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名相

在所有的官职中,宰相的变化最多,这是由于君主既需要宰相帮助办理政事,又担心宰相的权位过重,危及自身的权力。但有许多宰相上忠心为国,下勤政为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成为千古传颂的一代名相,因为他们的所处的地位左右着当时朝政的走向。因此,他们的施政的方针举措无疑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

当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有很多,这里所说得最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十大名相,无疑是有关媒体优选的名相中的佼佼者:周公旦、管仲、李斯、萧何、房玄龄、狄仁杰、王安石、耶律楚材、张居正、曾国藩十人为代表的宰相被后人合称为“中国十大名相”。

主要角色

管仲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佐公子纠

公元前698年,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小白。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太子诸儿虽然居长即位,但品质卑劣,齐国前途令国中老臣深为忧虑。

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一双好友,给两个公子当师傅,实为美谈。不过鲍叔牙当初对齐僖公令其辅佐公子小白很不满意,常常称病不出,‘因为他认为“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国君知道小白将来没有希望继承君位,又以为他没有才能,才让他辅佐小白。而管仲却不以为然,当他了解内情后,劝导鲍叔牙说:“国内诸人因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于不喜欢公子纠本人,反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将来统治齐国的,非纠即白。公子小白虽然没有公子纠聪明,而且还很性急,但却有远虑。不是我管仲,无人理解公子小白。公子纠即使日后废兄立君,也将一事无成。到时不是你鲍叔牙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这样,鲍叔牙听从了管仲的意见,出来接受任命,竭力尽心侍奉小白。  不久,齐襄公与其妹鲁桓公的夫人文姜秘谋私通,醉杀了鲁桓公。对此,具有政治远见的管仲和鲍叔牙都预感到齐国将会发生大乱。所以他们都替自己的主子想方设法找出路。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君的女儿,因此管仲和召忽就保护公子纠逃到鲁国去躲避。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君的女儿,卫国离齐国太远,所以鲍叔牙就同公子小白跑到齐国的南邻莒国去躲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去的地方虽然一南一西,打算却都是一个,都是静观事态的发展,伺机而动。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内乱终于爆发。齐襄公叔伯兄弟公孙无知因齐襄公即位后废除了他原来享有的特殊权利而恼怒,勾结大夫闯入宫中,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国君。 公孙无知在位仅一年有余,齐国贵族又杀死公孙无知,一时齐国无君,一片混乱。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急忙设法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齐国在公孙无知死后,商议拥立新君的各派势力中,正卿高溪势力最大,他和公子小白自幼相好。高溪又同另一个大夫国氏勾结,暗中派人急去莒国请公子小白回国继位。公子小白接信后又和鲍叔牙仔细分析国内形势,然后向莒国借了兵车,日夜兼程回国。鲁庄公知道齐国无君后,也万分焦急,立即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后来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先出发回国。管仲于是决定自请先行,亲率30乘兵车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去截击公子小白。人马过即墨30余里,正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管仲非常沉着,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就操起箭来对准射去,只听哨啷一声,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见公子小白已射死;就率领人马回去。其实公子小白没有死,管仲一箭射中他的铜制衣带勾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尖装死倒下。经此一惊,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当他们来到临淄时,由鲍叔牙先进城里劝说,齐国正卿高氏和国氏都同意护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于是公子小白就进城,顺利地登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鲍叔举贤

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鲍叔牙诚恳地对齐桓公说:臣是个平庸之辈,国君施惠于我,使我如此享受厚育,那是国君的恩赐。若把齐国治理富强,我的能力不行,还得请管仲。齐桓公惊讶地反问道:“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鲍叔牙回答道:“客观地说,管仲,天下奇才。他英明盖世,才能超众。”齐桓公又问鲍叔牙:“管仲与你比较又如何?”鲍叔牙沉静地指出:“管仲有五点比我强。宽以从政,惠以爱民;治理江山,权术安稳;

取信于民,深得民心;制订礼仪,风化天下;整治军队,勇敢善战。”鲍叔牙进一步谏请齐桓公释掉旧怨,化仇为友,并指出当时管仲射国君,是因为公子纠命令他干的,如果赦免其罪而委以重任,他一定会象忠于公子纠一样为齐国效忠。

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齐国已有国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鲁庄公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齐桓公也不示弱,双方在乾时会战,结果鲁军大败,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进入鲁国境内。齐桓公为绝后患,遣书给鲁庄公,叫鲁国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军将全面进攻鲁国。鲁庄公得知后与大夫施伯商量,施伯认为齐国要管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任用他为政。因为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为鲁国的大患。因此施伯主张杀死管仲,将尸首还给齐国。

鲁庄公新败,闻齐国大兵压境,早吓得心颤胆寒,没有听施伯的主张。在齐国压力下,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擒住,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以期退兵。召忽为了表达对公子纠的忠诚而自杀。死之前对管仲说:“我死了,公子纠可说是有以死事之的忠臣了;你活着建功立业,使齐国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是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死生在我二人是各尽其份了,你好自为之吧。 

管仲抱着“定国家,霸诸侯”的远大理想,早已来不及了。 管仲一路恐慌,最后平安到了齐国,鲍叔牙正在齐国边境堂阜迎接他。老友相逢,格外亲切。鲍叔牙马上命令打开囚车,去掉刑具,又让管仲洗浴更衣,表示希望能辅助齐桓公治理国家。稍事休息后,管仲对鲍叔牙说:“我与召忽共同侍奉公子纠,既没有辅佐他登上君位,又没有为他死节尽忠,实在惭愧。又去侍奉仇人,那该让天下人多么耻笑呀!”鲍叔牙诚恳地对管仲说:“你是个明白人,怎么倒说起糊涂话来。做大事的人,常常不拘小节;立大功的人,往往不需他人谅解。你有治国的奇才,桓公有做霸主的远大志愿,如你能辅佐他,日后不难功高天下,德扬四海。” 奇策治国 尊王攘夷 作好管仲的工作后,鲍叔牙赶回临淄,向齐桓公报告。 

担任国相

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

此后,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管仲通过这个阶段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你如果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齐桓公听后又问:“我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将来见机行事吧!”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说完,管仲就想告退。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动,便极力挽留,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希望管仲为之出力。后来,齐桓公又问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齐桓公接着问。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这时齐桓公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齐桓公又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开发山林、开发盐业、铁业,发展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吗?”经过这番讨论,齐桓公心情兴奋,就问管仲:“兵强、民足、国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不要急,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 

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于三人就是元帅。

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 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 在经济方面,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由于管仲推行改革,齐国出现了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的繁荣局面,齐桓公对管仲说:“咱们国富民强,可以会盟诸侯了吧?”管仲谏阻道:“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南有荆楚,西有秦晋,然而他们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称霸。周王室虽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东迁以来,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海内诸侯必然望风归附。” 管仲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部族对中原的侵扰。攘夷于外,必须尊王。尊王成为当时一面正义旗帜。 

助齐称霸

齐鲁之战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齐桓公借报收纳公子纠之仇,出兵伐鲁。当时鲁国刚被齐国打败不久,元气尚未恢复,齐兵压境,举国上下一片恐慌。恰巧鲁国曹刿出来为鲁庄公出谋献计,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把齐国打败。鲁国胜利后又去侵犯宋国,齐国为了报复长勺之败,又勾结宋国来攻打鲁国。由于鲁庄公采纳大夫公子偃的建议,在秉丘(今山东巨野西南)打败宋军。宋军一败,齐军自然也就撤走。次年,宋国为了昭雪秉丘之耻,又兴兵攻鲁,鲁庄公发兵抵抗,趁宋兵还没站住阵脚就发动猛攻,结果宋国被打得惨败。宋国连吃败仗,国内又发生内乱。大夫南宫长万杀了新立的宋闵公,不久宋贵族又杀了南宫父子。宋国的内乱,鲁国的战败,使他们的力量大为削弱。 谭国(今山东济南东)是齐国西邻的小国。齐桓公出奔时曾经过这里,当时谭国君对齐桓公很不礼貌,齐桓公继位,谭国也没派遣使臣祝贺。按照春秋的礼法,像谭国这样失礼,遭到谴责是自然的。齐桓公对此极为不满,因此管仲建议出兵问罪。谭国本来很小,力量十分微弱,怎能经受齐国大兵的进攻。结果很快就被齐国消灭。齐国没费力气消灭了谭国,扩大了国土。 

齐桓公五年(前681年),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与宋、陈、蔡、郑等国在齐的北杏(今山东聊城东)会盟,商讨安定宋国之计。遂国(今山东肥城南)也被邀请,但没有参加。管仲为了提高齐国的威望,就出兵把遂国消灭。鲁国本来比较强大,但因接连被齐国打败,又看到诸侯国都服从齐国,不服从齐国的遂、谭两国又被消灭,所以也屈服了齐国。不久,齐国与鲁国和好,在柯(今山东东阿西南)会盟。这次会盟很隆重,会场布置庄严。修筑高坛,两边大旗招展,甲士列士,十分威武。齐桓公和管仲正坐坛上,就在这次会盟中,发生了著名的曹沫劫盟事件。

会盟规定,只许鲁君一人登坛,其余随员在坛下等候。当鲁庄公与卫士曹沫来到会场,将要升阶入坛时,会盟宾相告诉他,不准曹沫升坛。曹沫戴盔披甲,手提短剑紧跟鲁庄公身后,对宾相瞪大圆眼,怒目而视,眼角几乎都要瞪裂了,吓得宾相后退几步,鲁庄公与曹沫就顺阶入坛。鲁庄公与齐桓公经过谈判,然后准备歃血为盟,正在这时,曹沫突然拔剑而起,鲁国城破墙毁,几乎快要压到齐国。请考虑怎么办?”齐桓公见形势不妙,马上答应归还占领的鲁国土地。诺约草成,曹沫收剑徐步回位,平息如初,谈笑如故。会盟结束,鲁国君臣胜利回国。齐桓公君臣却愤愤不乐,许多人都想毁约,齐桓公也有这种想法。管仲不同意毁约,劝说齐桓公:“毁约不行,贪图眼前小利,求得一时痛快,后果是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权衡利害,不如守约,归还占领的鲁国国土为好。”齐桓公听取了管仲的意见。 不久宋国叛齐,次年齐桓公邀请陈、曹出兵伐宋,又向周王室请求派兵伐宋。周王室派大臣单伯带领王师,与三国军队共同伐宋,结果宋国屈服了。

这时,鲁、宋、陈、蔡、卫都先后屈服齐国,谭、遂两国早已消灭,只有郑国还在内乱。管仲因此建议齐桓公出面调解郑国内乱,以此来提高齐国的地位,加速实现做霸主的目的。郑国自厉公回国杀了子仪,又杀了恩人傅瑕,逼死大夫原繁,登位称君后,为巩固君位,就要联合齐国。管仲抓住这一时机,建议齐桓公联合宋、卫、郑三国,又邀请周王室参加,于齐桓公六年(前680年)在鄄(今山东鄄城)会盟。第二年齐桓公又以自己名义召集宋、陈、卫、郑又在鄄会盟。 这次会盟开的很成功,取得圆满成果。从此齐桓公已成为公认的霸主。

晋献公十年(前667年)冬,齐桓公见郑国已屈服于齐国,就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君,又在宋国的幽会盟。周惠王也派召伯参加。这是一次空前盛会,几乎全部中原国家都参加了这次会盟。在这次盟会上,周天子的代表召伯又以天子的名义,向齐桓公授予侯伯的头衔。从此齐桓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霸主。 

北战山戎

晋献公十五年(前662年)鲁国发生内乱,鲁庄公死后,鲁闵公即位,不久被庆父杀死,鲁僖公即位,庆父畏罪自杀。僖公为了巩固君位,与齐国会盟于落姑,从此鲁国也安定下来。至此,齐桓公威望布于天下,德名远播诸侯。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他的霸业。 正当中原各国逐渐承认了齐国的盟主地位时,边境少数民族狄人和山戎人也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屡屡举兵犯境,给中原各国造成了严重威胁。

周惠王十四年(公元前664年),山戎趁机统兵万骑,攻打燕国,企图阻止燕国通齐,燕庄公抵挡不住,告急于齐桓公。齐桓公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南方楚国,本来不想支援燕国。但管仲认为,当时为患一方的,南有楚国,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国君要想征伐楚国,必须先进攻山戎,北方安定,才能专心去征伐南方。如今燕国被犯,又求救于我国,举兵率先伐夷,必能得到各国的拥戴。齐桓公深以为然,遂举兵救燕。山戎闻齐师大队人马将至,掳掠大量财物解围而去。齐军与燕军合兵一处,北出蓟门关追击,杀得山戎兵落荒而逃。山戎首领带着残兵败将逃入孤竹国(今河北西北部)。 齐军一鼓作气,兵围孤竹国,孤竹国派人诈降齐军,献上山戎首领首级,谎称孤竹国国君已弃国逃往沙漠。齐桓公以降将为前部,率军追赶。孤竹国降将将齐军诱入荒漠,自己则乘人不备逃之夭夭。此时天色已晚,放眼望去只见茫茫一片平沙,狂风卷地,寒气逼人,齐军前后队失去了联系。齐桓公有些不知所措,忙向管仲求教解危之计。管仲沉吟片刻,遂让随行兵士敲锣打鼓,使各队闻声来集,屯扎一处,挨至天明。谁知,天虽已亮,沙漠中却炎热异常,又无饮水,一望无际的沙漠难辨方向,全军将士焦急万分。管仲见状,忙向齐桓公建议道:“臣听说老马识途,燕马多从漠北而来,也许熟悉此地,大王不妨令人挑选数匹老马放行,或许可以寻见出路。”齐桓公依其言,命人取数匹老马,放之先行,军队紧随其后,果然走出险地。

这个就是老马识途的故事。 孤竹国国君见齐燕大军被诱入沙漠,便举兵攻进无棣城,赶走了守城的燕兵,躲避在山谷中的百姓也随着回城。管仲见此情形,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命令将士数人扮作百姓混入城中,半夜举火为应。然后,又分三路攻打无棣城的东南西三门,只留下北门让敌军逃跑,教王子成父和隰朋率一队兵马埋伏在北门之外。当天夜里、忽见城中四五处火起,齐军内应砍开城门,放大军兵马入城。孤竹国国君见势不妙,率众夺路而逃,直奔北门。谁知一行人刚刚冲出北门;路旁突然伏兵四起,截住了孤竹国的君臣等数人。两军厮杀,孤竹国国君死于乱军之中。齐桓公灭了令支、孤竹,辟地500里,悉数赔给了燕庄公。诸侯莫不畏齐之威,感齐之德。 在救燕时,鲁国也表示出兵支援,但实际鲁国按兵未动。对此齐桓公很气愤,想出兵惩罚鲁国。管仲不同意这样做,他劝说齐桓公:“鲁国是齐国的近邻,不能为了一点小事就出兵,影响不好。为了齐国的声誉,我们可主动改善两国关系。这次征燕胜利,得到一些中原没有的战利品,不如送给鲁国一些,陈列在周公庙里。”齐桓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赞成了这个意见。这样做对鲁国上下震动很大,其他各国反映也很好。 当时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进攻中原,先攻邢国(今河北邢台),气焰嚣张。作为霸主的齐桓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管仲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向齐桓公说:“戎狄性情十分残暴,贪得无厌。诸夏各国都是亲戚,彼此关心,一国有难,大家都应相助,不能袖手不理。满足现状的安乐是很危险的,出兵救邢才是上策。”齐桓公很欣赏管仲的想法,就派兵救邢国,邢国很快得救。不久狄人又出兵攻卫国,卫懿公被杀,卫国灭亡。狄人又追赶卫国百姓到黄河沿岸。 宋国出兵救出卫国百姓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居民一共五千人。就在曹邑(今河南滑县)立卫戴公为国君。刚刚恢复的卫国,处境十分困难。齐桓公、管仲派了公子无亏带着五百乘车马和三千名甲士来武装卫国,戎守曹邑。又给卫君带来乘马祭服,还给卫君夫人带来乘车和锦帛。此外还有牛羊猪狗鸡等三百余只。又帮助修建宫殿。 邢国还未恢复,狄人又来第二次洗劫。

晋献公十八年(前659年),狄人攻邢,形势十分严重。齐桓公和管仲立即联合宋、曹救邢。当齐、宋、曹军队到达时,邢国百姓如见亲人,纷纷投奔,狄人被打退。邢国又被狄人洗劫一空。于是齐桓公和管仲同宋、曹两国,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南),这里靠近齐国,较为安全。使破乱的邢国得到安定。 邢、卫两国都遭狄人洗劫,在齐桓公、管仲的主持下,得以复国。当时人们都赞赏地说:邢国人迁进新都城,好像回到了老家;恢复后的卫国,人们心情高兴,也忘记了亡国的悲痛。 楚国一直是南方的强国。自晋献公十一年(前666年)伐郑开始,一直在准备北上。 

齐楚结盟

晋献公十八年(前657年),楚国又出兵郑国。齐桓公与管仲约诸侯共同救郑抗楚。由于楚国不断攻郑,齐桓公和管仲约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直指楚国。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使臣屈完出来谈判。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千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管仲在齐桓公身旁,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你们征讨范围内。,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这事也不是与你们无关。我们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屈完回答说:“多年没有进贡包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只好去汉水边打听好了。”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经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又来安抚天下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回答得委婉有力。为形势所迫,齐桓公同意与楚国结盟。这样南北军事对峙就体面的结束了。 

葵丘之盟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这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

至此,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公认的霸主。 管仲虽然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谦虚谨慎。

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 

晚年荐才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为齐桓公创立霸业呕心沥血的管仲患了重病,齐桓公去探望他,询问他谁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说:“国君应该是最了解臣下的。”齐桓公欲任鲍叔牙,管仲诚恳地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是不可以为政的。”齐桓公问:“易牙怎样?”管仲说:“易牙为了满足国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儿子以讨好国君,没有人性,不宜为相。”齐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答道:“卫公子开方舍弃了做千乘之国太子的机会,屈奉于国君15年,父亲去世都不回去奔丧,如此无情无义,没有父子情谊的人,如何能真心忠于国君?况且千乘之封地是人梦寐以求的,他放弃千乘之封地,俯就于国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过于千乘之封。国君应疏远这种人,更不能任其为相了。”齐桓公又问:“易牙、开方都不行,那么竖刁怎样?他宁愿自残身肢来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摇摇头,说:“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违反人情的,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真心忠于您呢?请国君务必疏远这三个人,宠信他们,国家必乱。” 管仲说罢,见齐桓公面露难色,便向他推荐了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说隰朋可以帮助国君管理国政。遗憾的是,齐桓公并没有听进管仲的话。易牙听说齐桓公与管仲的这段对话,便去挑拨鲍叔牙,说管仲阻止齐桓公任命鲍叔牙。鲍叔牙笑道:“管仲荐隰朋,说明他一心为社稷宗庙考虑,不存私心偏爱友人。我做司寇,驱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让我当政,哪里还会有你们容身之处?”易牙讨了个没趣,深觉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于是灰溜溜地走了。 

主要成就

行政改革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政治主张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外交主张

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

管仲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当时在黄河下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由于郑国发生内乱,渐渐中衰,齐国慢慢强大,逐渐成了各国的霸主。

此时,边境的各族也都发展起来。北方的狄人开始南下,成为中原各国的严重威胁。西方的戎人也开始东进,戎国经常侵犯鲁国和曹国,北戎又侵犯郑国,山戎又进攻燕国,伊洛之戎又进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蛮人也跃跃欲试,想要北上。管仲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统一中原势力抵抗外来民族。

兵制改革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 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 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政策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 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 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 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娼妓制度

三皇时代开始有有分类但不够细化的妓女,歌妓等。但据史书记载,管仲则为国家管制的“官妓”。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即《战国策·东周策》中的“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目的一是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据古籍记载,当时官府开设经营的卖淫业一是为了收税,“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魏书·龟兹传》)二是为了缓和社会上旷夫和工商市民的性饥渴。因为皇宫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均蓄养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官妓发展到汉武帝时,又分立出一种营妓制度,即《万物原始》中说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见《汉武外史》)也就是说,营妓是为军队官兵提供性服务的。但后世也有把在乐营中的妓女称为营妓的。确切地说,营妓是官妓的别称。

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设立国营妓院,收取税金,据说是国家发展妓女事业的开始,后来汉武帝又创立营妓制度。而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唐朝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制度,风流皇帝唐玄宗更是扩大教坊机构,教坊艺人达到11409人;他还不满足于此,又设立梨园,极尽荒淫无耻之勾当。 

人物评价

总体评价

一代能臣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 

人品思考

至于管仲的人品,春秋里面说到,鲍叔牙跟他做生意,他要获利多,理由是有老母要供养,据说还当过逃兵,后来位居相位,纳妾甚多,名为代替君主承担恶名。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独特想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管仲是一个才过德的人。

但是,对于豪杰的评价不能仅停留在为人处事上面,正如曹操说,唯才是举,尾生、许由注定不能平定天下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因为没有必要苛责小节。

历代评价

孔子曾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 ”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恒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大唐李靖有云“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查天时地利,安能迩忽?” 

