。

    通化市委书记张安顺、市长田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贺永强、省文化厅厅长林君为高志航纪念馆开馆仪式揭牌

    高子航女儿高丽良女士、儿子高耀汉先生在和省市领导一同参观高志航纪念馆


    烈士纪念雕

    公元2006年8月14日凌晨,位于长白山区的群山环抱着的通化山城突降倾盆大雨,这也是一种巧合,因为就在这一天,抗日英雄高志航烈士纪念墓落成仪式将在通化南山福园举行,天公再一次为这为英年早逝的英雄而哭泣。 上午十时整,抗日英雄高志航烈士纪念墓落成仪式在这里,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隆重举行。雨后的南上福园空气清新,风和日丽。新落成的汗白玉高志航带有飞行帽的雕像栩栩如生,英姿勃发。雕像后影壁带有群山和飞机图案,错落有致的缺口中映衬着蓝天白云,有人说像飞机的一个翅膀,也给人一种遐想,是漫漫云海,山川是高志航烈士的飞行志向。整体雕像设计精巧,独具匠心,意境深远。高志航历烈士纪念墓由长春息园抗日英雄高志航烈士纪念雕像落成仪式著名设计师设计,由中央美术学院老师设计雕像,由河北曲阳著名雕刻师雕刻。雕像两侧由武警战士列队守护,雕像后矗立高志航巨幅戎装照片。高志航烈士的亲属、沈阳军区空军领导、北京市航空联谊会领导、陕西省空军联谊会领导、通化市、东昌区及领导、驻通部队部分官兵、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参加了纪念墓落成仪式,并敬献了鲜花。通化市及东昌区领导为抗日英雄高志航烈士雕像接墓。所有在场人员向烈士雕像三鞠躬,表达深深的敬意。高志航的子女高丽良女士、长子高耀汉先生分别专程从昆明和台北到通化参加纪念墓落成仪式。高丽良女士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她代表国内外的亲属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化市东昌区民政局南山福园以烈士雕像落成,再现了当年英雄的形象,为通化市又增加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使人们时刻缅怀和崇敬英雄不忘历史,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烈士的爱国精神将得到发扬光大。南山福园兴建的高志航纪念墓是集艺术墓、名人墓和烈士墓三者为遗体的综合体现,本身是一种公益宣传活动,不但有重大的教育意义,而且提高了通化山城的知名度,同时还填补了墓园在名人墓上的空白。

    纪念协会

    中新社台北2012年2月12日电 (记者 黄少华)抗战空军英雄高志航纪念协会12日在台北宣布成立。高志航之子髙耀汉表示,1996年大陆已在高志航老家通化和南京成立纪念馆,未来还将在杭州和成都陆续成立,希望在台湾早日成立类似纪念馆,保存与记录当时相关战役烈士史料。

    该协会由高耀汉与台前空军中将周善择共同发起。

    据悉,在协会的推动下,台湾第一座高志航纪念馆拟设在嘉义市一处眷村博物馆,共3层逾1300平方米,里面陈设抗战时使用的模型机与高志航铜像,将由现年77岁的高耀汉担任馆长,现身介绍其父的英勇事迹。相关经费还需要各方捐助。

    周善择表示,未来他还会与相关成员前往大陆收集高志航的资料,吸取对岸史迹馆经验,相互合作。

    周善择和高耀汉同时指出,大陆已拍摄一部描写高志航事迹的30集电视连续剧《远去的飞鹰》,但不久前引进台湾时被驳回,目前正在诉愿中。高耀汉说,剧情片毕竟不是纪录片,希望台湾主管机关能尽早核准这部连续剧在台播放。

    台湾于1977年拍成电影《笕桥英烈传》,反映高志航生平事迹。

    高志航1907年出生于吉林通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8月14日清晨,日本机群进犯,高志航立即率领第四空军大队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迎击,缔造6比0的战果,首开对日抗战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士气。同年11月21日,周家口一役,高志航出师未捷身先死,但相关英勇史迹也让他被誉为“空军战神”。当时国共两党都高度评价高志航,视为“全民族的英雄”。 

    墓址

    追悼会之后,其弟高铭魁和随行官员护送英烈灵柩,由宜昌经水路送往重庆厚葬。

    1937年11月28日,抵达宜昌。学生们戴着白花,举着“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将军送最后一程。高志航在法国接受教育,一直信奉天主教,因此灵柩停在宜昌二马路天主教堂地下室。用纱布缠好的遗体装在宜昌提供的黑木棺木中。当时敌机轰炸频繁,码头非常混乱。处于安全考虑,高铭魁将灵柩留下,迅速离开,前往重庆。得知高志航安葬在宜昌,日机竟来宜昌轰炸了7天。 

    1938年初,二马路天主教堂决定安葬高志航。龚澔神父等人为英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因为担心日军报复破坏墓葬,没有立碑。所以长期以来,包括宜当地人都不知道高志航葬在宜昌。至80年代初,吉林通化市政协的王维良等二人,在昆明调查时由高铭魁处得知高志航将军葬在宜昌,于是转道宜昌专程寻访,宜昌方面方才知晓,但无从查找具体地点。 

    1984年高将军二女高丽良、高忆春到宜昌寻访墓址,未果。但引起了接待二人的原宜昌市政协工作人员刘思华、原宜昌市委统战部工作人员林东平的注意。二人于上世纪80年代分别找到当事人神甫龚澔,得知真相。但没有公开,世人仍不知晓“战魂之墓”在何处。 

    2010年4月初,一位留学欧洲的宜昌籍留学生施泽伦,从港台同学、欧洲友人那里了解到了高志航将军的壮烈事迹,并且得知将军葬在家乡宜昌后,给《三峡晚报》记者发信查问。《三峡晚报》于是连续几天刊登专版寻求知情者,最终在刘思华、林东平二位老人的指引下找到“战魂之墓”。 