个人作品

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在“道家”类中著录有管仲所著《管子》85篇,班固注曰:“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 。”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儒、名、法、兵、阴阳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货币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管仲的传记,载於《史记·管晏列传》。 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6篇,其余各家杂之,其中的法家思想是道家影响下的法家思维 。

轶事典故

尊王攘夷

尊:尊崇。攘,排斥、抵御。这则典故的原意是尊奉周王为中原之主,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后来成为面对外族入侵时,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同义词。

齐桓公执政期间,在管仲的辅佐下,对内政、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进行改革,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

“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 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次年,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

“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公元前 664,山戎伐燕,齐军救燕。公元前661年,狄人攻邢,齐桓公采纳管仲“请救邢”的建议,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桓公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经过多年努力,齐桓公对楚国一再北侵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到公元前655,联军伐楚,迫使楚国同意进贡周王室,楚国也表示愿加入齐桓公为首的联盟,听从齐国指挥,这就是召陵之盟。伐楚之役,抑制了楚国北侵,保护了中原诸国。

齐桓公实行的“尊王攘夷”政策,使其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智过鬼泣谷

任齐国相国后,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齐国日益强大起来。齐国君主齐桓公被各诸侯推举为盟主。齐国北面的山戎民族却出兵攻打与齐国立盟的燕国,企图削弱齐国的势力。燕国君主亲率两万将士出战,却在一个叫鬼泣谷的地方中了山戎部落令支国首领密卢的埋伏,只逃出千余人。接着,山戎连拔三城,燕国急派使者向齐国求援。于是,齐桓公统率5 万大军开向燕国。

无终国的国君也派遣大将虎儿斑率两千士兵助战。被管仲封为先锋将军的虎儿斑,一连收复了燕国失去的那三座城。但杀到一个叫里岗的地方时,却不敢前进了。他对齐桓公和管仲说:“前面是鬼泣谷。如果山戎布下埋伏,我们就是插翅也休想过去。燕国两万大军就是葬身在那里的!”管仲在路上早就想出了过鬼泣谷的计谋,他对虎儿斑说:“将军既然有所顾虑,那你就跟在大军的最后吧。”管仲说着,拿出令牌:“王子成父、赵川二将!你俩去前军按令牌所指行事,作好准备,明日清晨过鬼泣谷!”

王子成父和赵川接令牌驾车而去。

第二天天刚亮,一辆辆战车向鬼泣谷驶去。只见马的嘴是被网笼住的;战车的轮子上绑有麻皮,发出的声音很小;战车上站着的将士则披甲握戈,显得格外高大;齐国的战旗在谷风的吹动下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这时,山戎令支国首领密卢举着“令”字小黄旗,出鬼泣谷的山头上,见齐军进入了他的伏击圈,就一挥小黄旗,喊声:“打!”猛然间,箭、石、木齐下,有的击中齐军将士,有的把战车砸得稀巴烂,有的把“齐”字大旗打断了。

密卢挥动狼牙棒,率兵从山上冲将下来。密卢冲到一个身中数箭仍立于战车上岿然不动的齐将前,举起狼牙棒对这齐将的头部狠击一棒。“咚”一声,把齐将的头盔打掉了。定睛一看,原来被打掉头盔的却是披着衣甲的树桩。密卢知道中计,大惊失色。

此刻,鼓声大作。密卢闻声回头,只见齐国骁将王子成父和赵川率兵直扑过来。密卢大喝一声,挥舞着狼牙棒迎上去。他见远处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战车上,在观看两军作战,断定是齐国相国管仲,就径直朝那人扑去。 所扑之处,齐兵无人抵挡得住。片刻,密卢已杀到管仲面前。说时迟,那时快,战车后数十枚箭齐发。密卢惨叫倒地。他手下一员大将冲进重围,把负伤的密卢抢了回去,往山戎的另一部落孤竹国逃去。

就这样,管仲智过鬼泣谷,解了燕国之围。 

管鲍之交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他们俩一起经商。在经商时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而鲍叔牙对此从不和管仲计较。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知道后就替管仲解释,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图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多分给他钱,是我情愿的。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因此人们讥笑他,说管仲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听到这讥笑后,深知这不符合管仲的实际情况,就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非常诚挚,他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好。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事情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在长期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 

楚国购鹿

《管子·轻重》中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管仲或许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经济战争”的高手,实施经济杯葛主义(boycott)的大国领导人——

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①。

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他问管仲:“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

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

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临终忠告

管仲得了重病,桓公前去探视,问他说:“仲父的病很严重了,您将有什么教诲我呢?”管仲说:“齐国的乡下人有句谚语说道:‘家居的人不用准备外出时车上装载的东西。行路的人不用准备家居时需要埋藏的东西。’现在我将要远离人世了,哪还值得询问?”桓公说:“希望仲父不要谦让。”管仲回答说:“希望君王您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桓公说:“易牙不惜烹煮自己的儿子以满足我的口味,这样的人还能够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难道不爱自己的儿子啊。自己的儿子都忍心煮死,对君王又将会有什么爱心呢?”桓公又说:“竖刁阉割了自己以便能侍奉我,这样的人还能够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都是爱惜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都忍心残害,对君王又将会有什么爱心呢?”桓公又说:“常之巫能审察死生之理,能驱除鬼降给人的疾病,这样的人还能够怀疑吗?”管仲回答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鬼降给人的疾病是由于精神失守引起的。君王不听任天命,守住精神,却去依靠常之巫,他将因此无所不为了。”桓公又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十五年了,他的父亲死了都不回去奔丧,这种人还能够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那有不热爱自己的父亲啊。父亲死了都忍心不回去奔丧,对君王又将会有什么爱心呢?”桓公说:“我听你的。”

管仲死后,齐桓公把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全都驱逐走了。此后桓公吃饭不香甜,内宫不安定,疫病四起,朝政混乱。过了三年,桓公实在忍受不了了:“仲父不免小心的也太过分了吧?谁说仲父的话都可信呢?”于是又把他们全都召了回来。第二年,桓公病了,常之巫从宫中出来,说:“君主将在某日去世。”易牙、竖刁、常之巫共同作乱,堵塞宫门,筑起高墙,不准人进宫,假称这是桓公的命令。有一个妇人翻墙进入宫内,到了桓公那里。桓公说:“我想吃东西。”妇人说:“我没有地方能弄到吃的。”桓公又说:“我想喝水。”妇人说:“我没有地方能弄到水。”桓公说:“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宫女回答说:“常之巫从宫中出去说:‘君主将在某日去世。’易牙、竖刁、常之巫共同作乱,堵塞宫门,筑起高墙,不准人进宫,所以没有地方能弄到食品和水。卫公子启方带着四十个书社投降了卫国。”桓公慨然叹息,流着眼泪说:“唉!圣人所预见到的,难道不是很远吗?如果死者有知,我将有什么面目去见仲父呢?”于是用衣袖蒙住脸,死在寿宫。尸体上就盖着个门板,三个月都没有入棺停丧,九个月没有安葬,直到蛆虫从门缝里爬出。 

史籍记载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

《管子》

后世纪念

故里

管仲故里位于今安徽颍上县建颍乡管谷村。建有管鲍祠,是为纪念齐相管仲与齐大夫鲍叔牙的合祠,约500年前的明万历六年(1578年)时任县令屠隆重建,增祀鲍叔牙易名至今。管鲍祠几经兴废,明末毁于兵乱,道光六年(1836年)邑人万如陵重修,咸丰年间再次毁于兵火,民国二十二年,时任县长重修。

纪念馆

纪念馆掠影管仲去世后,葬于山东省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办事处北山西村)牛山北麓,这就是著名的管仲墓。管仲纪念馆以管仲墓为依托,以《管子》思想为基础,以管仲的生平为脉络,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在展现天下第一相辉煌一生的同时,全面展示博大精深的《管子》思想并综合展示宰相文化及历代名相对社会的贡献,

该馆于2004年建成并对外开放,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总投资近3000万元,分为馆区和园区。馆区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主要由中国宰相馆、管仲及《管子》思想陈列展厅(管鲍之交、桓公拜相、管仲治齐、首霸春秋、光照千古)、管仲祠、管仲墓等组成;园区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主要是广场、绿地及配套设施等

整个纪念馆展厅总面积539平方,由五厅(管鲍之交、桓公拜相、管仲治齐、首霸春秋、光照千古)、一祠(管仲祠)、一馆(中国宰相馆)组成。整个展厅内装形式采用写真景观与汉风格展示构件相结合的手法,运用浮雕壁画等多种展示手段。

馆区青瓦、黄墙、红门、青石台阶。正门采用阙门式,16立柱,门柱上方采用覆斗型结构,覆斗上伸出5个棱翅,左右对称,极像振翅欲飞的鲲鹏。门阔6米,门楣书有“管仲纪念馆”的匾额。 

查看更多>>

李斯

人物生平

师于荀子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 ,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 。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厕所来,它们都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没有人或狗带来的威胁和惊恐。 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李斯认为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 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决定到秦国去。 

佐于赢政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 ,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一次,李斯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秦王听取李斯离间各国君臣之计 ,对于六国,李斯还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于是他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史。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 。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 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 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 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被杀灭族

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中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 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 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 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 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夷三族。而其子李由仍将兵在外,不久,与项羽、刘邦战于雍丘,大败,被义军斩于雍丘。

主要成就

政治

废分封

周统一以后,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文化

统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这个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这全是李斯的功劳。

经济

统一度量衡

秦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 

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功绩。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统一货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中国范围内统一货币。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大。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社会

修驰道车同轨

为了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 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人物评价

总评

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指导的。李斯在他生平的后期,虽然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端化,但是他仅仅是一个提出者,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执行者。此时的李斯,已经没有了“以法治国”的志向。他已经不再代表法家了。因此,李斯后期的思想是否应该归入法家的体系,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李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法家的最完全的执行者。

历代评价

司马迁:“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曹丕:“昔伊戾费忌,以无宠而作谗;江充焚丰,以负罪而造蛊。高斯之诈也贪权,躬宠之罔也欲贵,皆近取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 

司马贞:“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苏轼:“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曾巩:“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 

李贽:“秦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

归有光:“李斯用秦,机、云入洛,一时呼吸风雷,华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艳。事移时易,求牵黄犬出上蔡东门,听华亭之鹤唳,岂可得哉?” 

王夫之:“秦政、李斯以破封建为万世罪,而贾谊以诸侯王之大为汉痛哭,亦何以异于孤秦。”

姚鼐:“君子之仕也,进不隐贤;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频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庭之上,知其不义而劝为之者,谓天下将谅我之无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将丧国家而为之者,谓当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固有终身安享荣乐,祸遗后人,而彼宴然无与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邪!”

丁耀亢:“李斯尝为仓吏,见仓鼠而乐之。吾观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谋饱,终而啮人,秦之社遂以空。及东门黄犬,仍思顾兔,驰心犹未死也。矫诏杀人而致族灭,不亦宜乎!高则刑余匹夫,死亦不足责。若夫恬亦有罪焉,为秦名将而阿主兴功,杀人多矣。此太史公所以罪之也。或曰:扶苏何罪?夫扶苏不死,则二世不被弑,秦能亡乎?” 

王士禛:“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其言谓放勋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舜也、禹也、汤、武也、太公、周、召,皆狂也。汉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圣也。此等谬论,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若以李斯、桑弘羊、吕不韦、李园、贾诩、董昭为名臣,温峤为逆贼,所谓好恶拂人之性者也。以扬雄、胡广、谯周、冯道为吏隐外臣,亦大谬。”

曾国藩:“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毛泽东:“孟夫子一派主张后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先法后王。”

鲁迅曾称赞李斯:“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然子文字,则有殊勋。”他的书法“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被称为书法鼻祖。 

个人作品

文学作品

李斯散文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还有碑铭。秦始皇先后曾五次巡行天下郡县,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记功,计有《邹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碣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通。 

书法作品

李斯书法李斯的文学和文字的造诣令后人追捧。他的文章论证严密、气势贯通,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流,鲁迅曾经大力称赞李斯,被称为书法笔祖。 

李斯和赵高、胡毋敬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等。 

争议

妒杀韩非

李斯害怕秦王重用韩非,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秦王轻信李斯,把韩非打入大牢。根据秦国法令的规定,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在李斯和姚贾的串通下,韩非吃了李斯送来的毒药,自杀而死。 

另有一说,李斯一直想将韩非留在秦国,等秦灭韩之后再为秦国所用。但由于韩非之书《韩非子》对于帝王之术、统治之术的分析过于透彻,导致秦王嬴政对其才华感到恐惧,加上韩非的三条不利于秦国发展的建议、姚贾的陷害,使秦王将韩非下狱拷打。李斯实心欲救韩非,曾帮韩非呈韩非绝笔之作《初见秦》于秦王政,无奈秦王政铁心欲除韩非。后秦王以韩非书中《八经》之三中除“阴奸”之术施于韩非,嫁祸于李斯,从而不背骂名。李斯无奈,只得从命而下毒于韩非饮食,使韩非暴毙而亡。 

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把淳于越交给丞相李斯处理。李斯不赞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李斯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五帝三代的治国办法也不同。三代时期的做法,也并不值得效法。那时候诸侯并列,互相争夺,天下统一,情况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以古非今,搅乱民心。对于造谣惑众,不利于统一天下的言行必须禁止,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最后,他又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秦许多文献古籍都被烧掉了,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然而,另一方面秦始皇也曾将一些禁书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使得部分珍贵书籍得以保存了下来。 

史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墓地和故居

李斯墓在蔡国故城的西南部,位于李斯楼东南角,是一个高大的土冢。墓的四周砌有石阶,墓前树有墓碑,上刻“秦丞相李斯之墓”。

李斯的故居有两处:一是故城东门里东西大道路北,在今上蔡一中一带,面积约5000平方米。二是上蔡县城西南5公里处的李斯楼。李斯出身平民,虽然当上了楚国管仓库的小吏,得空时仍在自己院中种些蔬菜。参加劳动。其故居处尚有一口李斯浇菜的水井,后人尊称为“李斯井”。

李斯楼,是李斯的乡下故居,李斯被害后,其幼子在亲朋的掩护下得以幸免,藏匿在李斯楼。直到现在,李斯楼村的居民都姓李,自说是李斯的后代,四周松柏掩映,花木丛生,墓西不远处有李斯跑马岗和李斯饮马涧。据传,李斯青年时期经常在此处纵马驰骋,马渴了就在此涧沟中饮马,后人便称此处为跑马岗和饮马涧。

后世纪念

李斯被斩于咸阳后赵高带人来上蔡抄了李斯的家,在整个李斯的故居处进行了残酷的“挖地三尺”,最深处竟达丈余。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一片芦苇丛生的坑塘。后人为纪念李斯,称此处为“李斯坑”。

 

查看更多>>

萧何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萧何,生于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年),年轻时任沛县(今江苏沛县)主吏掾。 他平时勤奋好学,思想机敏,对历代律令颇有研究。萧何生性勤俭节约,从不奢侈浪费。性格随和,很善于识人,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其中秦泗水亭长刘邦,屠夫樊哙,狱掾曹参,车夫夏侯婴,还有吹鼓手周勃(名将周亚夫的父亲),由于他们年龄相近,性格相同,不久便成了莫逆之交。尤其是对刘邦,感情更不一般。他见刘邦器宇轩昂,风骨不凡,谈吐也有别于众人,是大贵之相,所以对他格外佩服,并曾多次利用职权暗中袒护他。 

一次,刘邦奉命押送一批囚犯赴骊山修秦始皇陵,才出县境不远,便逃跑了许多人。刘邦既无法追赶,又禁压不住。当行至丰乡大泽时,刘邦索性把所有囚犯都解了缚,叫他们逃生,自己则与10多个死心塌地愿与他生死相随的囚犯逃到芒、砀二山之间蛰居避难。沛县县令得知后,拘拿刘邦妻子吕雉入狱,又赖萧何与曹参二人保释出狱。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起了反秦的大旗,各地豪杰云集响应,天下大乱。 此时的萧何仍在沛县当功曹,他和曹参、樊哙、夏侯婴、周勃等人时常聚会,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暗中与在芒砀山中的刘邦保持着联系。 

沛县起义

在陈胜、吴广起义的影响下,许多地方官吏也感到秦的暴政不能长久,于是也纷纷反叛朝廷,归附义军,保全自己。 萧何任职的沛县与蕲州相近,沛县县令眼看烽火遍地,深怕丢了脑袋。于是找来萧何、曹参等人,秘商起兵之事。萧何建议道:“你是秦朝官吏,沛县百姓恐难听你的话,欲图大事,非把逃亡的豪杰请回来不可。如此一来,沛县自可安如泰山了。 ”县令听罢,觉得有理。萧何就保举刘邦,请县令赦罪录用。县令最初觉得有些为难,其后转念一想,天下大乱,刘邦虽然有罪在身,只要他肯诚心助我,倒是合适人选。于是,县令便派刘邦的妻妹吕须之夫樊哙去芒砀山找回刘邦,共同起义。 刘邦欣然应允,立即率众奔沛县而来。不料,县令见刘邦人多势众,担心自己操纵不了这只队伍,又反悔了,将刘邦拒之城外,并将萧何等人抓了起来,押入监内。 刘邦兵临城下,见城门紧闭,便知城中有变。于是,下令将城池团团围住,准备攻城。 

正在这时,萧何、曹参越城逃到刘邦处。 刘邦大喜,三人商议一番后,刘邦在帛上写了一封告沛县父老书,用箭射入城内。书中说:“天下百姓共同忍受秦苛政之苦已经很久了,如今父老兄弟们却在为县令守城。天下诸侯并起,马上就要攻破沛县城池了。如果沛城的百姓现在起来诛杀县令,响应诸侯,则家室能得以保全。否则,父子都将白白地惨遭杀戮。 ”沛县百姓看了刘邦的信,就聚集起来攻入县衙,杀了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  

拥护刘邦

召集沛城父老共商大计。大家都推举刘邦为县令,背秦自立。 刘邦却推辞道:“现今天下纷扰,诸侯并起,沛令一席自应选择全县最有声望之人。我并非自爱,实因德薄能

鲜,误己事小,倘若误了全城父老,那就百死莫赎,还是快快另选贤能,以图大事吧。 ”众人见刘邦出言谦逊,更加悦服。于是众人坚请刘邦担任沛令。刘邦仍是再三推让不就,萧何苦劝也无济无事。 众人无奈,便选出9位全县最有声望的人,连同刘邦共计10人,把10个人的姓名写在纸上,谨告天地,拈出何人,何人即为沛县县令,不得推辞。 萧何见状,忽生一计,忙对大家说:“诸位这个办法很好,取决于天最公道。这点微劳,须让不才来尽。”众人听了十分赞同,都说:“萧功曹在县办事多年,做事精细,这件事情理当请萧先生处理”一切准备就诸后,萧何又转身对众人说:“刘邦最为乡亲信仰,拈阄之事,我看就请他来担任,以昭郑重。”众人齐声叫好。刘邦只得对天行礼之后,拈出一阄,当众展开一看,上面恰好写着自己的名字,看一眼萧何,又要推辞。萧何见状,忙走上前去,一把将盘中剩余的纸阄抓起,放入口中嚼碎,然后高声说道;“天意所归,还有何说。”众人听了,欢声雷动。刘邦无奈,只好应诺。 于是,他们便在县衙大堂举行了仪式,誓师起事,并按楚国旧制,称刘邦为“沛公”。 事后,刘邦才知道原来萧何所写的10个纸阄全是刘邦的名字,深知萧何真心拥戴自己,内心十分感激。从此,萧何紧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了盖世的功勋。 

西进灭秦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九月,项梁叔侄杀了会稽郡守殷通,举起义旗。 不久,便召集了20余万兵马,拥立楚王第12皇孙13岁的熊心为王, 并与刘邦所部会于薛城。众将约定:项羽北向救赵,解巨鹿之围后,从北路向西攻秦,刘邦从南路西进向关中进发。两路人马在击败秦军后,谁先入秦都咸阳,谁当关中王。  

刘邦率军勇往直前,凭靠张良等人的谋划,避实就虚,剿抚并用,一路夺关斩将,直抵关中。萧何身为丞督,坐镇地方,督办军队的后勤供应。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大军兵临咸阳城。秦王子婴设计杀了奸相赵高, 献出玉玺,向刘邦投降。 于是,起义大军开进咸阳城。将士们见秦都宫殿巍峨,街市繁华,顿时忘乎所以,纷纷乘乱抢掠金银财物,连沛公也忍不住,趁着空闲,跑到秦宫去东张西望。他看见华丽的宫室,古怪的摆设,成堆的金银珠宝,猎狗骏马,珍奇玩物,还有一群群的美女,不觉眼花缭乱,飘飘然起来,甚至贪恋秦宫的富贵而不忍离开。   他神魂颠倒地拥着美女走进胡亥的寝宫,往龙床上一躺,便进入了温柔乡。突然,大将樊哙破门而入,大声说道:“沛公想取天下,还是想当富家翁?这些奢华之物,正是秦亡的祸根。切勿迷恋于此! ”与此同时,张良等人也来陈述利害, 刘邦这才幡然自悟当下命兵士查封皇宫府库,然后率众将士返回灞上。  惟独萧何,进入咸阳后,一不贪恋金银财物,二不迷恋美女,却急如星火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并派士兵迅速包围丞相御史府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留待日后查用。  

因为,依据秦朝的典制,丞相辅佐天子,处理国家大事;御史大夫对外监督各郡御史,对内接受公卿奏事。除了军权外,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一切朝政。萧何做官多年,当然知道这些。对此,全军上下无不佩服,刘邦在惭愧之余,说:“萧何确是异才,不枉我提拔他一场。”萧何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使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等了如指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律令制度找到了可靠的根据,对日后西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也足见萧何的深谋远虑。 

保举韩信

刘邦率先攻入咸阳后不久,项羽也率军入关,并在同年二月自封为西楚霸王,占有梁楚东部9郡之地,建都彭城(江苏徐州)。 并背弃原来的约定,改立刘邦为汉王,辖治荒远偏僻的巴、蜀、汉中之地,建都南郑。 为了阻止刘邦东进,项羽又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分封给了3个秦朝降将——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 刘邦看出了项羽的险恶用心,憋了一肚子气,有心与项羽决一死战,怎奈势单力薄,实难取胜。只好采纳萧何、张良等人的建议,隐忍入蜀,休兵养士,广招人才,待机再与项羽争个高低。  

四月,各路诸侯各自领兵回到自己的封地。刘邦按张良

的计谋,偃旗息鼓,人不解甲,马不停蹄,急匆匆地向巴蜀进发。一路上,许多来自其他诸侯王军中的兵士自愿投到刘邦的旗下,韩信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楚营中逃出,投奔刘邦。 韩信原是项羽的部下,他有勇有谋,是天下无双的军事家。但在项羽手下却得不到重用,于是就投到刘邦麾下。 起初,刘邦让他当了一个管理粮草的小官,韩信大失所望。一次偶然的机会,萧何结识了韩信。 在接触过程中,萧何发现韩信有胆有识,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多次向刘邦推荐,但并没有引起刘邦的重视。 

转眼间两个多月过去了。汉军将士不愿在蜀中久驻,思念家乡,开小差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天,韩信见久在汉营仍不受重用,一气之下离开了汉营。萧何得知后,马上放下尚没处理完的紧急公务,亲自策马追赶韩信,连个招呼也来不及向刘邦打。 刘邦正为军中开小差的人日益增多而焦急,忽然有军吏来报告说:“萧丞相也跑了。”刘邦一听大惊失色,说:“这还了得!我正要与他商议军中大事,怎么他也逃走了!”当下派人去找萧何。 一连两天也不见萧何的影子,急得刘邦坐立不安。再说萧何为追韩信,不辞辛苦,一路问,一路追,直到天黑了,还没追着韩信。正想下马休息一下,忽然远远望见有个人牵着马在河边徘徊。萧何顿时抖擞精神,快马加鞭,大声喊着:“韩将军!韩将军!”他策马赶到河边,气喘吁吁地下了马,气呼呼地说:“韩将军,咱们总算一见如故,够得上是朋友。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韩信仍不吭声。萧何又说了一大堆劝他回去的话。这时候,滕公夏侯婴也策马赶到;两个人苦苦地相求非要韩信回去不可。他们说:“要是大王再不听我们的劝告,那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好不好?”韩信只好跟着他们回去。到了第三天,三人才回到南郑。  

萧何去见刘邦,刘邦见到萧何又惊又怒,说道:“你为什么也想逃跑?”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他:“你追的是谁?”萧何答道:“韩信。” 刘邦听后,很不以为然地说:“逃走的将军有十多个了,也没听说你去追过谁,怎么偏要去追韩信?这明明是在骗我!” 萧何说:“那些将军都容易得到,可韩信却是当今数一数二的杰出人才,跑了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了。大王如果只想当个汉中王,没有韩信也就算了;如果要准备打天下,那就非用韩信不可。您到底准备怎么样? ”刘邦说:“我当然想打出去,怎么能老困闷在这里呢?”萧何说:“大王若决定出汉中,能重用韩信,他自然会留下;如果不重用他,他终究会离开的。 ”刘邦下决心说:“就依着丞相,让他做个将军,怎么样?”萧何说:“叫他做将军,他还得走。 ”“那拜他为大将军怎么样?”萧何说:“很好。 ”刘邦当时就让萧何去召韩信来,马上就拜他为大将军。萧何直率地说:“大王平时太不注重礼仪了。拜大将军是件大事,不是小孩子闹着玩儿似的叫他来就来。大王真要拜韩信为大将军,先得命人造起一座拜将台,选个好日子,大王还得沐浴更衣,亲自戒斋,然后隆重地举行拜将仪式。这样,才能让全体将士都能听从大将军的指挥,就像听从大王的指挥一样。”刘邦说:“好吧,我都听你的,请你去办吧。 ”这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历史故事的由来。 

几天以后,萧何命人已筑好了拜将坛。汉王刘邦择了吉日,带领文武百官,来至坛前,缓步拾级而上。只见坛前悬着大旗,迎风招展,四面列着戈矛,肃静无哗。一轮红日光照将坛,真是旌旗耀武,甲杖生威。丞相萧何已将符印斧钺,呈与汉王刘邦。坛下一班金盔铁甲的将官,都翘首伫望,不知这颗斗大的金印,究竟属于何人。只见萧何代宣王命,高声喊道:“谨请大将军登坛行礼!”当下陡然闪出一人,从容步上将坛。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韩信,顿时一片哗然。  这也难怪,一个军中不出名的小吏,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军,怎不令众人议论纷纷。众人见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么毕恭毕敬,越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韩信果然没有令刘邦失望,没有辜负萧何的良苦用心。在楚汉战争中,韩信率汉军渡陈仓,战荥阳,破魏平赵,收燕伐齐,连战连胜, 在垓下设十面埋伏,一举将项羽全军歼灭,为刘邦平定了天下。 很显然,在楚汉战争中,韩信军事才能的充分发挥和运用,乃至汉王刘邦能够最终夺取天下,从一定程度上说,同萧何的慧眼识才,倾力荐贤是密不可分的。 

留守后方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率军悄悄离开南郑,采纳了张良、韩信所献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挥师东进,留下萧何负责征收巴蜀之税,供给军粮。汉军将士人蜀后,思念家乡,东归之心甚切,一旦东归,个个如猛虎下山,奋勇争先, 直杀得雍王章邯的兵马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汉军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便占据了三秦之地。 刘邦令萧何坐镇关中,安抚百姓, 同时负责兵员和粮饷的筹措与补给,自己则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彭城进发。 

由于几经战事,这时的关中已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秦都咸阳被项羽放火烧了3个月,已成一片瓦砾。 萧何留守关中后,马上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全力收拾关中的残破局面。他一方面重新建立已经散乱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对百姓施以恩惠,以定民心。他不仅颁布实施新法,重新建立汉的统治秩序和统治机构,修建宫廷、县城等等。另外又开放了原来秦朝的皇家苑囿园地,让百姓耕种,赐给百姓爵位,减免租税等等。他还让百姓自行推举年龄在50岁以上、有德行、能做表率的人,任命他们为“三老”,每乡一人;再选各乡里的三老为县三老,辅佐县令,教化民众,同时免去他们的徭役,并在每年的年末赐给他们酒肉。这样,由于萧何办事精明,施政有方,颁布利民法令,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建立了稳固的后方,保障了前线的需要。  

汉二年,刘邦乘项羽大军东征之机,乘虚而入,攻占了项羽的老巢彭城(江苏徐州)。 汉军进驻彭城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麻痹大意,放松的警惕, 不久便被项羽率3万精兵绕道杀回,将刘邦团团围困于彭城灵壁(安徽濉溪市南)。幸亏陈平献“金蝉脱壳”之计,才得以带着数十骑残兵败将逃回荥阳。 这时,关中的壮丁多数已被征发,萧何便调拨老弱及不到服役年龄的少年到荥阳增援,韩信也收兵与刘邦会师,刘邦这才得以重振旗鼓,与项羽大军相持于荥阳、成皋一带。当时,萧何坐镇关中,征发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侍奉太子,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秩序。有关事项每次报呈刘邦,刘邦总是同意,允许照办。即使来不及报告,萧何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行执行,等汉王回来再作报告。刘邦几次战役,弃军逃跑,当时萧何若稍有二心,便可置刘邦于死地。可萧何每次都征发关中兵,补足汉军缺额,刘邦也因此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公元前203年,项羽也由于连年战争,陷入了兵尽粮绝的困境。而刘邦的部队,却由于萧何坐镇关中,不断地向前方输送粮食和兵力,形成了兵强粮多的好形势。 后来,刘邦越战越强,终于逼得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开国首功

消灭项羽、平定楚地后,诸侯联名上《劝进表》给刘邦,推举他为皇帝。 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众诸侯及太尉长安侯卢绾等300多人,恭听了刘邦即帝位的诏书。 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曰:“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

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 ”群臣众说不一。 刘邦后曰:“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比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比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比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他们为我所用,所以能取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去重用,因此败在我大汉朝的手中。 ”不难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亦被称为“汉初三杰。” 

其后,刘邦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 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群臣曰:“平阳侯曹参跟随陛下南征北战,身受70余处战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 这时,关内侯鄂君曰道:“在楚汉战争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转漕关中,才保证了供应。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依臣之见,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 ” 鄂君的这番议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顺水推舟,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 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10多人,并加封萧何二千户。这样,萧何位列众卿之首,被称为“开国第一侯”,食邑万户。 

行赏分封

行赏分封诸侯后,定都的问题又迫在眉睫。起初,打算定都洛阳,后来戍卒娄敬面见刘邦,建议依借关中的险要形势,定都咸阳(陕西长安县西北)。 刘邦征求张良的意见后,当即决定定都咸阳。并封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于是,刘邦暂居栎阳,命丞相萧何营建咸阳。

公元前199年,皇宫竣工,萧何奏请御驾往视。刘邦于是从栎阳到咸阳,萧何接驾,导入游观。最大的一座,叫做未央宫,周围的有二三十里。东西两方,阙门最广。殿宇规

模,亦皆高敞,尤以前殿最为豪华壮丽。武库、太仓,分建殿旁,气象巍峨。刘邦巡视一番后,嫌宫室过于壮丽豪华,责备萧何道:“朕之起义,原为救民。现今天下初定,民穷财尽,怎将这座宫殿造得如此奢华?”萧何见汉帝责怪,不慌不忙地说:“正因为天下刚刚安定,才好借机会多征发些人和物来营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壮丽才能显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来重建。 ”刘邦见萧何回答的如此得体,便转怒为喜道:“如此说来,朕未免错怪你了。”萧何听汉帝在安慰自己,接着说:“微臣此事虽蒙陛下宽宥,但来日方长,难免有误,尚望陛下有以教之。”汉帝微笑着说:“你做事颇有远见,朕记得当年攻破此地时,诸将乘乱人宫,未免有所携取,惟汝只取书籍表册而去,目下办事有条不紊,方便多了。”萧何亦笑道:“臣无所长,一生为吏,对于前朝典籍,视为至宝,平日得以借鉴。今为陛下一语道破。陛下天资聪慧,事事留意,真非臣下可及万一也。”汉帝听了大喜,便指着未央宫的四周,对萧何道:“此处可以添筑城垣,作为京邑,就叫长安吧。”从此,咸阳便更名为长安了。 至此,西汉建都长安,历时200余年,萧何成为该城的最早规划和设计者。 

诛灭韩信

韩信运筹帷幄,逐鹿中原,为刘汉王朝打下半壁江山,封王列侯。有人告他谋反。刘邦削了他的兵权。 汉十年,刘邦亲征陈豨。韩信称病未出,却暗中派人与陈联络,家臣告密,坐镇京城的吕后想召见韩信,又怕他拥兵不肯就范,就同萧何商议计策。 解铃还须系铃人,毕竟萧何老谋深算,他派人传旨韩信,声称陈豨已经被捉拿斩杀了,列侯、群臣都要进宫朝贺。萧何欺骗韩信道:“你尽管有病在身,也得勉强进宫朝贺,以免皇上生疑。 ”

可怜韩信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踏进宫门,即被吕后预伏的刀斧手劫持捆绑,架至长乐宫悬钟室,身首异处了。他喟叹道:“我后悔没有采纳蒯通的计谋,竟被妇人小子所欺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诛杀了韩信一家三族。这就是败也萧何。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做了皇帝以后,为了巩固新兴的西汉政权,便开始了逐一地翦灭异姓王的斗争。他见韩信功高望重,且握有兵权,便首先从他身上下手。其实,早在韩信为大将军后,刘邦便对韩信有所疑忌。他一方面巧妙地利用韩信攻城略地,为汉王朝的开创立下了赫赫战功;另一方面,待自己羽翼丰满、实力雄厚之后,便开始一步步地排挤、贬低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当韩信在北线破魏平赵,收燕伐齐后,便虚抚韩信,封他为齐王; 待汉军兵围楚军于垓下、最后消灭项羽后,刘邦旋即改封韩信为楚王,使其远离根基深厚的齐地;其后又借巡游云梦泽之机,设计擒住韩信, 并以谋杀罪将其押回京都,软禁起来,同时削去了韩信的兵权,最后将其降为只有虚名的淮阴侯’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稀举兵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当时韩信推说自己有病,没有随同前往。谁知,韩信手下的人上书告发,说陈稀造反是韩信的主意,韩信与陈稀秘密约定,里应外合,由韩信做内应,准备在一天夜里,假传圣旨,释放囚在牢里的所有奴隶和犯人,干掉吕后和皇太子刘盈,然后共取天下。吕后一听事关重大,便急忙秘密召见丞相萧何,商量对策。 二人商定对策后,由萧何去执行。 

萧何回到家中,心中百感交集,依计派出一名心腹,打扮成军人模样,偷偷绕到北边转了一圈,回来故意称是皇上派来报信的,说陈稀已全军覆没,皇上就要凯旋回朝。众臣听到捷报,都来宫中贺喜,只有韩信称病不出。第二天,萧何就派人请韩信到相府赴宴,谁知韩信自称有病,婉言谢绝了。于是,萧何便亲自来到韩信府上,以探病为由,直接进入韩信的内室。韩信见萧何已经来了,再也无法推托,只得与萧何寒暄一番。萧何说:“我和你向来是好朋友,请你去赴宴,是有话对你说。”韩信忙问有什么话。萧何说:“这几天皇上从赵地发来捷报,说征讨大军大获全胜,陈稀已经逃至匈奴。你称有病不上朝,已经引起人们的怀疑了。现在皇上打了胜仗,大家都去朝贺,你不去,这样恐怕不好吧。”萧何说的很有道理,韩信才勉为其难。何况萧何是他原保之人,更是深信不疑,便跟着萧何来到长乐殿向吕后道贺。岂不知宫里早已埋伏着刀斧手,吕后一见韩信中计。喝令刀斧手将韩信绑翻在地。韩信见事不妙,急忙呼叫:“萧丞相快来救我!”哪知萧何早已避开,哪里还呼喊得应?吕后坐在长乐殿上,尽数了韩信如何与陈稀暗约谋反,如何欲害她和太子等罪,也不容韩信申辩,便令刀斧手把他拖到殿旁钟室中杀死。 随后,吕后又下令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一股脑捕杀净尽。  

萧何辅助吕后,诛杀韩信,很符合汉高祖“固根基”的方略,是为刘邦除去了一块心病。刘邦对萧何更加恩宠,加封五千户。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语的由来。

自污名节

萧何计诛韩信后,刘邦对他更加恩宠,除对萧何加封外,还派了一名都尉率500名兵士作相国的护卫,真是封邑进爵,圣眷日隆。众宾客纷纷道贺,喜气盈庭。萧何也非常高兴。这天,萧何在府中摆酒席庆贺,喜气洋洋。突然有一个名叫召平的门客,却身着素衣白履,昂然进来吊丧。萧何见状大怒道:“你喝醉了吗?” 