    经考证,高志航现葬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181号院内(高志航墓)。

    查看更多>>

    林彪

    人物生平

    接受教育

    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但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 

    参加革命

    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10月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随后,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起义。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1日下午,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从马回岭乘火车开进南昌,并在南昌重新整编,由周士弟担任师长,林彪仍任七连连长。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改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

    1928年4月28日,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1928年5月4日,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第十、十一、十二师。21岁的林彪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何长工任该营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后,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后来,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多次“进剿”井冈山,少的时候有八九个团,最多的时候达18个团。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提升很快。 

    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直言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毛泽东写了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的著名复信。 

    声名渐起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

    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林彪独自写信给中央,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林彪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10月17日,他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平型关战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据师哲回忆录记述,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受到高度重视。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他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委员。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此后,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9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解放战争中,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闲云野鹤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此期间,他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 

    走向巅峰

    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开始逐渐活跃。同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他介入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全军掀起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伤害了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1959年庐山会议后兼任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被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并推行一整套“左”的东西,打击、迫害、排挤一些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同时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

    1964年抓住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点大做文章,说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随后,他又说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些主张,遭到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的抵制。1965年冬以“篡军反党”等罪名诬告罗瑞卿,并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将全军群众性的大比武运动压了下去,同时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1966年初责令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罗瑞卿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并讨论如何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进一步流毒全军,部队中政治与军事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冲击与被冲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致使全军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 

    文革政变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此后,他的篡党夺权活动更加变本加厉。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零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中国共产党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主要成就

    指挥战役

    林彪一生十大经典战役
      
    龙冈伏击战

    战役时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0年11月5日至1931年1月3日,历时60天。

    战役地点:江西省永丰县东固镇、龙冈镇,宁都县东韶镇。

    战役手段:诱敌深入的山地伏击战。

    林彪职务: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4军军长。

    所辖部队:红4军。

    战役特点:中国工农红军总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在局部战斗中,却以多吃少,以强击弱,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以伏击战为主。

    歼敌情况:红一方面军共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2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1万余件。林彪所部第10师俘获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

    战役评价: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红4军担任主攻。

    黄陂草台岗伏击战

    战役时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3年2月9日至3月21日,历时41天。

    战役地点:江西省宜黄县黄陂镇、草台岗镇。

    战役手段:诱敌深入的山地伏击战。

    林彪职务: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

    所辖部队:红1军团。

    战役特点:中国工农红军总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在局部战斗中,却以多吃少,以强击弱,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以伏击战为主。

    歼敌情况:红一方面军共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3个师,俘虏官兵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及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俘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主力第52师师长李明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击伤王牌第11师师长肖乾。

    战役评价:首创了红军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林彪为战场总指挥。

    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

    战役时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4年10月10日至1935年10月19日,历时371天。

    战役地点:转战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

    战役手段:运动战、伏击战、阻击战、攻坚战。

    林彪职务: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

    所辖部队:红1军团。

    战役特点:中国工农红军总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在局部战斗中,却以多吃少,以强击弱,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歼敌情况:红2师第4团夺占泸定桥,歼灭川军第14军第38团主力;红2师第4团强攻腊子口,歼灭国民党新编14师第6团一部。

    战役评价:飞夺泸定桥和激战腊子口两场战斗,是林彪在万里长征中指挥的许多战役战斗中最为经典之战。飞夺泸定桥一战,红4团一昼夜高速行军240里,仅以22人便夺取了泸定桥,越过天险大渡河,堪称奇迹。激战腊子口一仗,为红军陕甘支队北上打开通路。

    平型关战役

    战斗时间: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年9月25日,历时1天。

    战斗地点:山西省灵丘县平型关。

    战斗手段:山地关隘伏击战。

    林彪职务: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师长。

    所辖部队:八路军第115师。

    战斗特点:八路军总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在局部战斗中,却以多吃少,以强击弱,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以伏击战为主。

    战役评价: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挺进抗日战争前线后的第一仗,取得了中国全面抗战以来“零的突破”,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国人抗战的决心,打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望,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战役时间: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12月17日至1947年4月3日,108天。

    战役地点:吉林省北部和南部地区。

    战役手段:运动战、伏击战、阻击战、围歼战、攻坚战。

    林彪职务: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

    所辖部队:东北民主联军。

    战役特点:东北民主联军总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在局部战斗中,却以多吃少,以强击弱,集中精力打歼灭战,伏击战已退居次席,作战样式多元化。

    歼敌情况: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

    战役评价: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采取“南拉北打,北打南拉”的战术,彻底粉碎了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国民党军队的机动力量在民主联军的不断打击下遭到严重削弱,转主动进攻为被动防守。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辽沈战役

    战役时间: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

    战役地点:吉林省、辽宁省。

    战役手段:运动战、阻击战、围歼战、攻坚战。

    林彪职务: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所辖部队:东北野战军。

    战役特点: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野战军的军力和经济力均已超过国民党军,军队在数量上特别是质量上都占优势。已不打伏击战,作战样式多元化,以城市攻坚战为主,阵地阻击战相结合。

    歼敌情况:歼灭国民革命军47.2万余人,其中毙伤国军官兵5.68万人,俘虏32.43万人,反正及投诚6.49万人,起义2.6万人,俘虏国军少将以上高级军官186名。国军共损失1个东北“剿匪”总司令部,1个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1个冀辽热边区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和36个师。此外,还有1个骑兵司令部,5个炮兵团、战车团等特种兵部队。损失各种火炮4709门,轻重机枪13347挺和其他枪支175361支。

    战役评价: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革命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东北野战军获了得第一个战略决战的完全胜利,取得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宝贵经验,率先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
    平津战役

    战役时间: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64天。

    战役地点: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

    战役手段:运动战、阻击战、围歼战、攻坚战。

    林彪职务: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所辖部队:东北野战军。

    战役特点:东北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相比,在数量上特别是质量上都占优势,已不打伏击战,作战样式多元化,以攻坚战为主,围歼战、追歼战相结合,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战。