这位名叫召平的人,原是秦朝的东陵侯。秦亡后隐居郭外家

戏剧形象中种瓜,味极甘美,时人故号东陵瓜。萧何入关,闻知贤名,招至幕下,每有行事,便找他计议,获益匪浅。今天,他见萧何仍未领会他的意思,便说:“公勿喜乐,从此后患无穷矣!”萧何不解,问道:“我进位丞相,宠眷逾分,且我遇事小心谨慎,未敢稍有疏虞,君何出此言?”召平说道:“主上南征北伐,亲冒矢石。而公安居都中,不与战阵,反得加封食邑,我揣度主上之意,恐在疑公。公不见淮阴侯韩信的下场吗?”萧何一听,恍然大悟,猛然惊出一身冷汗。第二天早晨,萧何便急匆匆入朝面圣,力辞封邑,并拿出许多家财,拨入国库,移作军需。汉帝刘邦十分高兴,奖励有加。  

刘邦亲自率兵征讨。他身在前方,每次萧何派人输送军粮到前方时,刘邦都要问:“萧相国在长安做什么? ”使者回答,萧相国爱民如子,除办军需以外,无非是做些安抚、体恤百姓的事。刘邦听后,总是默不作声。来使回报萧何,萧何亦未识汉帝何意。一日,萧何偶尔问及门客,一门客说:“公不久要满门抄斩了。”萧何大骇,忙问其故。那门客接着说:“公位到百官之首,还有什么职位可以再封给你呢?况且您一入关就深得百姓的爱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百姓都拥护您,您还再想尽方法为民办事,以此安抚百姓。现在皇上所以几次问您的起居动向,就是害怕您借助关中的民望有什么不轨行动啊!试想,一旦您乘虚号召,闭关自守,岂非将皇上置于进不能战,退无可归的境地?如今您何不贱价强买民间田宅,故意让百姓骂您、怨恨您,制造些坏名声,这样皇上一看您也不得民心了,才会对您放心。”萧何长叹一声,说:“我怎么能去剥削百姓,做贪官污吏呢!”门客说:“您真是对别人明白,对自己糊涂啊!”  

刘邦平定了黥布的叛乱,撤军返回长安。百姓们拦路上书告状,控告相国用低价强行购买民间的土地房屋,价值数千万之多。刘邦回到宫中,相国前来拜见。皇上笑着说:“当相国的竟然侵夺民众的财产,为自己谋利!”把百姓们的控告信全部交给相国,说道:“你自己去向民众谢罪吧! ”相国乘机为百姓们请求说:“长安一带地方狭窄,而上林苑中空地很多,白白地抛荒,希望下令让民众进去耕种,(收成后粮食归耕者所有,)禾秸则不许收走,留下来作苑中禽兽的食料。”刘邦大发雷霆,说:“相国你大收商人的财物,却来讨取我的上林苑!”于是就下令把相国交给廷尉拘禁起来,还给他上了刑具。 

过了几天,一个姓王的卫尉侍从刘邦,上前问道:“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怎么突然把他关起来了? ”刘邦说:“我听说李斯担任秦始皇的宰相,办了好事都归功于主

上,有了错误则自己承担。如今相国大量接受那些下贱的商人们的金钱,却来为百姓求取我的苑林,想以此来讨好百姓,所以我要把他关起来治罪。”王卫尉说:“要说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如果有对民众有利的事就为他们向陛下请求,这真是宰相应做的事,陛下怎么竟然怀疑相国接受了商人的贿赂呢?况且当初陛下与楚军相持不下,有几年之久,陈豨、黥布反叛时,陛下亲自率军外出平叛,在那个时候,相国留守关中,如存异心,只要稍有举动,函谷关以西的地方就不属陛下所有了。相国不在那时为自己谋利,如今难道会贪求商人的金钱吗?再说秦皇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天下,李斯为主上分担过错的做法,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怎么能用这种浅陋的眼光来怀疑宰相。”刘邦听了,心中很不愉快。当天,派遣使者手持符节赦相国出狱。  

萧何当时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见刘邦开恩释放了他,更是诚惶诚恐,谨慎恭敬。虽然因为全身带上刑具,害得他手足麻木,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而且蓬头赤足,污秽不堪,但又不敢回府沐浴再朝拜天子,只得这样上殿谢恩。刘邦见萧何如此狼狈,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安抚萧何道:“相国不必多礼!这次的事,原是相国为民请愿,我不允许。我不过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无道天子罢了,而你却是个贤德的丞相。我之所以关押相国,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你的贤能和我的过失啊!”刘邦的这段话虽然言不由衷,但对萧何的廉政为民,终于还是默认了。从此以后,萧何对刘邦更是诚惶诚恐,恭谨有加了。刘邦也照例以礼相待,但萧何从此对国事就只能保持沉默了。  

晚年生活

刘邦晚年,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的斗争。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刘邦宠爱的戚姬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萧何、张良等大臣的多次诤谏,刘邦才一直未作决定。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刘邦病逝于长乐宫,享年62

岁。 同年,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萧何继任丞相。不过这时,萧何年事已高。这期间,萧何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制定了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繁、严酷,使法令更为明简。公元前193年,年迈的萧何,由于常年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汉惠帝亲自前往探望,并趁机询问:“丞相百年之后,谁可代之?”接着惠帝又问:“曹参如何?”萧何听了,竟挣扎起病体,向惠帝叩头,道:“陛下能得到曹参为相,我萧何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恨了! ”谥文终侯。娶妻甘氏,封一品夫人,后袭封为酂侯,生子三,长子萧禄,次子萧同,幼子萧延。 

曹参与萧何年轻时就曾在一起共事,他们对先秦暴政之下的民间疾苦有目共睹,便共同追随刘邦,举起义旗转战各地。汉皇朝建立后,当务之急在安抚流亡,发展农桑,与民休养生息。萧何当上丞相后,详立规章,克尽辛劳,民间得以逐渐复苏。曹参心中暗服其能,被外放为齐相后,举凡丞相萧何所订规章,曹参无不全力推行,齐国七十余城莫不气像一新,治绩甚至优于其他郡县! 

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一切公务悉照旧章,照例而行,清静治民,乐在其中。长此以往,一些朝臣便在惠帝面前参奏他因循苟且,惠帝也疑心他不理政务,便召见曹参问其缘故。曹参反问惠帝道:“陛下自思圣叨英武,能及先帝吗? ”惠帝被问得涨红了脸,答道:“朕年未成冠,且无阅历,如何及得先帝! ”曹参又问:“陛下视臣及得萧丞相吗? ”“朕看来似乎也不能及。 ”惠帝答道。“陛下说的正是!伏思先帝以布衣起家,南征北讨,方有天下。若非大智慧,大勇毅,焉能至此。萧丞相明订法令,中具规模,行之已久,万民称颂。今陛下用臣为相,只要能够奉公守法,遵照旧章,能继旧业,已属幸事。若自作聪明;推翻成法,必致上下紊乱,恐欲再求今日之太平,已无可得矣! ”惠帝恍然大悟。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来历。就这样,曹参位相3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 

历史评价

刘邦:“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鄂秋:“郡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万世之功哉!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

刘盈:“故相国萧何,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

司马迁:“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奉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髃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班固:“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当时录录未有奇节。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谨守管龠,参与韩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淮阴、黥布等已灭,唯何、参擅功名,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一代之宗臣,庆流苗裔,盛矣哉!”

曹操:“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司马昭:“昔萧何、张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 

荀勖:“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致画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 

陆机:“堂堂萧公,王迹是因。绸缪睿后,无竞维人。外济六师,内抚三秦。拔奇夷难,迈德振民。体国垂制,上穆下亲。名盖群后,是谓宗臣。” 

葛洪:“邓禹马援田间诸生,而善於用兵;萧何曹参不涉经诰,而优於宰辅,尔则知人果未易也。” 

应詹:“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辑宁。” 

朱敬则:“萧何之镇静关中,寇恂之安辑河内,葛亮相蜀,张昭辅吴,茂宏之经理琅琊,景略之弼谐永固,刘穆之众务必举,扬遵彦百度惟贞,苏绰共济艰难,高熲同经草昧,虽功有大小,运或长短,咸推股肱之林。悉为忠烈之士。” 

司马贞:“萧何为吏,文而无害。及佐兴王,举宗从沛。关中既守,转输是赖。汉军屡疲,秦兵必会。约法可久,收图可大。指兽发踪,其功实最。政称画一,居乃非泰。继绝宠勤,式旌砺带。” 

独孤及:“汉兴,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一名不尽其善,乃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之谥。” 

薛稷:恪居尔位,勤不告劳,则萧公堂堂,吴汉纠纠,冯豹伏於阁下,黄公宿於台上:忧国奉公,可以不谓忠乎? 

洪迈:“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为汉、唐名相,不待诵说。然前六君子皆终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过三年。……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陈亮:“汉高帝所籍以取天下者,故非一人之力,而萧何、韩信、张良盖杰然于其间。天下既定,而不免于疑。于是张良以神仙自托;萧何以谨畏自保;韩信以盖世之功,进退无以自明。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为自保矣。”

徐钧:”相国人夸佐沛公,收图运饷守关中。不知用蜀为根本,此是兴王第一功。“ 

张闰:”汉祖肇炎图,三杰咸辅翼。功成及酬赏,相国独第一。发踪指示语,谁曰匪其实。焉知英主心,方谨操纵术。勋高疑益深,固异亭长日。守关忠弗念,置卫防百出。堂堂明且审,自计亦无失。护军给饷馈,入秦收图籍。用智既有余,保身岂难必。逊封散宏财,非真召平力。污名起田宅,犹愈受斧锧。终加恭谨辞,贤哉史臣笔。“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周恩来:“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 

主要成就

政治

助刘邦夺得天下

早期追随刘邦的萧何就不予余力的支持和拥护刘邦,楚汉战争期间,刘项在荥阳一线相持二十八个月。这段时间,刘邦将整个关中都交给萧何管理(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这一举措赋予萧何极大的权力,当然,萧何也干得极有成效。后汉朝建立后刘邦把萧何推举到丞相的职位,也可以说明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地位。 

制定汉律

萧何原是沛县“主吏掾”,熟悉秦帝国的法令制度。刘邦入关后曾颁布过法令:“约法三章”,废除了无理的秦朝苛法,而维持社会秩序的法令制度都一律保留。这都是在萧何的意见下进行的,而后来根据秦律又制定了汉律,从出土“睡虎地秦简”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秦法基本完整地被沿用于汉法之中。 

文化

刘邦率大军入秦都咸阳,诸将皆忙于分取府库珍宝

财物,他独取秦国文献、档案、律令、图籍藏之。汉以此而得知天下各地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这对建立西汉王朝有决定性作用。他为丞相,留守关中。转送粮草,军需无乏,建国以功第一。汉五年(公元前202)封为酇候。他极注重图书事业的建设,汉初,他主持建造有“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三阁于未央宫内,“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以及入咸阳以后所得的图籍、档案;“麒麟阁”贮存贤臣画象等典籍;“天禄阁”专藏各地所献秘本珍本和处贤才硕学之士。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了汉代国家藏书的基础。 

后代子孙

萧何的后嗣有四世因为犯罪而失掉爵位,绝封;但天子总是又寻找萧何的后代,重新封为酂侯,其他功臣无人能与他相比。 

萧何后代建立了南齐和梁。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是萧何的第二十四世孙,萧衍之父萧顺之与萧道成同辈。因此,萧衍为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公元502年,萧衍被禅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史称梁高祖武帝。 

根据族谱记载梁,承圣四年(公元555年),梁元帝萧绎之子萧方哲随兄晋安王萧方智镇闽,遂在榕城西河安家,繁衍子嗣。唐乾宁年间,萧氏子孙萧庆孚为避战乱,居于长乐沙京。而到了明成化年间,又有萧氏子孙创业于闽侯祥谦的夹陇。直到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萧孝达、萧孝明两兄弟从夹陇迁居旗山之麓,成为了邱阳萧氏的始祖。 

而在闽侯上街邱阳村,也有萧何的后人,不但有萧氏族谱为证,上街还完好地保留着萧家建于清中后期的古厝。 

墓地

咸阳北原

《集解东观汉记》云:“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正义括地志》云:“萧何墓在雍州咸阳县东北三十七里。” 

两处记载,都说明萧何死后被葬在咸阳市的西北方向,就在北原的长陵,也就是在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区内,在那里矗立在麦田中的这个土冢,就是传说中的萧何墓,十分破败,村里的老人说,原来的萧何墓至少比眼下的大两三倍大,两座土冢几乎是连接在一起的,原来这周围都是住的人,旧社会来逃难的人,外地要饭逃难的人,都在这儿打个洞救住下了。慢慢变成了眼下的样子。 

萧何墓的四周,并没有发现像一般的名人墓冢应该有的一些保护措施,也没有历史文化的资料,只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碑文,上面刻着在一九九二年的时候,这里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还经常是盗墓贼来的地方。 

中牟县

据明朝正德年间的《中牟县志·墓冢》记载:“萧何墓,在圣水堡。”圣水堡的旧址在今中牟县雁鸣湖乡小朱村附近。 

明朝洪武年间,中牟萧氏的始祖萧斌从山西洪洞县迁徙到黄河以南的中牟定居,后来,又有一些萧氏子孙从中牟迁徙到新郑、尉氏等地,人丁非常兴旺。在中牟定居的萧氏后裔为纪念萧何的不朽之功,就在当年的“鸿沟”附近建造萧何墓,并世代精心守护。当时“鸿沟”的位置在中牟北面,水通圃田泽,上游连接荥阳楚河。明朝中期,萧何墓依然完好无损,当时,湖南官吏刘威曾专程到中牟的萧何墓前来拜谒,并写下《谒萧何墓》一诗:“半世悠悠刀笔场,偶持文墨事高皇。入关独解收秦籍,略地先能绝楚粮。指示功勋高一代,定来法律胜三章。临终更笃曹参代,万古忠心日月光。”这首诗收录在明朝正德七年的《中牟县志》。明朝天顺和成化年间,黄河决口,萧何墓被洪水冲毁,已经荡然无存。 

后世纪念

萧何文化广场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是滏阳河综合整治工程的重要景观节点,因汉朝开国功臣萧何的民间传说而得名。传说,汉高祖刘邦为缅怀功臣萧何,下令为萧何铸金头随葬。但后来萧何的金头被盗墓人盗走。盗墓人用船载着萧何金头辗转沿滏阳河行至何家庄西河湾时,因湾大水急,船翻了,萧何金头沉入水底,虽打捞数日却不见踪迹。后来,有善良的打鱼人把萧何金头打捞上来,就地埋在了西河湾畔,此后西河湾就被人们称作“萧何头”。政府在这里建设了萧何文化广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纪念萧何、了解汉朝历史文化和亲水休闲娱乐的去处。

相关成语

国士无双,国士,国中杰出的人物。指一国独一无二的人才。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何(萧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比喻事情的成败都出于同一个人。这原是一条民间俚语,见于宋洪迈《容斋续笔·萧何绐韩信》:“韩信为人告反,吕后欲召,恐其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称陈?已破,绐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即被诛。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故俚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语。” 

萧规曹随,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死后,曹参做了宰相,仍照着实行。比喻按照前人的成规办事。出自《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汉·扬雄《解嘲》:“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 

史书记载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卷五十四·萧相国世家第二十四》,记载了萧何对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紧紧围绕这一方面,塑造了萧何这一伟德体育,描述了他的卓越功勋。 还有班固所写的《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第九》也记载萧何的故事。 

查看更多>>

房玄龄

人物生平

出身官宦

房玄龄出生于官宦之家,其曾祖房翼,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祖房熊,字子,释褐州主簿。父房彦谦,好学,通涉《五经》,富有辩才,是魏、齐间的山东学者。 

年少有为

房玄龄自幼耳濡目染,颇承其父遗风。自幼聪慧,善诗能文,博览经史,精通儒家经书,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工草隶。18岁时本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尉、隰城尉。 

乱世投主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 

辅助唐王

房玄龄为报李世民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每攻灭一方割据势力,军中诸人都全力搜求珍宝异物,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在击破王世充后,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之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

运筹帷幄

房玄龄在李世民秦王府中十多年,一直掌管军谋大事,常负责管理文牍,每逢写军书奏章,停马立即可成,文字简约义理丰厚。一开始就不用草稿。高祖李渊也对房玄龄深加叹赏,对侍臣讲:“这个人深重地了解机宜,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我儿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的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后来太子李建成斥逐秦王府官属,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并被驱斥于外任。

安定社稷

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帮助李世民谋得帝王之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太宗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功为一等,进爵邢国公。 

精诚奉国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贞观元年,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于是所配置的文武官员总六百四十员”。

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冗官滥职,避免十羊九牧,提高朝廷各部门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规模以及法令、礼乐、制度以及历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二人所制定,在当时获得美誉。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秉持“审查并确定法律和命令,将宽厚平和(的风格)做为宗旨”的思想,简化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法。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以后有唐一代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

贞观三年(629年)二月,房玄龄改封魏国公,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房玄龄尽心竭诚,早起晚睡。加之他明达吏事,法令宽平,任人惟贤,不分卑贱,人们都称他为良相。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房玄龄护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封梁国公。与杜如晦、魏征等同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股肱之臣。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加太子少师。他留守京师。他任宰相十五年,女为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尚高阳公主,显贵至极,但常常深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贞观十八年,李世民亲征辽东高丽,命房玄龄留守京城。 

与世长辞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重,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并亲临探望。临终之时,房玄龄对诸子说:“当今天下清平,只是陛下东讨高丽不止,正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我知而不言,就会含恨而死啊。”于是抗表进谏,请求太宗以天下苍生为重,停止征讨高丽。太宗看见奏表,感动地对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此人病危将死,还能忧我国家,真是太难得了。”临终之际,李世民亲至其病床前握手诀别,立授其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时能看见二子显贵。

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太宗为之废朝三日,赠太尉,谥曰文昭,陪葬昭陵。与初唐其他二十三位开国功臣一起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 

主要成就

在随李世民征战时,凡王府书檄,驻马即成,言简意尽,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为“十八学士”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龄为梁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监修国史,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同时负责国史馆,先后监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去世后,谥号“文昭”,后配享太宗庙廷。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史书记载

《旧唐书·房玄龄传》

《新唐书·房玄龄传》

《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

轶事典故

醋坛子

“醋坛子”的由来就是根据房玄龄和其夫人的故事来的。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起兵前久居晋阳,“醋”也成为唐宫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且因皇上喜吃,皇宫储存极多。据说,唐太宗年间,宰相房玄龄惧内是有了名的。其妻虽然霸道,但对房玄龄衣食住行十分精心,从来都是一手料理,容不得别人插手。一日,唐太宗请开国元勋赴御宴,酒足饭饱之际,房玄龄经不得同僚的挑逗,吹了几句不怕老婆的牛皮,已有几分酒意的唐太宗乘着酒兴,便赐给了房玄龄两个美人。房玄龄不料酒后吹牛被皇上当了真,收了两位美人,想到霸道且精心的妻子,愁得不知怎么才好。还是尉迟敬德给打了气,说老婆再凶,也不敢把皇上赐的美人怎么样,房玄龄才小心翼翼地将两个美人领回家。不料,房玄龄的老婆却不管皇上不皇上,一见房玄龄带回两个年轻、漂亮的小妾,大发雷霆,指着房玄龄大吵大骂,并操起鸡毛掸子大打出手,赶两个“美人”出府。房玄龄见不对头,只好将美人送出府,此事马上便被唐太宗君臣知道了。李世民想压一压宰相夫人的横气,便立即召宰相房玄龄和夫人问罪。