    歼敌情况:东北和华北野战军共同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个“剿总”司令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师,共52.1万人。

    战役评价: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实行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基本方式。东野与华北军区联合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战略决战的最后一战。
    衡宝战役

    战役时间: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9月13日至10月16日,历时33天。

    战役地点:湘南衡宝地区。

    战役手段:两翼大迂回钳形包围,正面大突破强攻。

    林彪职务: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所辖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战役特点:第四野战军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追歼战、围歼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样式,伏击战不用打,攻坚战也很少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体以多胜弱,以强击弱,但在局部战斗中,却以少吃多,以弱胜强。

    歼敌情况:四野主力和二野一部共歼敌正规军三个军部、五个整师,共4.7万人,其中俘虏17名将官以下3.8万人,收复县城24座。

    战役评价: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后只用33天,就歼灭了白崇禧赖以起家的第7、48军的四个精锐师,并消灭了湘系惟一美械的第62师,给湘系战力最强的第10师以歼灭性打击,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
    广西战役

    战役时间: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11月6日至12月14日,历时39天。

    战役地点:广西、广东两省。

    战役手段:两翼大迂回钳形包围,正面强攻大追歼。

    林彪职务: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所辖部队:第四野战军。

    战役特点:第四野战军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追歼战、围歼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样式,伏击战不用打,攻坚战也很少打。

    歼敌情况:林彪指挥3个兵团9个军31个师及粤桂边、滇桂黔边纵队共40多万人,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17.29万人,其中俘虏16万余人(包括将级军官78人),解放了广西全境。

    战役评价: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和广西全境及广东西南沿海的城镇和全部海港。华中华南所辖范围内除海南岛一隅外,也已全部解放。桂系及蒋介石在华南蒋残余的歼灭,加速了全中国解放的进程。
    海南岛战役

    战役时间:解放战争时期的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历时58天。

    战役地点:海南岛。

    战役手段:偷渡海峡强攻战、海岛围歼战、追击战。

    林彪职务: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所辖部队:第四野战军。

    战役特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作为航渡工具,突破敌人海军军舰、空军飞机、海岸炮兵立体封锁;海岛陆地作战,双方势均力敌,最后战胜敌人。

    歼敌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军5个师9个团,总计33148人,其中俘虏26469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击落敌机2架,击沉敌舰1艘,击伤5艘。

    战役评价:海南岛战役,是人民解放军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作为航渡工具,突破敌人海空封锁的一次成功的渡海作战,开创了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作战,摧毁敌立体防御的先例。该战也是林彪指挥第四野战军的最后一战。

    战术才能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较充分地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他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等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就是在进攻敌人时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3至4人,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队形疏散可减少伤亡,容易聚拢便于形成战斗力;“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林彪把复杂的战术问题用几个字简练地概括,好学好记,便于推广,这些战术原则,在东北野战军中推广很普通,应用也很广泛。

    1949年春,林彪率领部队继续南下,指挥所部进军中南。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在解放战争的5年征战中,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争规模最大时可集结数十万人。在数十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中,由于谋划准确,决策果断,指挥得力,再加上因新式整军运动鼓舞起指战员的高昂士气,几乎是每战必胜。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对于部队的野战和攻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婚姻家庭

    一次婚姻

    林彪8岁那年,望子成龙的父母就为林彪找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汪家的二小姐做童养媳。林彪还是个娃娃,对婚姻大事根本不懂,等他参加革命以后,就忘了。

    1927年春节前夕,林彪随北伐军进驻武汉,突然收到他父亲的来信,说他病入膏肓、火速回家。林彪是个孝子,接到父亲的信后潸然泪下,当即请假往家中奔去。除夕之夜,林彪回到家里,才知道是父亲骗他回来成婚的。林彪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不得不跟已经等了他十几年的汪家姑娘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婚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林彪连夜离开了林家大湾,返回部队。

    到了部队后,林彪给父母和汪氏写了一封信,让汪氏不要再耽误自己的青春年华,另找一个人家。林彪的父母看了信之后,气得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汪氏在家中哭了好几天,然后当众发誓,此生永不再嫁。

    在以后的岁月里,汪氏果然信守诺言,终身未嫁,始终在林家侍奉林家老小。

    中国解放后,林彪已是一位大人物,汪氏不愿意沾林彪的光,执意搬回了娘家,独守空房,以做鞋维持寂寞的生活。林彪也一直没有忘记她。

    1959年初秋,林彪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突然要回家乡看看。回到老家后,他向公社书记问起了汪氏情况。得知汪氏已经56岁了,身子骨倒还挺硬朗,家里已没什么人了,靠做鞋卖为生,生活一般。林彪听后让秘书拿出3000元钱,让公社书记转交给汪氏,并一再嘱咐钱是党给的。

    林彪走后,公社书记将3000元钱转交给汪氏。汪氏知道事情真相后把钱锁进箱底,依然靠做鞋为生。不久,汪氏还获得了“光荣革命老人卡”,每月能固定享受到政府给予的一定生活补助,都是林彪安排的。

    1967年,汪氏因病离去世。此次婚姻是林彪有名无实的第一次婚姻,真正的感情经历是在革命军队中开始的。

    二任妻子

    1936年,毛泽东决定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并任政委,28岁的林彪任校长。“红大”是“抗大”的前身。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集聚了众多的优秀青年。延安处在一种相对和平和环境里,青年们就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并邀请中央领导参加,每逢星期六举行舞会。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不上场跳舞,可还是有许多姑娘倾慕具有“常胜将军”美誉的林彪。林彪却看中陕北米脂姑娘张梅。

    张梅的真名叫刘新民,出类拔萃,人称“陕北一枝花”。真正打动林彪的并不是张梅的外貌,而是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张梅上进心很强,对林彪十分仰慕。1937年,他们结婚了。一年后,张梅为林彪生了一个女儿。