房玄龄夫人也知此祸不小,勉勉强强地跟随房玄龄来见唐太宗。唐太宗见他们来到,指着两位美女和一坛“毒酒”说:“我也不追究你违旨之罪,这里有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是领回二位美女,和和美美过日子,另一条是吃了这坛‘毒酒’省得妒嫉旁人了。”房玄龄知夫人性烈,怕夫人喝“毒酒”,急跪地求情。李世民怒道:“汝身为当朝宰相,违旨抗命,还敢多言!”房夫人见事已至此,看了看二女容颜,知自己年老色衰,一旦这二女进府,自己迟早要走违旨抗命这条路,与其受气而死,不如喝了这坛“毒酒”痛快。尚未待唐太宗再催,房夫人举起坛子,“咕咕咚咚”的已将一坛“毒酒”喝光。房玄龄急得老泪纵横,抱着夫人抽泣,众臣子却一起大笑,原来那坛装的并非毒酒而是晋阳清源的食醋,根本无毒。唐太宗见房夫人这样的脾气,叹了口气道:“房夫人,莫怨朕用这法子逼你,你妒心也太大了。不过念你宁死也恋着丈夫,朕收回成命。”房夫人料不到自己冒死喝“毒酒”得了这么个结果,虽酸得伸头抖肘,但心中高兴万分。房玄龄也破涕为笑。从此,“吃醋”这个词便成了女人间妒忌的代名词。

历史评价

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 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 

李世民:“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器宇沈邃,风度宏远,誉彰遐迩,道冠簪缨。” “器范忠肃,识具明允,才称王佐,望乃时英。霸国爰始,预经纶之业;鼎命维新,赞隆平之化。诚固金石,勋勒钟鼎。自任总庶尹,职重朝端,心力尽於翼亮,劬劳积於岁序,而志在冲退,有怀止足。固陈衰疴,屡上表疏。然则燮揆礼阁,职务实繁;论道槐廷,望实攸属。” 

王珪:“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 

常衮:“武德贞观之间,有若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龄、杜如晦等,扶翼大运,勤劳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於皇天,缅然长怀,风烈犹在。” 

李绛:“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龄、杜如晦辅相圣德,魏徵、王珪规谏阙失,有温彦博、戴胄以弥缝政事,有李靖、李勣训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

柳芳:“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徵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勣、李靖善将兵,房玄龄

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 

皮日休:吾爱房与杜,贫贱共联步。脱身抛乱世,策杖归真主。纵横握中算,左右天下务。肮脏无敌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巨业照国史,大勋镇王府。遂使后世民,至今受陶铸。粤吾少有志,敢蹑前贤路。苟得同其时,愿为执鞭竖。 

杜牧:苻秦相猛,将终戒视后祸,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辽。此二贤当时德业不左诸人,尚死而不已,盖以辅君活人为事,非在矜伐邀引为心也。 

《旧唐书》:“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谋猷允协,以致升平。议者以比汉之萧、曹,信矣!然莱成之见用,文昭之所举也。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裨谌草创,东里润色,相须而成,俾无悔事,贤达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则管仲、子产,杜则鲍叔、罕虎矣。”

赞曰:肇启圣君,必生贤辅。猗欤二公,实开运祚。文含经纬,谋深夹辅。笙磬同音,唯房与杜。 

《新唐书》:“太宗以上圣之才,取孤隋,攘群盗,天下已平,用玄龄、如晦辅政。兴大乱之余,纪纲雕弛,而能兴仆植僵,使号令典刑粲然罔不完,虽数百年犹蒙其功,可谓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逮不可见,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谅其然乎!如晦虽任事日浅,观玄龄许与及帝所亲款,则谟谋果有大过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议从,相资以成,固千载之遇,萧、曹之勋,不足进焉。虽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辅赞弥缝而藏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盖房、杜之细邪!” 

《房玄龄碑》:“圣贤同德,君臣协志。穹壤倏平,幽遐必暨。革夷从夏,羁戎口吏。”

《历代古人像赞》:“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

赵元僖:“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明皇有姚崇、魏知古,皆任以辅弼,委之心膂,财成帝道,康济九区,宗祀延洪,史策昭焕,良由登用得其人也。” 

曾巩:“降而至于唐,唐之相曰房、杜。” 

欧阳澈:“使富国强兵,内无动揺,民安如故,有如大夫种之能;转输供馈,外无劳民扰攘之役,有如范蠡之知;临机果断,折冲千里,有如周瑜之勇;度长虑逺,收功于必成,有如赵充国之守。严细柳之军,有如周亚夫者;奔项羽之营,有如樊哙者;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有如房玄龄者;兼资文武,出将入相,有如李靖者,则虽愚夫愚妇亦知其可以必胜矣。” 

归有光:“唐太宗举兵晋阳,平隋之乱,则有刘弘基、李勣、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之流致其勋。”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家族成员

父祖

曾祖父:房翼,官至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爵壮武伯。

祖父:房熊,官至褐州主簿。

父亲:房彦谦,官至泾阳县令。

母:出自陇西李氏姑臧房,常州刺史、银青光禄大夫李玄道的堂姐妹

妻子

夫人卢氏

子女

儿子

长子房遗直,娶杜氏。嗣父亲梁国公的爵位,永徽初年,为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弟弟房遗爱,娶唐太宗女高阳公主,拜为驸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公主骄横,密谋废黜房遗直而夺其封爵,永徽年间,诬告房遗直对她无礼。唐高宗令长孙无忌审理此事,查出了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的情况。房遗爱伏诛,高阳公主赐自尽,诸子流放到岭表。房遗直以父亲的功劳特赦,除名为庶人。停止房玄龄的配享。五世孙房阶为大理司直;房阶子房鲁,字咏归;房鲁子房重,字慕,武功尉;房重子房谔,大理评事;房谔四子:房从约、房从绎、房从绚、房从绾。

次子房遗爱,娶唐太宗之女高阳公主。“诞率无学,有武力”。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被唐太宗赐婚,娶当时最受太宗宠爱的女儿第十七女高阳公主(后改封合浦公主)为妻,并收公主侍女淑儿为妾。成婚后,房遗爱被任命为右卫将军。房玄龄死后,其嫡长子房遗直本当承继为银青光禄大夫,因高阳公主的缘故,要让给弟弟遗爱,唐太宗不许,高阳公主因此很失望。唐高宗时,房遗爱被任命为房州刺史。永徽四年(653年),房因谋反事件被杀,高阳公主亦被赐死。房遗爱有曾孙房绛,生房晦、房勋。房晦生房凝,字玄俭,郢州刺史;房勋生房克让,房克让生房邺、房复。房邺字正封。房遗爱的孙子房沼后为监察御史。

三子房遗则,娶唐高祖之子荆王李元景的女儿。

四子房遗义,娶吴氏。

孙:房承先,房遗义之子,朝议郎、行东海郡录事参军。开元三年(715年)卒,年三十八 曾孙:房安禹,开封尉、右骁卫骑曹

曾孙:房晋晋,早卒

女儿

房氏(传说名房奉珠,韩王李元嘉王妃)。

房氏,嫁莱州刺史兼莱州港造船使郑仁恺。

祖籍与葬处

祖籍争议

按照史书记载,房玄龄的祖籍位于当时的齐州临淄,史学家对于其祖籍所在地颇有争议,一说为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相公庄镇房庄村,一说为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北部。 

葬处

房玄龄死后赐葬昭陵。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陵墓,位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东北部。

 

查看更多>>

狄仁杰

人物生平

早期事迹

狄仁杰早年考中明经科,出任汴州判佐,后在阎立本的推荐下,担任并州都督府法曹。 

后来,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一年之内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却无一人冤诉,一时名声大振。 

尽忠职守

676年(仪凤元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昭陵柏树,唐高宗要处死他们,狄仁杰却认为他们不应判死罪。唐高宗怒道:“他们是让我作不孝之子,必须要杀他们。”狄仁杰道:“汉朝时有人盗取高庙玉环,汉文帝想要灭其族,张释之直谏道:‘假如盗取了长陵一把土,将如何按律加其罪?’于是罪只杀一人。陛下的法律悬挂在宫外阙门上,法律规定本来就有差别等次的,罪不至于死而让他们去死,这是什么缘故呢?现在误砍一株柏树,就杀掉二位大臣,后世之人将说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呢?”高宗于是免去了二人的死罪。几日后,狄仁杰被授予为侍御史。 

679年(调露元年),司农卿韦机督建完成宿羽、高山、上阳等宫,狄仁杰以宫室太过壮丽为由上表弹劾,韦机因此被免官。不久,狄仁杰又弹劾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跋扈,请求交付法司审理。高宗下诏宽宥,狄仁杰道:“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是却不缺王本立这种人。陛下为什么要爱惜此人,而亏损王法呢!如果一定要宽赦王本立,就请把臣贬到没人的地方,给将来忠贞的人作为警戒!”王本立因此被治罪。 

不久,狄仁杰加朝散大夫,又改任度支郎中,并在高宗前往汾阳宫(在今山西静乐县)时,充任知顿使。 

治理地方

686年(垂拱二年),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在任内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深受拥戴,宁州百姓还为他立碑颂扬。当时,右台监察御史郭翰巡察陇右诸州县,弹劾了大批官员。到达宁州后,见颂扬刺史美德的人不绝于路,郭翰对人说:“一到州境内,就知道治理的如何了。”于是向朝廷推荐狄仁杰。不久,狄仁杰被征拜为冬官侍郎。 

688年(垂拱四年),狄仁杰充任江南巡抚使。当时,江南之地有很多民间自行设立的祠庙,狄仁杰奏请焚毁1700余所,只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不久,狄仁杰改任文昌右丞,又出为豫州刺史。 

当时,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反抗武则天失败,六七百人受到株连,五千余人没入官籍。司刑使逼狄仁杰行刑,狄仁杰认为判决有误,请求延缓行刑,然后秘奏武则天道:“我本想正大光明的上奏,但似乎有谋逆的人说清之嫌;但是如果我明白什么是对的又不说的话,恐怕违背了陛下您怜悯天下百姓之心。这些人做出谋逆之事并非他们自愿,希望您怜悯他们的不得已。”武则天就下旨赦免了她们的死罪,改为发配到丰州。囚犯们被押至宁州时,宁州父老到郊外迎接,并道:“是我们的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吧?”于是囚犯们相互搀扶着到百姓为狄仁杰立的石碑旁哭成一片,斋戒三日,这才离开宁州。囚犯们到丰州后,又为狄仁杰立碑,以颂恩德。 

当时,宰相张光辅率军讨平李贞之乱,部下将士自恃功劳,大肆勒索,狄仁杰一概不予听从。张光辅怒道:“你这州官是要怠慢元帅吗?”狄仁杰说:“祸乱河南的只是一个李贞而已。现在一个李贞死了,而千万个李贞又生了。”张光辅不解其意,狄仁杰道:“您率领三十万军队平定叛乱,但是不能约束士兵,纵容他们的暴行,那些无辜百姓死亡惨重,不忍目睹,这不是一个越王死了而千万个越王又生了吗?况且,那些遭胁迫跟随越王的人,他们势必不愿坚守,等到朝廷军队突然攻来之后,放弃城池归顺朝廷的不可胜数,那些归顺的人顺着绳子从城墙上滑下,城池四周踏出一条条的小路,你为什么纵容那些贪求战功的人,去追杀这些准备归顺投降的人呢?只恐怕冤声沸腾直冲九霄云天!我如能请来尚方斩马剑,就杀了你这罪人,到时我再向朝廷请罪,即使我死了,我的功德也将永远铭记在百姓的心中。”张光辅无言以对,但是却怀恨在心,回朝后便弹劾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后出任洛州司马。 

被诬谋反

691年(天授二年)九月,狄仁杰升任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的时候,有很多好的政绩,你

想知道是谁中伤你的么?”狄仁杰回答道:“如果陛下认为我错了,我就改过;如果陛下明白我并无过错,这是我的幸运。我不想知道中伤我的人是谁,并把他当做我的朋友,我情愿不知道。”武则天叹服。 

692年(长寿元年),来俊臣诬陷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规定,一经审问即承认谋反的人可以减免死罪。狄仁杰下狱后,认罪道:“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只待来日行刑,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向狱吏借来笔墨,从被子上撕下一块帛,书写冤屈情况,塞在棉衣里,让人送回家去。看守的王德寿丝毫没有怀疑。 

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到帛书后,持信上告。武则天看了帛书,质问来俊臣。来俊臣道:“狄仁杰等入狱后,我并未用刑,假如没有事实,怎么肯承认谋反!”武则天便命人前往查看,来俊臣伪造狄仁杰等的谢死罪表,让使者上奏武则天。 

武则天召见狄仁杰,问道:“你为什么承认造反?”狄仁杰道:“我如果不承认造反,已经死于酷刑了。”武则天又问:“那你为什么作谢死表?”狄仁杰道:“我没有写过。”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知道是伪造的,于是下令将狄仁杰释放,贬为彭泽令。此后,武承嗣多次奏请诛杀狄仁杰,都被武则天拒绝。 

再次拜相

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作乱,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一时间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任刺史尽趋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人听闻后,退兵而去。不久,狄仁杰改任幽州都督,获赐紫袍、龟带。武则天还在紫袍上书写了十二个金字,以表彰狄仁杰的忠诚。 

697年(神功元年),狄仁杰升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当时,朝廷征发百姓戍守安西四镇,以致怨声载道。狄仁杰为此上表劝谏,又建议废除安东都护府、重立高氏为君主,暂停江南粮草运输、抚慰河北。朝廷虽未采纳,但有识之士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不久,狄仁杰代理纳言,兼右肃政台御史大夫。 

请立太子

698年(圣历元年),武则天欲立梁王武三思为皇太子,询问宰相们的意见。狄仁杰道:“我看天下人都还思念唐朝,若立太子,非庐陵王不可。”武则天大怒。后来,武则天对狄仁杰道:“我梦见下了好几盘双陆都没有赢,这是什么原因?”狄仁杰回答道:“双陆

不胜,是因为无子,这是天意在警示陛下。太子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动,天下就危险了。姑侄与母子谁更亲?您立庐陵王,那您千秋万岁后可以配享宗庙。若立三思,从没听说有将姑姑配享宗庙的?”武则天醒悟,当天便派人到房州迎接庐陵王李显。 

不久,李显到达洛阳。武则天把李显藏在帐后,召见狄仁杰。说起庐陵王之事,狄仁杰恳请意切,哭泣不止。武则天让李显出来,对狄仁杰道:“把皇太子还给你。”狄仁杰跪拜叩头,又道:“太子回来了,还没人知道,人言纷纷,怎么才能让人相信呢?”武则天便让李显住在龙门,按礼节迎接回宫,满朝文武、天下百姓都十分高兴。当初,吉顼、李昭德多次请求太子回宫,武则天都不肯答应。只有狄仁杰以母子天性为说词,最终感动了武则天,恢复了唐朝的嗣统。 

同年秋天,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元帅前往征讨,并让他便宜行事。突厥杀尽所掠掳的男女达万余人,由五回道退回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后改任河北安抚大使。当时,百姓大都被突厥胁从,突厥兵离开后,因害怕被杀就纷纷逃跑或隐藏。狄仁杰上奏皇帝后,赦免河北诸州百姓,使他们回乡生产。 

晚年生活

700年(久视元年),狄仁杰进封内史。不久,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当时,有个胡僧请武则天去参观埋葬佛舍利,武则天应允。狄仁杰跪在马前,劝道:“佛是戎狄的神,不值得让皇帝屈尊驾临。那胡僧诡计多端,是想借此迷惑百姓。况且,沿途山路艰险狭窄,容纳不下多少侍卫,不是皇帝所应当去的地方。”武则天便在中途返回,道:“我是为了成全狄公的正气。” 

武则天对狄仁杰非常敬重,常尊称他为国老,从不直呼其名,对他的退休请求不予批准,还不让他行跪拜之礼,道:“每当看到您跪拜的时候,朕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武则天还免除狄仁杰晚上在宫中值班的义务,并告诫官员道:“如果没有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就不要去打扰狄公了。” 

同年九月,狄仁杰病逝,终年七十一岁。武则天闻听后,哭道:“朝堂空了。”追赠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并废朝三日。此后,每当有朝廷大事不能决断时,武则天都叹道:“老天为什么这么早夺走我的国老。” 

705年(神龙元年),李显复位,是为唐中宗,追赠狄仁杰为司空。唐睿宗继位后,又追封狄仁杰为梁国公。 

轶事典故

无暇语俗吏

狄仁杰小时,家里有个门人被害,县吏前来查问。众人都争相回答申辩,只有狄仁杰自顾看书,不理不睬。县吏责问他,狄仁杰道:“书中列位圣贤都在,我还未与圣贤有所沟通,哪有时间和世俗的官吏说话呢?” 

沧海遗珠

狄仁杰担任汴州判佐时,被小吏诬告。当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在审问之时发现他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称赞道:“孔子说:‘观过知仁矣。’你可以称得上是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白云亲舍

狄仁杰在并州时,父母远在河阳(今河南孟县),他登上太行山,回首南望,见一片白云在飘飞,对左右的人说:“我的双亲就往在那片白云下面。”他怅望了好久,直到那片白云散去才离开。 

义感长史

狄仁杰在并州时,同府法曹郑崇质要到很远的地方出使,但是他的母亲年老多病。狄仁杰便对他说:“你母亲病重,而你却要出远门,怎么能让亲人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你担心呢?”于是去见并州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出行。蔺仁基非常感动,联想到自己与司马李孝廉之间的不和,深感惭愧,主动与李孝廉和解。 

不信妖言

唐高宗前往汾阳宫时,途径妒女祠。当时,民间认为穿着华丽的衣服经过妒女祠,会招致风雷之灾。并州长史李冲玄便要征发数万人另外开辟一条御道,狄仁杰道:“皇帝出行,有千乘万骑扈从,风伯为之清尘,雨师前来洒道,还怕什么妒女?”于是制止了这次徭役。唐高宗得知后,叹道:“真是个大丈夫啊!” 

常事归有司

狄仁杰任宰相时,太学生请假之事,也要经武则天批准。狄仁杰道:“臣听说君主只有生杀之权自己掌握,其他的都交付给相关部门。太学生请假,是国子监丞、主簿管的事,如果天子为这种事发布敕令,则天下的事要发布多少敕令才能处理完!一定要不违反人们的意愿,请全面为他们建立制度就可以了。”武则天听取了他的意见。 

舍己全人

狄仁杰被诬陷下狱,判官王德寿对他道:“您一定能减免死罪了。我想找一个升迁阶梯,想请您攀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道:“怎么攀连他?”王德寿道:“您在礼部时,杨执柔为礼部员外郎,这样可以攀连到他。”狄仁杰怒道:“皇天后土在上,你竟然让我狄仁杰做这种事!”说完,以头撞柱,血流满面。王德寿吓得赶紧溜掉。 

保荐良将

李楷固、骆务整是契丹李尽忠部将,随李尽忠侵略唐朝边境,数次挫败唐军。后来,二人兵败降唐,法司请依法论罪。狄仁杰认为,他们二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戴德,于是请求赦免二将。亲友都劝他,狄仁杰道:“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怎能为自己打算。”武则天便赦免二将,并在狄仁杰的奏请下,任命他们官职,讨伐契丹余党。后来,二将扫平契丹,献俘含枢殿。武则天大喜,大宴群臣,并向狄仁杰举杯劝酒,道:“这是你的功劳啊。”狄仁杰则道:“这靠的是陛下威灵,将帅尽力,我有什么功劳。” 

武后罢役

武则天要造一座大佛像,需花费数百万钱,官府库存不够,就令天下的和尚每天施舍一钱相助。狄仁杰进谏道:“做工不能役使鬼,必定要役使人;庄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终究是由地里长出来的。不损害百姓,还有什么可求的?现在边境未得安宁,应当放宽徭役,免去不急需办的事务。即使雇请工匠劳作,以此接济穷人,但误了农时,也是放弃根本。况且,没有官助,按理难以办成。既费官府财物,又耗尽人力,如一方有灾难,那用什么去救济呢?”武则天道:“你是在教我向善,我怎能不听!”因此作罢。 

举荐张柬之

武则天曾问狄仁杰:“朕希望能找到一位杰出的人才委以重任,您看谁合适呢?”狄仁杰问道:“不知道陛下想让他担任什么职务?”武则天说:“我想让他担任将相。”狄仁杰回答道:“如果您所要的是文采风流的人才,那么苏味道、李峤本来就是合适的人选。如果您一定要找出类拔萃的奇才,那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了,他的年纪虽然老了一些,但却有宰相之才。”武则天于是提拔张柬之为洛州司马。几天之后,武则天又要求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回答说:“我前几天推荐的张柬之,您还没有任用呢。”武则天说:“我已经给他升了官了。”狄仁杰回答说:“我所推荐的张柬之是可以作宰相的人才,不是用来作一个司马的。”武则天于是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过了很长时间,终于任命他为宰相。 

桃李满天下

狄仁杰先后举荐荆州长史张柬之、夏官侍郎姚崇、监察御史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唐代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门下。”狄仁杰回答说:“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 

嘲讽正员官

起初,每次审理案件时,员外郎大多只能随声附和正官的裁决。后来,狄仁杰任司农员外郎,对此非常不满,道:“员外郎如同侧室,正员官位居正房,这实在太难侍候女主人了,怎么干也得不到一点儿笑脸。”正员官听后,很是羞惭惶恐。 

羞辱张昌宗

武则天曾把南海郡进献的集翠裘赏赐给男宠张昌宗,让他当面穿上,一起玩双陆游戏。这时,狄仁杰进来奏事,武则天就让狄仁杰和张昌宗玩双陆。狄仁杰就座后,武则天问:“你们赌什么东西?”狄仁杰回答道:“三局两胜,就赌张昌宗身上这件皮袍。”武则天又问:“你用什么东西相抵呢?”狄仁杰指着身上穿的紫袍道:“我用这个。”武则天笑道:“你还不知道,他身上这件皮袍价钱超过千金呢!可你那件,和它没法对等!”狄仁杰道:“我这件袍子,是大臣朝见天子时所穿的,高贵无价;而张昌宗的这件,只不过是受到宠幸的衣服。两件相对,我还不服气呢!”武则只得应允。张昌宗因感到羞赧沮丧,气势不振,沉默无语,连连败北,最后只好把集翠裘交给狄仁杰。狄仁杰离去后,将集翠裘送给一个家奴穿上,策马而去。 

人物评价

总评

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狄仁杰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狄仁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历代评价

阎立本: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蔺仁基: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石敬瑭:唐梁国公狄仁杰,禀五行正气,耸九谏直操,鼎祚危而复安,黔庶否而获泰。惠流河北,名振寰中,惟尔事君,无愧臣节,用光遗像,式示明恩。论道

经邦,著周官之贵位;贞魂毅魄,焕魏土之灵祠,昭是宠嘉,永光缇素。 

刘昫: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许之太甚。答曰:当革命之时,朋邪甚众,非推诚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与于此乎!仁杰流死不避,骨鲠有彰,虽逢好杀无辜,能使终畏大义。竟存天下,岂不然乎! 

欧阳修: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人不及知。故唐吕温颂之曰:“取日虞渊,洗光咸池。潜授五龙,夹之以飞。”世以为名言。 

范仲淹:商有三仁,弗救其灭;汉有四皓,正于未夺。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鶱,诉大川以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一朝感通,群阴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发灵,万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当! 

张商英:诸葛武侯、狄梁,公正人之杰也。武侯处三分偏安、敌强君庸,危难疑嫌莫过如此。梁公处周唐反变、奸后昏主,危难嫌疑莫过于此。为武侯难,为梁公更难,谓之人杰,真人杰也。 

谢肇淛: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绩;姚广孝之佐靖难也,有化国之勋。 

李贽:悟于黄帝、老子之旨,同尘合污,与世委蛇。对主褫裘,当朝纵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矣。 

归有光: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 

王夫之:若夫社稷臣者,以死卫主,而从容以处,期不自丧其臣节,如谢安之于桓温,狄仁杰之于武氏,亦岂矫矫自矜以要权奸之知遇乎? 

康熙帝:仁杰在当时为诸臣第一,武后亦以第一流目之。人臣特患不能竭忠为国尔,若果尽诚无二,不以身家为念,虽当艰危之际亦可深䝉主眷。况朝廷清明乎? 

乾隆帝:余少时亦有仁杰,非感知己之深,乃服其韬晦,且以复唐自任之论,今以武氏始终夺唐祚及仁杰不能匡复观之,未免失言。 

蔡东藩:当日者嬖幸擅权,盈廷芜秽,无一非武氏家奴,惟娄狄二公,以功名终,颇有重名,然娄师德只务圆融,不知大体,所差强人意者,惟狄仁杰一人。 

个人作品

狄仁杰著有文集十卷,《家范》一卷。 

《全唐诗》收录有其诗1首:《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 

《全唐文》收录有其文9篇:《奏从越王举兵诖误免死表》、《请拔安东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请曲赦河北诸州疏》、《谏造大像疏》、《谏杀误斫昭陵柏者疏》、《乞免民租疏》、《檄告西楚霸王文》、《吁神文》 

家庭成员

祖父:狄孝绪,曾任尚书左丞。 

父亲:狄知逊,曾任夔州长史。 

儿子:狄光嗣,历任司府丞、户部员外郎、淄许贝三州刺史、太府少卿、扬州长史、歙州别驾。 

儿子:狄光远,曾持狄仁杰所写的帛书向武则天鸣冤。 

儿子:狄景晖,曾任魏州司功参军,因贪婪残暴,受到百姓的痛恨,狄仁杰的生祠也因此被砸毁。 

史籍记载

《旧唐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三十九》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列传第四十》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纪十八》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唐纪二十一》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唐纪二十二》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唐纪二十三》 

后世纪念

狄仁杰墓

狄仁杰墓位于洛阳城东十二公里的白马寺旁(现被圈入白马寺),为一圆形土丘。墓前今存碑石两方,较大的石方上书“有唐忠臣狄梁公墓”八字。

狄公祠

狄公祠位于江西彭泽县黄岭乡姚家村西,原为唐旧县街北门衙狱。据彭泽县志记载,狄仁杰任彭泽令期间,将囚犯免除死罪,囚犯以土在狱侧积成小丘,称为“纵囚墩”,后人在纵囚墩上建狄公祠。 

狄梁公街

狄梁公街位于山西太原市崇善寺北端东侧,原名狄公祠街。 

狄村

狄村是狄仁杰的故里,在太原市老城区南郊(建南汽车站附近),村旁西北有狄母手植的槐树,称唐槐,并有“狄梁公故里”石碑。 

文学形象

清朝公案小说《狄公案》,原名《武则天四大奇案》,又名《狄梁公全传》、《狄梁公四大奇案》,讲述狄仁杰任昌平县令时平断冤狱及任宰相时整肃朝纲的故事。 

荷兰外交家高罗佩曾根据中国小说创作《大唐狄公案》。

 

查看更多>>

王安石

人物生平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 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 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书》,以封建国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职责为根据,提出在救荒时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他讲道:“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有学者认为董煟提出了系统的赈济学说理论,特别提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为后世的救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还特别注重仓储在救灾救济中的作用。历代出现过的仓储形式在宋代几乎都曾设立过,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另外还有广惠仓、半储仓、平余仓则是宋代的创举。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诏设置广惠仓,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 

陈说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 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恳辞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 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 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众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 

宋英宗继位后(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越次入对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 ,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变法

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新旧党争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 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皆被罢出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对他非常信任。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罢相始末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病逝江宁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 

主要成就

变法革新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积贫局面的改变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积弱局面的改善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 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学成就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散文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论说文,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结构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 ,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为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陈己见,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独特风貌,如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亦记游,亦说理。 

诗歌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前期创作主要是“不平则鸣”,注重社会现实,反映下层人民的痛苦,倾向性十分鲜明,风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坛后,心情渐趋平淡,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后期创作“穷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诗歌艺术,重炼意和修辞,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大致可分为抒写情志和阐释佛理两类,“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 其抒情词作,写物咏怀,多选空阔苍茫、淡远纯朴的形象,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豪纵沉郁,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人物评价

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曾公亮: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张芸叟: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严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崔鶠: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敖器之: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颜习斋:①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②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蔡上翔: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蔡东藩: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梁启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列宁: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毛泽东:(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黄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余英时: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主要作品

存世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散文《伤仲永》《登飞来峰》《上仁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材论》《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慈溪县学记》《扬州新园亭记》《上人书》《祭欧阳文忠公文》 
诗歌
  

《明妃曲二首》《书湖阴先生壁》 《棋》 《泊船瓜洲》 《与薛肇明弈棋赌》 《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驿》 《示长安君》 《郊行》《登飞来峰》《千秋岁引》《梅花》《明妃曲二首》《梅花》《元日》《登飞来峰》《商鞅》《书湖阴先生壁》《棋》《春夜》《北山》《苏秦》《胡笳十八拍十八首》《梦中作》


  
《桂枝香·金陵怀古》 《南乡子·自古帝王州》《渔家傲·灯火已收正月半》 《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 《清平乐·留春不住》《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千秋岁引·秋景》《菩萨蛮·集句》《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

史书记载

范冲等《神宗实录》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轶事典故

拗相公

明末冯梦龙纂辑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王安石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将它归到王安石名下。“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后世对这三句话多加褒奖,认为它表达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精神态度。王安石正是以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清廉朴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不迩声色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千锤百炼

王安石作《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江南岸”,觉得不好,后来改为“”字,读了几遍,又嫌不好;又改为“”字,然后又改为“”字,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 “春风又绿江南岸”。 

囚首丧面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王安石的这些恶习众所周知。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任扬州知府,王安石为签判,成了韩琦的幕僚。王安石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差的时候时多来不及洗漱装扮。韩琦以为王安石夜夜寻欢作乐,就劝他不可荒废读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才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 

家族成员

辈分关系人物简介
祖父辈
  

祖父

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
  



祖母
  
谢氏,色和容谨,行俭而勤。为妇顺,为母慈,相夫教子,颇见其效。
叔祖

王贯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于陈尧咨榜中进士。 


父辈
  
父亲
  

王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姨母徐氏,王益前妻
生母
  
吴氏,抚州金溪人,王益的续弦(第二任妻子)。
平辈
  
长兄
  
王安仁,徐氏之子,皇祐元年冯京榜进士。
二兄
  

王安道(1017年-1051年),字仁甫,徐氏之子,曾授衡州军司法参军。


大弟王安国(1028年-1074年),字平甫,曾任武昌军节度推官,西京国子教授。
  

二弟王安世(?-1059年),曾任太平州当涂县主簿。
  

三弟王安上,字纯甫。 
四弟

王安礼(1034年-1095年),字和甫,官至尚书左丞。


大妹嫁与江阴张奎
二妹嫁与江阴朱明之
三妹嫁与扬州沈季长
子女
  
长子
  

王雱(1044-1076年),与其父王安石、叔父王安国并称“临川三王”。

次子
  
王旁 
早夭之子
  

于群牧判官任上所生之子(1055年—1057年)。 


长女

吴氏,嫁建州浦城吴充之子吴安持。 


次女
  
蔡氏,嫁蔡京之弟蔡卞。
  

早夭之女 于鄞县所生之女(1047年4 月—1048年6 月)。 
孙辈
  
孙子王桐(约1084年—1113年),王旁之子,娶有宜人郑氏为妻,育有两子王璹、王珏。 
继孙

王棣,王雱的过继子,曾任太仆少卿。 


长曾孙

王璹:王桐之子,宣和四年(1122年),靠其曾祖王安石祖荫任宣义郎。 


次曾孙王珏:王桐之子,王璹之弟。参与北伐、许身国是。

(注:王安石家世资料参考来源: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后世纪念

故里

王安石故里目前有临川和东乡两种说法, 东乡王安石故里位于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距离县中心25公里,该村始建于北宋、迄今已逾千年,保存下来的建筑主要是明清以来修建的,是展示中国明清建筑艺术及其发展历史的文物保护区,存世有100余栋古代建筑和十多处和王安石有关的遗迹,1985年,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点。2000年7月,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景点有世宦祠、西引寺、龙安殿、荆公桥、荆公陂、荆公别墅、荆国世第门楼等遗址。 

墓葬

据史载,王安石病逝后,葬钟山南麓东三里,原宝公塔与草堂寺之间。王安石家人,除父亲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生母吴氏,弟王安国、王安礼,子王雱也葬于钟山南麓。墓前有华表、坟庵,两侧有树木拱抱。明初,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被朱元璋选为陵寝之地后,靠近陵寝的蒋山寺宝公塔、八功德水等古迹被迁走。王安石及其家族墓亦被迁走。一说是迁至麒麟门,另一说是迁回老家江西。 

纪念馆

江西抚州王安石纪念馆

抚州王安石纪念馆,于1986年11月建成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20亩,抚州王安石纪念馆建筑面积1560平方米,陈列厅60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江南园林意境和宋代建筑遗韵的仿宋府第园林式建筑群。馆内有门楼、隐壁、水榭、碑廊、亭台、荷池、曲桥,辟有问月轩、蹄躅园、辛夷园、荆公亭、怀文堂等园林景观。 

浙江鄞县王安石纪念馆

位于浙江鄞县忠应庙内,以照片、绘画、实物等展品生动形象地介绍了王安石的生平和治鄞政绩,以纪念他在鄞县时的每项改革。馆内陈列有“王安石在鄞史迹”,分“荆公年谱”、“治鄞方略”、“重修东湖”、“兴学教化”、“咏鄞风采”、“丰碑永存”、“湖区新貌”等7个部分。

查看更多>>

耶律楚材

人物生平

耶律楚材在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1190年7月24日)生于燕京(今北京),他出身契丹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其名及字均取自《春秋左氏传》中的“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蒙古名吾图撒合里,意为“长髯人”。

明昌二年(1191年)六月,耶律履去世,耶律楚材时年两岁(另有明昌元年及明昌三年去世之说 ),随母杨氏定居义州弘政(今锦州义县),受到母亲全面的教育,十二岁时入闾山显州书院 ,十三岁时学习诗书 。

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仕于金朝,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了。

泰和六年(1206年),根据金朝制度,宰相的儿子能够被赐予省掾之职,耶律楚材没有到任。想要参与科举考试,章宗询问参与考试之人关于审案的多件事。当时有十七人参与考试,而只有耶律楚材的回答为优等,于是被征召授予掾职,后任开州同知。

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南迁至汴京,耶律楚材之兄耶律辨才、耶律善才均随行。而耶律楚材留在中都,被留守燕京的丞相完颜承晖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

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蒙古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得知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据格鲁塞《草原帝国》记载:“占领北京后,在愿意支持蒙古统治的俘虏中,成吉思汗选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博得成吉思汗的喜爱,被任命为辅臣。

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

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贪暴之风稍敛。

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倡立朝仪,劝亲王察合台(太宗兄)等人行君臣礼,以尊汗权。从此更日益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 。初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建议颁行《便宜一十八事》 ,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设置燕京等处十路征收课税所。

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任中书令(宰相)。此后,他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 、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 的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主要有保护农业,实行封建赋税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提拔重用儒臣 ;反对屠杀生命,保护百姓生命;禁止掠民为驱,实行编户制度;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使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耶律楚材还主张用孔孟之道作为治国之民的原则,还用儒士来担任各级官吏。耶律楚才不愧为“治天下匠”,为蒙古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促进蒙古贵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蒙古人为了纪念耶律楚材的功劳,专门为他修建了祭祠,至今还保存在北京颐和园里。 

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多有襄助之功。皇后脱列哥那称制时,因屡弹劾皇后宠信之奥都剌合蛮,渐被排挤。

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五月十四日(6月20日),耶律楚材悲愤而死。“砥柱中流断,藏舟半夜移”,消息传出,倾国悲哀,许多蒙古人都痛哭,如同失去自己的亲人。汉族的士大夫更是流着眼泪凭吊这位功勋卓著的契丹族政治家,他们的良师益友。蒙古国数日内不闻乐声。 正如其同时代人暮之谦在《中书耶律公挽词》中所言:忽报台星折,仍结薤露新,斯民感天极,洒泪叫苍旻。

耶律楚材死后,乃马后真遵照其遗愿,将他的遗体运回燕京故里,安葬在耶律楚材生前非常眷恋的玉泉山下的瓮山泊(今昆明湖)之滨,与先于他去世的夫人合葬。并为其建庙立像,仪式极为隆重。

至顺元年(1330年),追赠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 

主要成就

政治

蒙古建国

蒙古建国之初,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只有万户、千户、百户等统帅军队的长官,没有治理政事的长官,攻下城镇后不派兵镇守(无序守护基本屠杀光了)。耶律楚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出建议:“地方上应设置官吏统治老百姓,另设万户总管军队,使军政相互遏制,防止独断独行。”窝阔台采纳了。窝阔台还根据他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了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

蒙古军队侵略亚欧各国和征服国内各民族的时候,曾执行残酷的屠城政策。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屠城的事渐渐少了。成吉思汗并没有制定完整的法律,“札撒黑”只是一种适用于草原的习惯法。蒙古统制范围扩大到中原以后,刑事案件大大增加了,情况也复杂得多了,耶律楚材提出《便宜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严禁地方官吏擅自滥杀老百姓,不准商人财主贪污公物,打击地痞流氓杀人盗窃,禁止地主富豪夺取农民田地,这样,社会秩序就渐渐安定了下来。

此外,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窝阔台改变了过去“裂土分区”的分封制,在各地设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并定下“五个丝”制(5个人缴纳1斤丝),把征税的权力收归中央。

制定礼节

太宗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参照中原王朝的礼仪,为他制定了登基的仪式,并劝服窝阔台的哥哥察合台率领皇族中长辈向他行参拜大礼。参拜礼节的制定,使大汗在蒙古贵族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和巩固,增加了大汗的威严和权力。这是耶律楚材推行自己的主张,按中央集权的方式向蒙古统治者施加影响的第一步。

实行政策

经济政策

在经济上,耶律楚材针对中原腹地遭受多年的战争破坏,生产凋敝,百姓困苦的情况,主张轻徭薄赋,爱惜民力,发展生产。

军事政策

军事上,耶律楚材提出改革蒙古族军民一体的治理方法,主张军民分治,设立州县,管理民政;设置万户所,负责军政;课税所负责征收赋税。这样就把军权、政权和财权分割开来,可以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协调了汉族地主和蒙古贵族之间的矛盾,巩固了蒙古的统治基础,加速了蒙古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政治的步伐,对蒙古和中原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教育政策