    1938年3月2日,林彪从阎锡山的晋军防区路过,由于林彪穿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大衣,晋军开枪误伤了林彪,日后给他带留下很多后遗症。受伤后,林彪先是回延安治疗,但延安的医疗条件不太好。

    1938年冬天,经党中央批准,林彪由张梅陪同,远赴苏联养伤,在苏联待了3年。在苏联,林彪夫妇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舒适的房子里。林彪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爱静不爱动,除了研究军事外,他几乎没有业余爱好。而张梅活泼好动,喜欢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林彪却不准她与外界接触,不许她参加政治、文化等活动。他们性格上的冲突日益显露出来,感情出现裂痕,越闹越僵。

    1942年,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张梅却留在了莫斯科,结束了两人的婚姻。

    三次爱情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牺牲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当做自己的女儿抚养起来。1937年底,周恩来派人将孙维世从武汉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孙维世先后就读于抗大、中央党校和马列学校,接受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和文化教育。1938年,孙维世年仅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维世天生丽质,聪明伶俐,富有教养,深得大家喜爱。林彪是抗大的校长,虽然孙维世如此出众,但林彪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她,因为他那时刚与张梅结婚,感情很好。再者,林彪平时也不太注意女性。

    1939年,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孙维世同机前往,去苏联学艺术。在苏联,孙维世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后代都在莫斯科学习,那些年青人十分活跃,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在一起玩耍,举行各种讨论会和文艺活动。他们知道林彪也在莫斯科养伤,就常常邀请林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让林彪讲井冈山、讲长征、讲平型关大捷等,可林彪不是爱夸夸其谈的人,并不肯多讲他自己。他的谦逊,引起了那些青少年的崇敬。

    林彪和张梅闹矛盾时,心情十分沉闷,那些青少年的活泼和天真感染了他,生活得到慰藉。不知不觉中,孙维世闯进了他的内心世界。以后的活动,只要孙维世在,他都参加。每次活动,林彪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关心孙维世,问这问那,十分愿意跟她说话。后来林彪终于向孙维世求爱,却遭到了孙维世的拒绝。孙维世对林彪是崇拜的,但她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她热爱艺术,立志在艺术上有一番作为。林彪虽然心里不快,但他还是克制了,仍然关心着孙维世,因为他确实很爱对方。

    1942年,林彪在回国前又找到孙维世,想作最后的努力,但他还是失败了,孙维世仍然回绝了他。

    第三次爱情是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也成为孙维世日后悲剧的根源。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成为戏剧明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但文革爆发后,她被扣上了“苏联特务”的罪名进入监狱遭到摧残,于1968年10月悲惨去世,年仅47岁。

    终身夫妻

    叶群于1919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原名叫叶宜敬,是国民党的少将叶琦第三个老婆生下的爱女。叶宜敬从小聪明伶俐,爱出风头。她小学毕业后,又到北京上了中学,中学毕业一年后,考取了国民党控制的电台,担任了广播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叶宜敬到了延安,改名为叶群,被安排在女子大学里工作,任教务处下面的组教科长。

    叶群个头不高,五官端正,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对终身伴侣,叶群的目标是找一个当领导的,职位高的。叶群了解到从苏联养伤回到延安的林彪年龄仅仅比她大十几岁,又了解到林彪已经有了妻子和女儿,但她却看中了林彪。林彪回延安不久,也听说了叶群的来历。而后叶群和林彪互相就认识了。

    1943年,林彪和叶群正式结婚。第二年,叶群生了一个女儿豆豆;1945年又生了林立果。

    从此,林彪和叶群结成了终身夫妻,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折戟沉沙。

    亲属成员

    亲属关系
      
    亲属姓名
      
    爷爷
      
    林时朗
    父亲
      
    林明卿
    母亲
      
    林陈氏
    兄弟
      
    林庆佛,林向荣,林育菊
    妻子
      
    汪氏,张梅(刘新民),叶群(叶宜敬)
    女儿
      
    林立衡
      
    儿子林立果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林彪是20世纪中叶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也是一个复杂的伟德体育,他曾做过好事,也曾做过错事,还曾做过坏事,有功绩也有罪恶。他的一生,跌宕诡奇,曲折多变,从“天才战术家”、战功赫赫的元帅到“永远健康”的接班人,最后因阴谋夺权的暴露而“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经历了由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

    林彪18岁参加革命,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了同样让世界瞩目的辽沈、平津战役,此后率部直指中国大西南,先后攻取湖北、湖南、江西、广西、海南等西南各省,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常胜将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结党营私,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各家点评

    毛泽东:“林彪是无以伦比的常胜元帅。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蒋介石:“我要表扬他(林彪),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

    李先念:“(林彪)少年怀党,青年研战,中年主军,晚年叛国。”

    聂荣臻:“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陈士榘:“林彪是历史无法抹煞的军事天才。”

    德加·斯诺:“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他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他的歼灭”。 “而他自己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红军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

    斯大林:“林彪是常胜将军,常胜元帅”。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指林彪)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任何人”。 

    查看更多>>

    郝柏村

    人物简介

    郝柏村(1919年8月8日-),字伯春,汉族,1919年8月8日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葛武镇郝荣村,台湾当局一级上将,曾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等职。其子郝龙斌为前任台北市长。

    郝柏村乃陆军官校十二期炮科毕业,之后随即加入抗日战争,参加过1938年的广州之役及1939年的皖南战役。后又随孙立人所率领之中国远征军38师赴缅甸作战,战胜后转进印度休整。1948年于国共内战之辽西会战(辽沈战役)期间,他从锦州前线被召回,成为蒋中正总统的侍从官。台湾当局前“国防部长”郭寄峤上将为其岳父。 

    1958年金门炮战(八二三炮战)发生时在金门担任第9师师长,奉命率部戍守小金门(烈屿)有功,因而获颁云麾勋章与虎字荣誉旗,并升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1977年4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调升“国防部”副参谋总长。1978年6月,掌伪陆军总司令。1981年12月由蒋经国晋任一级上将,并调升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在职八年。参谋总长原来两年一任,因种种特殊情况一再延任,成为历任在职最久的参谋总长。