教育上,耶律楚材大力倡导儒学,推崇孔子。他征得太宗的同意,修复了孔庙,优待孔子后裔,建立了国子学,用封建文化教育民众。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又提出恢复科举取士。第二年,元朝首次开科取士,一次录取了4000多人。科举考试的恢复,提高了中原儒生的地位,为国家发现招揽了大量的人才,为忽必烈时期蒙古帝国的发展繁荣积蓄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阻止屠杀

耶律楚材还坚决反对战争中的残暴行为 。蒙古惯例,对拼死抵抗的城池,城破之时,就要屠城,作为报复。耶律楚材力劝太宗改变这种野蛮做法,保全普通百姓生命。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场毁灭中原农业文明的浩劫被阻止了,中原千百万生灵被保全了下来。这是耶律楚材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最大的贡献。

保护人才

耶律楚材为了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 ,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但是基本未被采纳。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 。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 ,皆由儒士担任 。详情如下:燕京陈时可、赵肪,宣德刘中、刘桓,西京周立和王贞,太原吕振、刘子振 ,平阳杨简、高廷英,真定王晋、贾从,东平张瑜、王锐,北京王德亨、侯显,平州 夹谷永(女真人)、程泰,济南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文化政策

在蒙古灭金国、吐蕃、大理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 。”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汉化贵族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崇尚汉文化,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

社会改革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中原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大汗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大相径庭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开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帝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理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耶律楚材封地为真定路鼓城、安平、饶阳、武强等地。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耶律楚材的政治愿望在忽必烈汗时期的实现。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中原王朝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今西藏、尼泊尔等地)。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64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金朝人和南宋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文学

耶律楚材多才多艺,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卓越修养和多种贡献。他是中国提出经度概念的第一人,编有《西征庚午元历》,还主持修订了《大明历》。他酷爱诗歌,写过不少诗作,现存于世的有《湛然居士文集》共14卷。

他曾随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远征四方,写下了大量诗歌,其《湛然居士文集》收录了660余首诗。他的诗应酬之作颇多,往往流于率易,缺少锤炼。他曾随蒙古大军西征万里,熟悉边疆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在诗中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奇瑰壮丽的西域风光。其西域诗有50余首,其中《西域河中十咏》尤为人称道,如:“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蒲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酿酒无输课,耕田不纳租。西行万余里,谁谓乃良图。”这些诗篇是后人研究西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耶律楚材尤其擅写律诗,诗文集中尤多七律。如《庚辰西域清明》:“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许情。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肠乱,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如《阴山》:“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罗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如《和移刺继先韵》:“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瀚海路难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飞稀。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去国迟迟情几许,倚楼空望白云飞。”他的律诗韵律流畅沉稳,风骨雄健豪放,境界开阔,情调苍凉。耶律楚材也能填词,如《鹧鸪天·题七真洞》:“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沈思到酒边?”词中化用黄庭坚的诗句表达了对世事变迁的感慨。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称其文集“中多禅悦之语。其诗亦质率,间有可采者”,并举其《赠李郡王笔》、《寄平阳净名院润老》、《过武川赠仆散令人》、《过燕京和陈秀玉韵》、《赠蒲察元帅》、《河中游西园》、《壬午元日》等几首作品,称“已上数作,颇有风味,皆从军西域之作也。” 

耶律楚材作为契丹后人,十分重视保存辽代文化。现存辽代篇幅最长的契丹语诗篇《醉义歌》就是由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七言歌行体长诗并保存于《湛然居士文集》中。就其文化贡献而言,耶律楚材是足以彪炳史册的巨人。

书法

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耶律楚材少年时受金代文化影响至深,在赵孟頫扭转金及南宋末午书法流风之前,他的书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元史》本传称其:“善书,晚年所作字画尤劲健,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他的书法继承了唐宋颜真卿,黄庭坚书风,雄放刚健、硬拙挺拔,以端严刚劲著称,有“河朔伟气”,与后来赵孟頫提倡的晋人韵味迥异。明人宋濂说:“耶律文正晚年所作字画尤劲健,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

人物评价

总评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帝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具体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

历代评价

李微:世之作文者非不众也,言语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业,任大持重,不若昔之人者,其胸中所养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几乎!公当圣朝开创之际,膺监梅鼎鼐之任,仰赞天子,茂弘德威,臣上古所不臣之国,籍禹贡所不籍之地,公之功业著见於天下炳如日星,虽月氏殊俗,蛮荆远方,莫不仰戴其威名。观其从事征讨,军务倥偬,宜其不暇留意于文字间,然雄篇杰句,散落人间复如彼其多。或吟咏其情性,或寄意於玄机,千汇万状,会归於正,皆肆笔而成,若不用意为者。人虽服其精敏,意者何为而能然耶?殊不知公善养其浩然之气,充於其中,形於言动,发於功业,见於文章,有不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谓乎! 

宋子贞:天姿英迈,回出人表。虽案牍满前,左酬右答,咸适其当。又能以忠勤自将,尝会计天下九年之赋,毫厘有差,则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简傲,及一被接纳,则和气温温,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产,家财未尝问其出入...笃于好学,不舍昼夜...其学务为该洽。凡星历、医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 

王邻:中书湛然有天然之才,如宝鉴无尘,寒冰绝翳。 

宋濂:① 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②楚材当国日久,得禄分其亲族,未尝私以官。 ③惟楚有材,晋实用之。达人先知,曰千里驹。堂堂中书,执政之枢。相我太宗,拓开鸿基。拱立龙庭,上陈帝谟。三灵协和,万象昭苏。舒吾阳和,脱被翦屠。人文褰开,民献争趍。于变时雍,上登黄虞。厥功何如,请视鼎彝。 

王世贞:吾尝谓元有三仁(耶律楚材、廉希宪、伯颜)焉,楚材调乳虎而驯之,使不尽血牙中国,又能以死塞利孔,其仁蔽天地矣。 

郭子章:耶律楚材,辽宗室子也,辽亡于金,而借元蹙金,其名曰报怨,张良之徒也。 

张燧:胜国初,欲尽歼华人,得耶律楚材谏而止。又欲除张、王、赵、刘、李五大姓,楚材又谏止之。 

顾嗣立:按元裕之《中州集》载右相文献公诗。又称赵闲闲为吾道主盟,李屏山为中州豪杰。知晋卿学问渊源有自来矣。旁通诣极,而要以儒者为归。故当经营创制之初,驰驱绝域,宜若无暇于文。而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非偶然也。 

汪由敦:楚材事太祖、太宗,历三十余年,时方草昧,一切定赋税,分郡县,籍户口,别军民,皆其所经理。尝谓治弓尚须用弓匠,治天下安可不用天下匠?遇所不便于民,必力争不少屈,至有厌其为百姓哭者。卒赖其规画,法制粗立,民得宁息。故论有元一代名相,必以楚材为称首。 

纪昀:史称其旁通天文、地理、术数及二氏、医卜之说,宜其多有发挥。而文止於斯,不敌诗之三四,意者尚有佚遗欤。...考僧行秀所作《集序》,称楚材年二十七,受显诀於万松,尽弃宿学。其耽玩佛经,盖亦出於素习。...今观其诗,语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虽时时出入内典,而大旨必归於风教。邻之所云,殆为能得其真矣。 

柯劭忞:蒙古初入中原,政无纪纲,遗民惵惵不保旦夕。耶律楚材以民爱物之心,为直寻枉尺之计,委贽仇邦,行其所学,卒使中原百姓不至践刈于戎狄,皆夫人之力也。传所谓,自贬损以行权者,楚材其庶几欤。 

王国维:① 文正师事万松老人,称嗣法弟子从源。其于禅学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术也。公对儒者则唱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说。而寄万松老人书则又自谓此语为行权。然予谓致万松一书亦未始非公之行权也。公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绝未见有此种气象。古所谓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谓欤! ②文正以太宗辛卯领中书省,至薨凡十四年,其得君之专,行政之久,实古今所希见。太宗用公虽承太祖遗命,然十三年之间君臣无丝毫之隙。 ③蒙古之制,凡攻城而抗拒者屠之。故蒙古入中原所屠名城不可胜计。又金国南迁以后,威令不出国门,故山东、河北盗贼蠭起,其祸比蒙古尤烈。...加以蒙古入主中夏,武人专横,其君臣又绝不知有治民之术,若此时无文正人之类,正有不知其何如者。 

白寿彝:耶律楚材是十三世纪中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和大学者。就他的政治活动而言,在窝阔台时期,他主持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使蒙古游牧贵族在适应中原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以自己积极的活动促使大蒙古国居庸关内外的地方很有特色的联系在一起了。他的事业在他的晚年遭到挫折,但后来又在忽必烈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耶律楚材的活动是适应着当时的历史趋势的,因而他在历史上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 

家族成员

辈分
  
关系姓名简介
家世
  
八世祖耶律倍辽东丹王,后谥文献钦义皇帝,庙号义宗。
七世祖耶律娄国辽燕京留守政事令。
六世祖耶律国隐辽将军。
五世祖耶律合鲁辽太师。
高祖耶律胡笃辽太师。
曾祖耶律内刺辽定远将军。
祖父耶律德元金朝荣禄大夫、兴平军节度使。
父亲耶律履官至尚书右丞,谥文献。
母亲杨氏封漆水国夫人。
同辈
  
长兄耶律辨才官至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
次兄耶律善才官至龙虎卫上将军,赠工部尚书。
——妻子
  
梁氏与耶律楚材因战乱分离。
苏氏
  
苏轼四世孙威州刺史苏公弼之女。

子辈
  
长子耶律铉官至监开平仓。
次子耶律铸官至中书左丞相,追封懿宁王,谥文忠。

史料记载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列传第三十三》 

《新元史·卷一百二十七·列传第二十》 

文学形象

《神雕侠侣》


查看更多>>

张居正

人物生平

直上尽头竿

1525年(嘉靖四年),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出生。其曾祖父因做了一个这样的梦:月亮落在水瓮里,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浮起来,于是其曾祖父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1536年(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做了补府学生。一年后,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 

1567年(隆庆元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巩固国防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

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1568年(隆庆二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1572年(隆庆六年),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 。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1570年(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 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1571年(隆庆五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整顿吏治

1573年(万历元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 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1576年(万历四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1579年(万历七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钧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1580年(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改善财政

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1580年(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1571年(隆庆五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赋税改革

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最早于1531年(嘉靖十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1582年(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1567年(隆庆元年)至1579年(万历七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劳瘁而死

张居正为国事夜以继日地操劳,万历五年,多年未见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为官。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此时离开必使改革功亏一篑,他做出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明朝的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未能尽孝何来忠君。武宗朝的大学士杨廷和也是一代名辅,收到父亲的讣告即回家守制。如此一来,人情汹汹,无论是御史还是六部官员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给居正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时神宗还不能亲政,国家大政均需居正裁决,不想让居正回家守孝。最终由神宗诏谕群臣,再及张居正夺情者,诛无赦,非议才消止。 

1582年6月20日,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

1622年(天启二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为政举措

改革措施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 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二)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2)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3)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4)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意义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局限性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家庭成员

称谓(男)

姓名

称谓

姓名

爷爷

张镇(辽王府护卫)

奶奶

名字不详

父亲

张文明(秀才)

母亲

赵氏

本人

张居正(进士)

妻子

顾氏,王氏

长子

张敬修

二子

张嗣修

三子

张懋修

四子

张简修

五子

张允修

六子

张静修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明神宗实录》:“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明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明史纪事本末》:“以居正之为相也,进《四书经解》而圣学修明,进《皇陵碑》、《帝鉴图》而治具克举,请词林入直而清燕无荒,请宫费裁省而国用以裕,任曾省吾、刘显而都蛮悉平,用李成梁、戚继光而边陲坐拓,厥罪虽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更可异者,自居正以钱谷为考成,而神宗中叶大启矿税。居正以名法为科条,而神宗末造丛脞万几。呜呼!手实之祸,萌自催科,申、商之后,流为清静,则犹居正之贻患也。” 

《江陵救时之相论》:“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 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谬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馀威,以固吾幸 者,又十年也。” 

历代评价

王世贞:“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郭正域:“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后为江陵。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马之骏:“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李腾芳:“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 

朱由检:“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瞿式耜:“江陵相业故非常,身后凄凉行路伤。谁料有孙绳祖武,还能为国死封疆?当年朝局何须问?四代君恩不可忘。报答此时惟有命,精灵常在毅宗旁。” 

袁中道:“张居正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几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王思任:“昔江陵为翰编时,逢盐吏、关使、屯马使,各按差使还朝,即携一壶一榼,强投夜教,密询利害厄塞,因革损益,贪廉通阻之故。归寓,篝灯细记。留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

唐甄:“张居正之为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凛凛,各率其职,纪纲就理,朝廷肃然,其效固旦夕立见者也。为政十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尤长于用人,筹边料敌,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刘显平都蛮之乱,用凌云翼平罗旁(罗定)之乱,并拓地数百里;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辽左屡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驯治水而河淮无患。居正之功如是,虽有威权震主之嫌,较之严嵩,判若黑白矣。主虽至愚,未有以乱政为良相,以安社稷为奸相者也。然则任相之道,岂难能哉?显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严师,信之如筮龟,无言不从,无规不改,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可谓盛矣。” 

爱新觉罗·福临:“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

纪昀:“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魏源:“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梁启超:“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黄仁宇:“世间已无张居正。”

熊十力:“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潘博:“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 

黎东方:“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当年明月:“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陈泽敏:“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即使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懂他。” 

纪念建筑

张居正墓区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沙市西北张家台,占地15 亩。墓地原有的石人、石马、石龟、石狮等大多在“文革”期间损毁。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后,墓葬已被修葺一新。现存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所立石碑一通,高3. 6米,宽1.24米,上刻“明相太师太傅张文忠公之墓”。碑前还有石制香炉、烛台,再前有半月池,墓四周有土筑莹墙,高3米。 

张居正故居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古城东大门内。荆州古城一条以张居正命名的街巷由来已久,顾名思义张居正故居就在这条街道上。由于历史原因,其故居毁于战乱。为了给后人提供缅怀、纪念张居正的场所,荆州市决定重建张居正故居。因“江陵碑苑”地理位置处于张居正故居附近,因此利用其闲置资源重建张居正故居,并以其原有建筑景观布局。具体内容包括大学士府、九鸟苑、陈列馆、文化艺术碑廊、首辅论证群雕等。

查看更多>>

曾国藩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曾国藩居住过的 欧阳故宅1811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1826年(道光六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1832年(道光十二年),曾国藩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

1834年(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1835年(道光十五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步入仕途

在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1840年(道光二十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七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升侍讲学士。不久,同榜进士李文安之子李鸿章入京会试,投其门下受业,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

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组建湘军

1851年(咸丰元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5月,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1853年(咸丰三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8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大战太平军

1854年(咸丰四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七月二十五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曾国藩坐困南昌。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于8月15日抵达南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之役战死。12月,曾国藩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攻占南京

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曾国藩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1864年(同治三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7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湖广总督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追剿捻军

1865年(同治四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希望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主办洋务

1867年(同治六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曾国藩抵达北京,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天津教案

1868年(同治七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

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

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

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被称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匾落拔除烧毁就是因为此事)。

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 

回任两江

1870年(同治九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1871年(同治十年)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九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十一月抵达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

3月20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1873年(同治十二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军事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书法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人格修炼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

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早年修身十三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历史评价

《清史稿》: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

李瀚章: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石达开: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朱孔彰:中兴景运,群公辈出,十年之间,削平大难,非天生圣相而振兴之,乌能若是邪?然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宏济艰难,虽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谋也。赵衰之言曰:“说礼乐,熟诗书,为元帅。”孙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谓为三不朽。”公独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国,老成至计,谋出万全,可谓至忠矣。 

欧阳昱:予观文正一生,不善用兵而善用人,牛溲马勃,无不收纳。所以群才效用,大寇荡平,而为中兴第一功臣也。 

梁启超:①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②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谭嗣同: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

章太炎: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

蔡锷:①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②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蔡东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 

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①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②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

蒋廷黻:国藩以执两之道,贯经世之学,于社会之改造,则恢复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谓守旧;于民族之前途,则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谓革新。二者同时进行,乃其对我国近代史之大贡献也。盖徒然恢复旧礼教,则不能抵抗帝国主义者之机械科学,何况旧礼教之本身,亦复百孔千疮,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复固有之美德,则此腐化之旧官僚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更何况社会民族之立场,有何术以全盘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国藩,诚以其眼光远大,订此救国救民之方案,与后日国父之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矣。 

陈公笃: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 

徐中约: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轶事典故

巨蟒转世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爱吃鸡,却又最怕鸡毛。当时紧急公文,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他才敢拆读。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焚烧鸡毛,毒蛇闻气就死了,龙蛇之类,也畏惧这种气味。”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 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比贼笨

曾国藩小的时候天从并不高,其实可以说比较笨,他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读书,有一篇文章他重复读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来。他就一遍一追地读,一遍一遍地背。夜已经很深了,他仍然没有背下来。这可急坏了一个人。原来,他家来了一个贼人,就潜伏在他书房的屋榆下,想等他读完书睡觉之后再进屋偷点什么。可是贼人在屋外等啊等.就是不见曾国藩睡觉。贼人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十分生气地跳进屋子,对曾国藩说:“就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我听几遍就会背了!”于是贼人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曾剃头

曾国藩“曾剃头”的外号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号。杀错的人有没有呢?有。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审鸡蛋案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千年死一个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亲属成员

长辈

太高祖:曾贞桢(元吉公)

高祖父:曾尚庭(辅臣公)

曾祖父:曾衍胜(竞希公)(1743—1816)

祖父:曾玉屏,字兴阝文(星冈公)(1774—1849)

外祖父:江良济(1750—1835,字沛霖,号云峰,行聪六。原配刘氏,1750—1778,早殁)

外祖母:熊氏

父:曾毓济,字竹亭(麟书,竹亭公)(1790—1857)

母:曾江氏(1785—1852)

岳父:欧阳凝祉(1784——1869,初名鳌,又名沧溟,字福田)

岳母:邱氏(生长子牧云,字秉栓,次子凌云,字秉钧,长女适曾国藩,次女适彭治官)

妻妾

元配:欧阳氏(1816—1874,衡阳人)

如夫人:陈氏(1840—1863,江宁人)

兄弟姐妹

兄弟

弟:曾国潢(1820—1886,派名传晋,原名国英,字澄侯)

弟:曾国华(1822—1858,派名传谦,字温甫,出抚给叔父曾骥云为子)

弟:曾国荃(1824—1890,派名传恒,字沅甫,号叔纯)

弟:曾国葆(1828—1862,派名传履,字季洪,后更名贞斡,字事恒)

姐妹

姐:曾国兰(1808—1863),嫁王国九(字鹏远,号万程,贺家坳人,与国兰有二子一女,长子王临三,次王昆八,女适贺孝七之子)

妹:曾国蕙(1814—1864),嫁王待聘(又名王率五,为王国九排行兄弟)

妹:曾国芝(1817—1846),嫁朱咏春(又名丽春,号存一,梓门桥人)

满妹(1830—1839,痘殇)

子女后代

子:曾纪第(又名桢第,早夭)

子: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号梦瞻,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妻贺氏(1840—1857,婚后一年难产死,贺长龄女);继刘氏(1841—1903,继配,刘蓉之女。生子女各3人)