    生平履历

    郝柏村先生1919年出生于盐都葛武镇郝荣。6岁起在本庄净土庵读私塾三年,后又到尚庄小学和盐城县立第二小学念书。13岁小学毕业后考取盐城中学读初中。1935年,16岁的郝柏村考取了常州中学高中部。因家境不十分宽裕,他便放弃了念高中的打算,来到南京,报考不需缴纳任何费用的黄埔军校。经初试和复试,郝柏村被录取为军校第12期新生。当时军校分步兵科和炮科,郝柏村分在炮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校由南京迁到庐山,不久又迁到武昌,因形势逼人,军校加快了教学步伐,黄埔军校第12期学生于1938年元月提前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后放假两周,郝柏村回到家乡,休息两周,返校后被分到湖南宁陵炮兵学校,学习由苏联援助的火炮使用技术。

    此次一别家乡整整60年,一个甲子,他都没有机会回家乡一趟。

    1940年,郝柏村炮校学习结束后,分在炮兵14团5连任代理连长。先后驻防在湖南邵阳、广西兴安一带。1944年,又被派到重庆陆军大学第20期学习,学习结束后,升任炮兵14团参谋主任,随部队先后驻防郑州、徐州,于1948年初调防沈阳。辽沈战役前夕,郝柏村奉命离开部队,到南京国防部待命,后被分配去陆军196师任上校参谋长,驻防湖南衡阳。

    渡江战役前夕,郝柏村离开部队来到上海,旋即又来到重庆,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县城的永川中学当半年教员。

    1950年春,郝柏村由香港辗转来到台湾,凭个人资历,在炮校谋了个教员职位,两年后升任炮兵学校总教官。1954年,被送到陆军大学将官短训班培训一年,结业后,被分到第三炮兵任上校指挥官。1958年8月升任第九师少将师长兼战地指挥官,戍守小金门。后又被送到台湾“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将官班深造,旋又被派往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深造,1963年回台湾,出任陆军第三军副军长。1964年4月晋升金门防卫部中将副司令。同年10月,台湾举行“双十节”阅兵,伪“国防部”指派郝柏村为阅兵总指挥官。第二年,郝柏村接替胡琏,出任“总统府”的侍卫长。

    1981年10月,郝柏村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晋升为一级上将。在198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是中常委中唯一的一位职业军人。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上台,郝柏村被留任参谋总长。1989年11月任“国防部长”。1990年初春,被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兼任国民党宪政改革策划小组副召集人,“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任三年多。

    1993年8月,郝柏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任“总统府”资政。

    退休以后,郝柏村多次来大陆祭祖、省亲、旅游。

    1999年4月3日13时05分,郝柏村先生偕夫人郭莞华,率儿子郝龙斌、郝海婴及孙女郝汉祥一行12人搭乘华航班机离开台北,经香港转港龙KA810班机抵达南京,开始了他阔别家乡61年以来的首次返乡祭祖扫墓之行。

    2001年7月,郝柏村率领廿多位台湾高级退役将领赴桂林旅游,其中包括五位上将,多位中将,是台军访问大陆最高级退役将领团。

    2005年10月,郝柏村来江苏省扬州、盐城两市访问。在扬州这座古城,道出了其心声“踏进扬州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扬州变化太快了,真可谓一天一个样!”

    政治生涯

    行政

    1988年李登辉继任台湾当局“总统”后为安抚“国军”,并逐渐减少郝之军事影响,先于1989年升任郝为“国防部长” ,后又为了使在国民党党部内有很大影响力的“行政院长”李焕去职,故于1990年提名郝为“行政院长”,获得“立法院”表决同意,当时称为“李郝体制”。

    然而也引起部份媒体对其军人身份的挞伐,例如《首都早报》即以斗大头版《干!反对军人组阁》为题,作家苦苓(王裕仁)也以“国之将亡,必有ⅩⅩ”为由宣布“停笔七七四十九天”。1990年5月19日,民主进步党甚至发起“反军人干政大游行”,但国民党则以美国艾森豪威尔的例子反驳,认为郝柏村组阁是军人从政,而非军人干政。虽然郝为了接“行政院长”放弃一级上将的终身头衔,却仍被民主进步党认为系军人干政,发起游行反对。

    当时担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也曾在质询郝柏村时当场掀桌子抗议,还曾因六年国建跳票的问题向他丢纸条而被架走。除了被民进党立委在统独问题上围攻以外,李登辉在立法院内的代言人——“集思会”的立委虽然同为国民党籍,却经常与郝柏村对抗。替郝护航的,只有军系立委及新党的前身“新国民党连线”的立委等人。

    由于李登辉与郝柏村对两岸关系与政策的看法不同,有时郝会利用“行政院长”的副署权与李交涉。例如蒋仲苓升一级上将案。由于蒋氏已届退役年龄,而李企图以升蒋氏为一级上将加以留用,但郝柏村等人以蒋经国生前的制度来反对。原来蒋经国生前定下的制度,凡升一级上将者,必须曾任参谋总长或有重大战功,但蒋氏没有以上条件,连蒋经国自己也因为没有以上条件而拒升一级上将。结果,李登辉不再勉强升蒋氏为一级上将。郝柏村约同“国防部长”召开军事汇报,本来“行政院长”召“国防部长”开会是合法的,却被民进党立委讥为召开军事会议,企图夺去总统的军事统帅权。引来民进党的大打抨击。当时担任民进党立委的叶菊兰被问及其指控郝柏村召开军事会议企图政变的消息来源时,甚至表示是其先夫郑南榕托梦告知。