子:曾纪鸿(1848—1881,字栗诚,数学家),妻郭氏(1847—1935,名筠,字诵芬,《艺芳馆诗钞》作者,郭沛霖之女)

长女:曾纪静(1841—?,字孟衡),适袁秉桢(乃同乡好友袁芳瑛之子,性傲慢,不甚长进)

次女:曾纪耀(1843—1881,字仲坤),适陈松年(字远济,茶陵人,好友陈源兖之子,曾随纪泽出使欧洲,幼育于曾国藩家,有隐疾)

三女:曾纪琛(1844—1912,字凤如),适罗允吉(1846—1888,字兆升,湘乡人,罗泽南子)

四女:曾纪纯(1846—1881),适郭依永(1845—1869,字刚基,一名立篪,湘阴人,郭嵩焘子)

五女:曾纪芬(1852—1935,晚号崇德老人),适聂缉槼(1855—1911,字仲芳,衡山人,聂亦峰子)

侄子:曾纪梁(魏氏)

侄子:曾纪渠(朱氏)

侄子:曾纪瑞(江氏)

侄子:曾纪官(欧阳氏,刘氏)

侄子:曾纪湘(易氏)

侄子:曾纪寿(李氏,李氏,劳氏) 

故居墓址

故居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国藩的侯府,坐落在位于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东部的荷叶镇富托村,与湘乡市、湘潭县、衡山县、衡阳县毗邻,总占地面帜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是典型的沿中轴线对称的明清回廊式建筑群体。富厚堂坐南朝北,背倚的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围住。从远看去,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张围椅中。周围自然环境优美,后山上树木茂密,古树参天。门前是一片较开阔的平地,平地中有小河向东流去,平地四周峰峦叠嶂,群山环抱。

曾国藩故居已被有关部门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代表性建筑,主要有“白玉堂”、“黄金堂”、“万年堂”、“大夫第”、“富厚堂”等(“有恒堂”为曾国葆故居)。曾国藩先后晋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授“英武殿大学士”,升“光禄大夫”,谥称“曾文正公”。同治4年(1865年)秋,素无终身官场打算的曾国藩,准备先动员家眷回籍“立家作业”,自己以后再作引退,因夫人欧阳氏对旧居黄金堂门前“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为安”,即令其子曾纪泽,“回湘禀商两叔”,移兑富托庄屋,由曾国潢、曾国荃、曾纪泽经手主持,依照候府规模,花十年功夫营造了富厚堂。富厚堂占地四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9202.86平方米,为土石砖木结构,回廊式风格,内外群有八本堂、求厥斋、旧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凫藻轩、棋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当年正门上悬挂着“毅勇侯第”朱地金字直匾,门前花岗石月台上飘扬着大清龙凤旗、湘军帅旗、万人伞等,景象颇为壮观。整个建筑虽具侯府规模却古朴大方,虽有雕梁画栋却不显富丽堂皇,基本体现了曾国藩对建宅“屋宇不肖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即占去四亩,亦自无妨”的意旨。1866年秋,主楼竣工,曾国藩夫人、子女和儿媳即回籍住进了富托新屋。

富厚堂原称八本堂,取曾国藩的“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而得名。后曾纪泽据《后汉书》“富厚如此”而改现名。富厚堂虽不胜家华,然曾国藩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接腊月甘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因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富厚堂是否可称“曾国藩故居”,社会上颇有争论。1995年10月,双峰县人民政府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举办了全国首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专程到富厚堂参观。

墓址

曾国藩墓曾国藩墓,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沙城西南15公里处望城县平塘镇桐溪寺后伏龙山上。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归葬于此,墓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 

查看更多>>

周公

人物生平

辅佐武王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作为儿子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姬发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姬昌取得了商纣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125年),武王在丰地秘密地与周公接触,武王日夜思虑灭商之事,悄悄地考虑怎样才能得到诸侯的配合与响应。武王担心推翻商朝的时机到来后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周公回答说:“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

武王计划灭商,但也担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125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对周公说:“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说自己早晚都在戒备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他向周公求谋,从而恭听以勤谨地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劝诫武王顺德谋事。

公元前1124年举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会盟与誓师中,也体现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东校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这次行动,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此次行动由“周公辅行” 。他们制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这次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这对于武王坚定灭商决心,继续修德待时,是一个更好的促动。

克殷建周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 。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前1123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纣王因大军前往东方征讨东夷,临时组织囚犯抵挡,结果囚犯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灭掉殷商之后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把原来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管叔鲜掌管,庸由蔡叔度掌管,史称“三监”。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于曲阜。封太公望于营丘。封召公奭于燕。

分陕而治

武王灭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权 。管叔和他的诸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 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鲁”称号建立鲁国,国都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东省南部。

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决定分陕而治。“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三门峡陕县张汴塬)。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陕之后,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二次东征

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写了《大诰》。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以藩屏周

周公旦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把国都迁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驻兵八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殷人灭夏、周人灭殷,都是拱卫国都的周边封国被灭导致的,如夏末的韦,顾,昆吾皆是异姓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卫者,周文王伐灭后,武王则可以长驱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灭纣。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到国都的周边拱卫王都,这和武王时期的分封已经有本质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七十一个封国,把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分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丘),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夏禹的后代,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虞舜的后代,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卜都定鼎

据何尊铭文载,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设想,武王还曾为此夜不能寐,对周公叹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巩固新政权,周武王曾考察过伊﹑洛二水一带的“有夏之居”,准备于此建设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实行便驾崩离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对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迫切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秉承武王遗志,建洛邑,在东征平叛以后,这件事更具有紧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瀍、涧四水汇流其间。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执政的第五年,正式开始大规模营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涧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对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过程,在《尚书》中也有有简明扼要的描写:据《尚书·召诰》载: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达洛邑,经“卜宅”得到吉兆后便正式奠基动工 。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来到洛邑。二十一日,在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后,他向殷商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发布了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

累、复格、藻税、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的通道。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因此地原有鄏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鄏”。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

据《尚书·洛诰》载:“当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典。周公带领百官,使他们在旧都熟悉礼仪之后,再跟从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开始用殷礼接见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这些礼节是非常隆重而有条不紊的。 

制礼作乐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据《尚书大传·康浩》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周公摄政期间,就在继承《万》舞的基础上,于六年制礼作乐时先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七年洛邑告成,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致政成王

周公旦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 。《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终前,周公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 ,之后周公被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主要成就

周公的成就从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看,主要为军事上,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中心;政治上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嫡长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制礼作乐集周礼之大成。

军事成就

二次克殷

灭殷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周公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奭。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稳定周朝的统治。

周公以商朝灭亡和“三监”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 

八师戍守

二次克殷之后,周公认为有必要扩建直属国家的武装力量,于是对三监的军队进行收编,又另建了一支八师,主要由周人组成,驻守在以新筑的成周为中心的的河洛地区的政治中心,戍守周天子,所以称为“成周八师”。成周八师(西周周公东征后,开始驻守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的军队)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南夷。 

周公将殷移民迁到成周城,又收编西周时期驻守商故地的军队,建立殷八师,大约二万人。主要任务是镇抚东方及监视殷遗民。 

同时,编制西六师,保卫以镐京为中心的周人兴起之地的西土,因位于西部,所以称“西六师”,主要由周人组成。

成周八师、殷八师、西六师由周天子亲自委派的大贵族或大官僚担任指挥官。由此可见,周天子掌握的军队有十数万人之多,这就有效地保证了奴隶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政治经济

在政权与各种制度的建设方面,周公继承损益前代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例如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等,井然有序,使政治上有君臣上下之分,有等极之别:在宗法上有大宗、小宗之别;在经济上上分公田、私田,使民不失耕。 

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

文化成就

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的道德规范,制定了完整的礼仪仪式,此外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完善礼乐

周公制礼,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之一。礼发源极早。“礼”字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据《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判断,最初的礼只是人们祈求鬼神的特定仪式。周公“制礼”则是为了满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的不同行为规范。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孔子曾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初的礼乐是沿袭夏、商而来的,不过,在周初,由以周公为首的西周贵族陆续加以厘定、增补、汇集、渐渐成为法定的制度。《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礼论》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经过周公修订的礼乐,则主要是用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宣扬道德理想,与其说周公制礼作乐,不如说周公对殷礼进行了一番改造以适应新生的政权。

周公制礼作乐,并非仅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礼和置换典礼所用之乐歌,而是涉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不同于殷人的社会制度,虽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礼作乐时亲手制定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摄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周代社会制度的基础。 

可见,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前无所因的创举,而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损益夏商旧礼,结合周族原有的习惯,制定出的一套调整宗法人伦制度和行为规范体系 。

作为“人情所不免”的乐,本就是随人类文明而发展。在中国,如果从贾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阶形态算起乐在中国至少有九千年,乐既反映和表达人的情感,也显现多种功能性意义,但乐为礼制用途如此彰显的确应从周公始。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乐与礼制仪式相须且固定为用形成常式与风格,当依等级观念在使用过程中按用乐类型乐器拥有数量和乐舞承载人数之多寡分出尊卑贵贱,也就成为“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即礼乐和俗乐。所谓乐分礼与俗,恰是因有了礼制用乐方显俗乐意义没有礼也无所谓俗,从这种意义上讲,周公开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的先河。 

敬天保民

周公制礼,着眼点不限于诸侯,他较多关注下层庶民。在平三监之乱后,周公封胞弟康叔于商都朝歌。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

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旦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周公写作三篇文告给予康叔的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旦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

《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多士》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全文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给了我“小邦周”,决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把你们从“天(大)邑商”迁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怜你们的,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就地安居,有你们的田地,有你们的住宅,“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有德,还被任用。上天会可怜你们,否则,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 

明堂朝觐

古代建都城,在国之阳位,要设一取象天地而上圆下方、四周圜水的建筑。为布政之宫,四户八牖,以便声教四达,称明堂。《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条郑氏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记其多种功能:“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正室则曰大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圆水则曰辟雍,虽名别而实同。”《诗·周颂·我将》表明曾“祀文王于明堂”。

明堂在周初,最重朝诸侯之用。当诸侯方国朝见周公时,周公以天子身份,背负斧纹屏风,面朝南而立,诸侯贵族按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高低,依次站在周公对面的中阶之上,东西阶和门东西,夷、蛮、戎、狄分站在东、南、西、北四门之外,较远的九采站在南面的应门之外,极远的四塞每世一来朝,告新君即位而已,不安排固定的站位。

这般一丝不苟精心安排的诸侯朝觐天子的礼仪,无疑能十分明确天子诸侯之间尊卑上下的等级,使各安其位以维护统治秩序,这就是周公制礼的目标所在了。关于这次明堂活动的时间内容,《明堂位》说的正是周公“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颂·清庙序》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颖达《疏》:“成洛邑在五年则朝诸侯在六年,明此朝诸侯与《明堂位》所朝为一事也。”那么《礼记·明堂位》所载周公朝诸侯于明堂,是周公营建洛邑成功之翌年,一系列庆典活动的一部分,此外还率诸侯庙祭文王,又颁度量,推进政令之划一,并以制礼作乐,为他这一年工作的重心,结果“天下大服”,周公的事业达到成功的巅峰。 

历史评价

汉初大思想家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周公庙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平定三监之乱后,大行封建,营建成周(洛邑),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与发展周朝统治上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营建洛邑。相传他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制、分封制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他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之一,《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论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赞颂了周公的德才。汉朝的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直到唐开元时期,有着强烈权力欲的唐玄宗作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厉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改以孔子为主。唐朝的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

周公旦“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影响了后世几千年。

家族成员

祖父母

祖父:季历,本名姬历,也称王季、周王季

祖母:太任

父母

父亲:姬昌,史称周文王、西伯侯、西伯昌

母亲:太姒

兄弟

兄:伯邑考、周武王(姬发)、管叔鲜

弟:蔡叔度、霍叔处、郕叔武、卫康叔、毛叔郑、冉季载、郜叔、雍伯、曹叔振铎、滕叔绣、毕公高、原叔、丰叔、郇叔等。

子孙

子:伯禽、君陈、蒋伯龄、凡伯、邢朋叔、茅侯、胙伯、祭伯

后世:周公旦之子分别被封到周国、鲁国、凡国、蒋国、邢国、茅国、胙国、祭国等国为君,他们的后代均为周公旦之后。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56年),楚考烈王迁鲁顷公姬雠于下邑(今安徽省砀山县)为民,鲁国灭亡。姬雠之子姬晦在鲁国诸公之墓傍而居。汉平帝时期,封鲁顷公八世孙公子宽为褒鲁侯,奉周公祀,公子宽死后谥为“节”,其子公孙相如袭爵,王莽新朝时期,又封相如后裔姬就为褒鲁子。 

文献记载

《史记·鲁周公世家》 

《尚书》(见《尚书》之《周书》相关篇目)

《诗经·豳风·破斧》

《何尊铭文》(《何尊》铭文记载周初营建成周的史实) 

清华简《系年》 

典故轶事

周公吐哺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典出《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周公姬旦派长子伯禽(又称禽父)去管理鲁地(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而鲁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伯禽,姬旦没有去封国做国君),临行时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却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来接待贤士,这样还怕失掉天下贤人。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因有国土而骄慢于人。” 周公礼贤下士,求才心切,进食时多次吐出食物停下来不吃,急于迎客。后遂以”周公吐哺”等指在位者礼贤下士之典实。

恐惧流言

周公恐惧流言,典出唐代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一成语,说的是两个人:西周时的姬旦与西汉时的王莽(新朝建兴帝)。

周公有圣德,辅其兄武王姬发伐商,平定天下,定了周朝基业。武王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相代。藏其册于金滕,内容无人得知。后来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尽心辅佐,将周成王抱于膝上,朝见诸侯。当时其庶兄管叔、蔡叔图谋不轨,但忌惮周公,于是在列国间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图谋篡位。久而久之,周成王起疑。周公为避祸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后来有一日,天降大雨,雷电击开金滕,成王见了册文,方辨明忠奸,诛杀了管叔、蔡叔,迎周公重归相位。假设当管叔、蔡叔正四处散布流言诬周公有反叛之心的时候,周公便一病而亡;假设金滕之文始终未被成王所知,那就说不清楚周公姬旦到底是忠是奸了。后世的史书中周公岂不就成了奸臣。

王莽,字巨君,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汉成帝刘骜的表兄。其人奸诈,依仗外戚专权,阴谋夺取汉家刘姓天下。但他深恐人心不服,于是预先谦虚恭谨、礼贤下士,假行仁义,当时天下人都齐声称颂王莽的圣贤仁义之名。后来王莽终从王太后处逼得传国玉玺,自立为帝。假设王莽在代汉称帝前就死亡,那就没人知道他心底的不臣之心。其后的史书中王莽就成了一代贤臣,名垂青史了。

此诗大抵说人品有真有伪,须要恶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恶。

惩前毖后

周武王姬发死后,他的儿子姬诵继位,称周成王。因成王年龄很小,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便由周公姬旦辅佐,处理政务。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是野心家,他们很想篡位夺权,但又惧怕周公,于是就合谋陷害周公,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周公要谋害成王。夺取王位。年幼的成王不断地听到这些流言,对周公就不太信任了。周公本来一心辅佐成王,却遭到诽谤,为了躲避嫌疑,让成王认清事实真相,他便辞离京城镐京,到了洛阳。后来成王明白了事实真相,悔恨自己听信谗言,于是用隆重的礼仪把周公请了回来。

管叔、蔡叔贼心不死,他们与纣王的儿子武庚勾结起来发动叛乱,阴谋夺权。成王命周公率兵镇压叛乱。周公领兵很快就讨伐平定了管叔、蔡叔和武庚发动的反叛。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政权归还给成王,使他亲理国政。成王正式接管朝政那天,前往祖庙祭告祖先。在祭礼仪式上,成王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很有感慨地对文武百官说:“我一定要从以前的惩戒中吸取教训,以防止后患。”

周公之礼

古人讲的行周公之礼指的是行房事。

相传西周初年男女滥情,但是周公发现这样不行,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周公之礼”通俗指夫妻同房,做爱,发生性关系。“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有点戏谑的意味。

周公之梦

周公是一个在孔子梦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在儒教长期主导文化的中国,周公也就不可避免的直接与梦联系起来,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表明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以“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之言,隐喻周代礼仪文化的失落。

周公假王

灭商归来,在镐京武王同周公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诚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祈祷以后,武王的病虽然有所好转,但不久还是病故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群公惧,穆卜。”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发挥了王的作用。这在当时是自然的事情。古书中有不少周公称王的记载,只是到了汉代,大一统和君权至上局面形成之后,周公称王变成不可思议,于是才有周公是“摄政”“假王”的说法。

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从春秋时期,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周公解梦

《周公解梦》,是后人借周公旦之名而作,为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在术数史上,很难发现解梦之术,列于此,只因梦文化在民间甚为流传,并能从梦中预测吉凶。

后世纪念

洛阳周公庙与陕西岐山、山东曲阜周公庙,并称为海内三大周公庙,皆为祭祀西周初年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周公姬旦的祠庙,亦称元圣庙。

洛阳周公庙

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唐初(618年),由隋将王世充草创。王世充为了抵抗李密瓦岗军,诈称左军卫士张永

通三梦周公,为周公立庙,每出兵辄先祈祷。周公庙地处隋唐东都洛阳城宫城正门——应天门内东侧,唐太宗贞观年间和唐玄宗开元年间都曾予以重修。《河南府志》著录有《唐开元重修周公祠碑》。《河南通志》记载,明嘉靖四年(1525年)又在旧址重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重修。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河南府知府王来庆将仅残存定鼎堂的周公庙进行全面大修。清乾隆八年(1743年)、五十五年(1790年)与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多次重修。1992年以来,明建定鼎堂、清建会忠祠(今礼乐堂)与三殿、两厢,都又陆续修缮。 

陕西周公庙

周公庙风景名胜区,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北六公里处的凤凰山南麓。唐武德元年(618)为纪念西周政治家

周公姬旦修建。庙内古树参天殿堂成群,除了周公正殿外,还有召公、太公、等周人先祖及功臣勋将的配殿,汉白玉武将像等古迹名胜。庙区现存古建筑30余座,占地约7公顷,整体建筑对称布局,殿宇雄伟,亭阁玲珑。庙内现存碑与石刻众多,并有汉、唐、宋、元、明古木多株。

曲阜周公庙

山东曲阜周公庙位于曲阜城东北里许处的周公庙,全称文宪王庙,亦称元圣庙,是祭祀周公的庙宇。因封建帝王曾封周公为“元圣“,故又得名为元圣庙。公元1008年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在太庙旧址重建新庙。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建,达现今规模。周公庙现占地28000平方米,三进院落,有门、坊、亭、殿等明、清建筑13座57间。其间桧、柏、楷、槐等古树庇荫,十分壮观。周公庙的大门额题“棂星门”。门内左右各立石坊一座,东坊额刻“经天纬地”,西坊额刻“制礼作乐”,赞颂周公德绩。元圣殿是周公庙的中心建筑。殿内塑有周公像,正中上悬“明德勤施”匾额。


  

查看更多>>



可以说,中国十大名相能称得上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一时雄杰,他们致力于国家改革和发展,辅助君主,将国家变得强盛。因此,十大名相是值得后世尊崇和学习的。

优德娱乐场w88 伟德体育 葡京 伟德1946 ca888亚洲城 优德88网站