    郝柏村的回应是:“这是属于军政范围内的事,国防部长要用多少装备、多少军队、花多少钱,这些事我该知道呀!又不属于不归我职权的军令范围,我所做所为并没有逾权啊!”对于舆论的指责,郝柏村向总统府联络,希望向李登辉亲自解释,但却得不到回应。在“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引述李登辉在8月1日接见军事将领的谈话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国家效忠,这是一个新方向,同时,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看人,要看国家。”当时李登辉请快将生日的郝柏村吃饭之后,郝伯村说:“表面上请我吃饭,但对我的所作所为却不认同,要找机会解释,又不理不睬,还在记者会上修理我一顿,这是什么肝胆相照?后来我解释,他又认为我没有错。”所以,郝柏村说“那是表面的,假的。”

    郝柏村说:“军令系统是从德国学来的,当时德国各地都由皇子当司令官,可是有关作战之事,皇子未必精通,因此都由参谋长担任发号司令。”“我别的事也许不在行,只有军事方面较专业,我参与会议,贡献点意见有何不可,且这些都属于军政范围。”

    辞职

    1992年“立法院”改选,国民党重大挫败。虽然国民党党内对提名及选举上刻意杯葛以及提名别的候选人来与新国民党连线的“立委”对抗。但在黄复兴党部自行配票下,集思会“立委”大幅落选,在民意支持下新国民党连线的“立委”,例如王建煊、赵少康等高票当选。

    李登辉以“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为名迫郝柏村辞职,但郝柏村坚持要在国民党中常会通过。1993年国民大会闭幕时,民进党“国代”与一些国民党“国代”大呼郝柏村下台,郝不甘受辱,在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消灭‘台独’”后宣布辞职。

    1993年8月在国民党党代表大会中,被推举为国民党副主席,与“副总统”李元簇、“司法院长”林洋港、新任的“行政院长”连战并列。

    1996年退出国民党,并与林洋港搭配参选“总统”,获得一百六十万票,在四组参选人中列第三位。2005年2月6日国民党主动恢复其党籍,并聘任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

    台湾“行政院长”(1990~1993)。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2期。后任职胡宗南军中,曾任驻印远征军炮兵连长。1950年到台湾后升为炮兵指挥官。1958年金门炮战时,任师长,守小金门,获蒋介石颁赠“虎”字荣誉旗、四等云麾勋章。曾在美国陆军炮校高级班和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进修。1964年晋升为中将。1965年任“总统府”侍卫长。后任第一军团司令、“国防部”作战次长、“陆军”副总司令。1977年任“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晋升为“陆军”上将。1981年任参谋总长,得蒋经国信任,主持警政安全、军事情报等工作。1990年出任“行政院长”,1993年2月辞职。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副主席。

    重要论述

    旗帜鲜明与战略模糊

    郝柏村

    “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了,其间可分为北洋政府阶段、北伐抗战及国共内战阶段、建设台湾阶段。尽管三个阶段的“国家”处境和国际地位有异,但“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和法统存在,以及谋求“国父”“建国”理想的实现,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是“中华民国”历史存续的重要一天,因为在国共内战中失去大陆国土的“总统”蒋介石,是日在“中华民国宪法”所订固有疆域的台北,复行职权,开启了两岸分治的时期。至此,两岸关系的演变和终极解决,是“中华民国”历史存续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处理此一核心问题,交织着旗帜鲜明与战略模糊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有时是并立的,有时是对立的,但在交相为用的并立与对立中,求取阶段性的平衡与妥协,也是今后必走的长期道路。

    旗帜是“国家”的认同与效忠,战略是力量的创建与运用。

    两岸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首先要谈国际强权政治,对两岸现状的形成和解决之道,有什么影响。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强权政治,而强权政治是以力决定是非,不以理决定是非。两岸现状的形成,国际强权政治的操弄,是重要的因素。

    “中华民国”自建国以来,受害于国际强权政治者,累见不鲜,尤其二次大战后,以战祸最久、最广的战胜国,竟被雅尔达密约出卖,成为最惨的战胜国,不但未能收复东北失土,且失去外蒙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益以国民党的不振与分裂,连八年抗战的基地亦不保,形成今日两岸的形势。

    再以一九五八年的金门八二三炮战为例,就人的因素来说,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就武器来说,是苏联炮打美国炮,以及美国炮打苏联炮。因此,依我的体认,两岸关系既非纯内政问题,更非纯国际问题,而是具有国际因素的内政问题。直到今天,乃至未来数十年,甚至一百年,这个基本情势不会改变,否则美国总统凭什么说,两岸现状不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

    至于两岸的分歧,究竟是主权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来看,“国父”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其所称的中国,是同一个继承清朝固有疆域的中国,因此两党分歧的本质,是制度问题,不是主权问题。有人主张将国共斗争,以一九四九年为时间的切割,以台湾海峡为空间的切割,辩称台湾主权与大陆主权之争,无论在法理或现实上,都是站不住的。

    过去八十余年,国共斗争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间,以大陆为主战场,是武力对抗阶段。

    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间,以海峡为主战场,也是武力对抗阶段。

    三、一九七九年至二○○八年,二十九年间,是停火对峙阶段。

    四、二○○八年起,尤其是二○一○年,两岸签订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后,应是和平发展阶段的开始。

    这四个阶段的形成,就是旗帜鲜明与战略模糊,及国际政治的影响所致。主要的因素,当然就是华府与北京的三个公报。这三个公报,也是综合了旗帜鲜明与战略模糊。

    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报,就台湾问题而言,美国的立场,可归纳为四个结论:

    一、海峡两岸的人民,都是中国人。

    二、两岸中国人都说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

    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四、海峡两岸问题必须和平解决。

    这个公报在各说各话中,涵盖了战略模糊,但总算终结了国际间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但是,今天还有少数人,以时间和空间,切断国共内战的脐带,引用过时的“未定论”,权充台独的法理依据,诚不知意义何在。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卡特政府宣布,美国与北京正式建交。北京同时宣布,停止对金马外岛炮击,亦即片面宣布停火,两岸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当然,这是中共呼应美国,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的重要姿态,也许是卡特同意建交的条件之一。

    身为交战一方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未参与谈判,自无停火协议,但就政治和军事现实而言,停火是对我们有利的。由于美方并未告知台方讯息,我们在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原则下,无法公开宣布同意停火,只能由内部发布命令,规定外岛指挥官,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非奉“国防部”命令,不得对大陆炮击。

    这个没有谈判、没有文字协议,双方各自采取措施的停火状态,持续了三十年以上,这就是战略模糊的功能。如此就可正式签订和平协议吗?根本不可能,因为这涉及旗帜鲜明的问题。

    至于以处理军售为主旨的八一七公报,更是典型战略模糊的文件。我们终能运用模糊的空间,突破了公报所示的质与量限制,完成了“国军”来台后二代武器的更新。

    一九九○年,两岸红十字会在金门,有了形诸文字的协议,使得金门由交火的战场,转为交谈的议场。对触及敏感的政治符号,最后各自以西历和“中华民国”纪元,注明年月日,这是最具智慧的一中各表。一九九二年,海基、海协两会在香港,就一中原则各自表述的口头协议,成为今日两岸和美国的共识。有人要找一中各表的证据,金门协议所注的年月日,可能有帮助。

    我的解读,一中各表,是旗帜鲜明与战略模糊并立的政治智慧。

    自金门协议及海基、海协两会的成立,至一九九三年两会在新加坡的会谈,都以一中各表为基础,号称白手套的两会,则是旗帜鲜明的表征。可惜的是,在两国论的破坏下,两岸关系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所幸二○○八年,马英九执政,台北、华府和北京,共同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改善三角关系,并开启两岸和平发展的新页。

    旗帜鲜明就是“国家认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尽管政党分歧,但国家认同与效忠是一致的。台湾内部的危机,在操弄“国家”认同的模糊,以致陷入无时、无地、无事不是政治恶斗与内耗,折损了两岸和平发展的软实力优势。

    “中华民国”一百年来,持续存在与发展的法统,是不容以时间或空间切割,充为台湾独立的历史及法理基础,或予以冒用的模糊空间,战略模糊不可移用于旗帜模糊。

    台湾内部必须团结在鲜明旗帜之下,那就是“中华民国宪法”法统,而以理性与务实,发展两岸和平交流的关系。

    反共不是反中,“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中华民国”的英文国名The Republic of China,说明了这一切。

    台湾的前途,与“中华民国”的前途是不可分的,更不是对立的。确保台湾人民的安全、自由、繁荣与尊严,才是真正的爱台,这是“中华民国”六十多年来最大的成就。

    台湾人民善良敦厚,且开创进取,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凡具有良知与爱心的政治人士,不应以虚幻的口号,模糊的文字游戏,误导甚至欺骗人民,从事无止境的内斗内耗。须知“国父”的思想,绝对居于历史长河的主流。

    台湾要和平、繁荣与尊严,制度是软实力的战略优势。中华民族要富强、康乐与发展,两岸人民应共同致力:终结中国人打中国人,终结枪杆子出政权。

    大选又快到了,我企盼所有候选人,高举“中华民国”的鲜明旗帜,展现民主的风范,凝铸高品质的民主制度,在两岸和平发展中,这是台湾人民最具威力的优势,也是终极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途径。

    这才是台湾共识和核心价值,以台湾为主体的政治人物,如果组成中国民主党或中华民主党,不仅在台北有执政的机会,有朝一日也会到北京执政。这是全体台湾人民,对制度应有的自信。

    人物评价

    反独大将

    民国八年生,江苏盐城人。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二期炮科、陆军大学二十期、三军联合参谋大学、美国陆军炮校高级班、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

    曾任总统府侍卫长,陆军第一军团司令,国防部作战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总长任职期间兼任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曾获选国名党中央常务委员;卸下总长职务後,出任国防部长,行政院长,总统府资政,国民党副主席等职,现任王阳明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著有“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

    郝柏村率领20多位高级退役将领奔赴广西桂林,其中包括5名上将、多名中将和少将。这是台军最高级别的退役将领集体访问祖国大陆,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郝柏村号称岛内的“反独大将” 郝柏村生于1919年7月,江苏省盐城人,是台湾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谋总长”(长达8年之久),深受蒋氏父子的器重。1990年初,他公开支持林洋港、蒋纬国搭档竞选“总统”,成为国民党非主流派的核心人物。同年5月,李登辉任命郝柏村为“行政院长”,乘机解除他的军权。1993年2月,受李登辉和民进党的双重排挤,郝柏村被迫辞职。 因坚决反对“两国论”,郝柏村被台湾舆论誉为“反独大将”。陈水扁上台后,他婉拒“总统府资政”一职,要求当局承认“九二共识”,因而遭到陈水扁记恨。

    2012年02月21日,郝柏村投书《联合报》,指出台湾康轩出版的课本存在各种问题,比如他质疑作者偷渡“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之意。他指出,教育、经济与“国防”,是“立国”的三个支柱,缺一不可;立国精神的传承,是“国家”生存发展的首要课题,故教育乃“立国”的最根本,历史教育的主旨即在于此。所以,“欲亡人国者,必先亡其史。” 

    郝柏村说,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教育学者,仓促阅读了一些中学的史地课本,结论是:一、失去了“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模糊了“中华民国”的“国家”目标。二、暗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误导了“中华民国国民”的国家认同。

    “教育部”对此认真看待,还订出原则,像中小学社会领域教科书被要求应回归“宪法”和“法令”用语。“教育部”主要根据一份民众建议意见,要求修改台湾史的“历史定位”,藉此纳进中国史范畴。该份民众意见要求凡提及大陆地区时,不应简称“中国”,应改称中国大陆、大陆。另在涉及政治层面与国际关系,应避免以“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此外,不应该提及“台湾地位未定论”,凡提及台湾地位时,应明确说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并阐明此事实从1945年起国际间无任何异议。 

    人物故居

    郝柏村故居,盐都县葛武乡郝荣村,地处里下河合陇圩,与兴化市的大邹镇隔河相望。这里地势低洼,常遭水淹,明万历年间,乡人取土筑庄圩,庄东庄西各留下一个人工湖,后人称之“日月双照”,引以为祥瑞。一条东西向的夹沟河穿庄而过,一座小巧玲珑的砖拱桥,将南庄与北庄连成一体,庄南是上官河与兴盐界河交汇处,河面开阔,水流湍急,盛产鱼虾蟹鳖。白天可见罾簖相连,渔舟如梭;夜晚渔火点点,波光粼粼,人在柳堤上信步,有飘飘欲仙之感。在北庄,有一幢大门朝东、前后两进,东、南两厢和天井组成的普通砖瓦结构民居,便是台湾原"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先生的故居。前进三间为客厅、书房,抱柱上有郑板桥写的一副对联:不过奢华不过俭,也知稼穑也知书。后进三间,为郝柏村父亲郝绪龄(字肇基)和母亲袁珍宝的卧室,郝氏兄妹就出生在这里。南厢房是储

    藏室和男仆卧室;东厢房是厨房和女佣卧室。天井有四个花池,分别种有春兰、秋菊、芍药、牡丹,西南角还有一片竹林,环境十分幽雅。

    郝柏村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哥哥和姐姐幼时出天花夭折。弟弟郝柏森曾任贵州遵义市政协副主席,已去世,三个妹妹郝锦春、郝秀春、郝争春,大学毕业后从教,均已退休。郝柏村父亲郝绪龄是独子,自幼娇生惯养,读了很多古书,等到他要考秀才时,科举制度己废,眼见清廷腐败,国运日非,便绝意仕途,守着祖上留下的一百多亩地,在家耕读课子。他对郝柏村抱有很大期望,郝柏村刚满六岁,父亲就送他去家塾拜族人郝荫嘏(人称八先生)为师,读书识字,家塾设在郝荣庄西北角的净土庵内。此庵建于清康熙24年,由前殿、后殿、东西厢房组成,前后殿飞檐琉瓦,古色古香,两厢皆屏风隔扇,壁挂字画,四周有回廊相通。

    因历史原因,郝柏村故居易主后年久失修。1992年4月,原盐城市郊区政府拨款,将郝柏村故居按原样修复。同时修复了郝柏村父母之墓。墓在村西郝荣公路旁,有一条20米长的砖铺甬道与公路相连,墓前两侧依次种植了黄杨、紫薇、塔松和水杉,花冈石墓碑上刻有显考郝公绪龄妣袁氏珍宝之墓。郝柏村考入黄埔军校后,从未回过家,父母先后去世,他也未扫过墓。1999年清明节,郝柏村偕夫人郭莞华带领儿孙、亲友50多人,从台湾来故乡扫墓,他在父母的墓前,泪流满面,长跪不起。

    郝柏村先生故居高清大图

    距郝柏村故居不远的郝氏宗祠,也一并修复。郝族迁盐始祖郝贵四原是苏州阊门富户。因洪武赶散迁此,传至郝柏村,已历十八代。清乾隆年间,郝建三扩修。民国十年再修时。大门上方的龙凤灵奇石匾,改由郝绪龄手书。祠内有一银杏树,已逾百年,古拙苍劲,枝繁叶茂。郝柏村回故乡扫墓时,曾在此树下对人说:我小时候很顽皮,常和小伙伴比赛爬树,那时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爬上这棵树顶,没有哪个小伙伴比得上我。如今的郝柏村故居,己成为盐城旅游的一个景点,每年都有不少港澳台和海外侨胞来此观光,受到好客的郝荣村村民的热情接侍,使他们留下了美好印象。

    访问大陆

    首访北京

    台湾前伪“行政院长”郝柏村2009年8月6日抵达北京,参加画家黄君璧作品展。据悉,大陆军方到机场为郝柏村接机,并安排一切行程。郝柏村此行将与海协会长陈云林相见。大陆已着手准备两岸签订和平协议谈判,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上,大陆建议可从两岸退役军人交流开始,启动两岸军事问题接触。郝柏村此行有指标意义。 

    郝柏村此行十分低调,定位为私人行程,他将在开幕式上,与海协会长陈云林相见。他应黄君璧幼女黄湘詅之邀来北京,6日下午将赴恭王府参观,晚上在恭王府大戏楼观赏黄湘詅为他安排的堂会(票戏)演出。郝柏村与黄湘詅是“忘年之交”,黄湘詅过去曾与郝演出《霸王别姬》。 

    郝柏村离开公职后此前曾四次造访大陆,第一次是1999年,回江苏盐城老家探亲;第二次是2000年5月,回家乡扫墓;第三次是同年9月前往西安旅游;第四次是2001年7月,率20多位退役将领前往桂林旅游。 

    纪念“七七事变”

    2014年7月7日,中国高规格纪念“七七事变”。上午10点,纪念

    郝柏村接受央视采访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仪式。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纪念活动,习近平作重要讲话。台湾前伪“行政院长”、95岁的郝柏村今天在北京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郝柏村日前在台湾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卢沟桥事变在我们讲是一件意外事件,但是在日本讲他是计划好的,国内的一般民众,要求不能妥协的情绪很高昂。我们同日本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日本)讲和。”郝柏村甚至在记者面前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2014年,郝柏村还参访了常德当地的抗战遗址 ,郑州花园口 等地。

    查看更多>>



    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黄埔十大名将还是其他的将士都曾为着挽救中华民族而征战疆场。然而,在战场上能叱咤风云,并不代表在政治上也能翻云覆雨。可以说,很多黄埔人在战场上是常胜将军,但是在却抵不住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最后惨死在政治斗争之中。

    优德娱乐场w88 伟德体育 葡京 伟德1946 ca888亚洲城 优德88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